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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十七年”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建构对策与深层机制

论文导读:过活跃借贷、买稻种、新法栽稻等事件,决然地分成了两个“阵线”。而在两条路线上犹豫徘徊的农民梁三老汉则更倾向于后者。与儿子梁生宝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农业互助组发社会主义大“家”不同,梁三老汉对待社会主义革命上,经历了抵触、怀疑到理解直至皈依到共产主义信仰的曲折历程。最终,蛤蟆滩的贫民在梁生宝这一引路人的带动下

“十七年”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建构策略与深层机制摘要 “十七年”文学中的农村题材小说,写作人数、作品数量都首屈一指。这是对“五四”以来乡土文学的延续,更是“时代精神”感召下的创新。本文从形象分析入手,以“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经典作品为例,从历史和人文的多维角度解读“十七年”文学中农民形象的建构性理由。
  关键词:“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 政治意识 农民形象 建构策略与深层机制
  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革”爆发的文学书写,被界定为“十七年”文学。“十七年”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文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自己独特的文学想象方式昭示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叙事权力的掌控。小说无疑在这一时期占有相当地位。这一时期的小说,就题材而言,主要集中在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上,主要描写了农民由个体私有制向集体公有制转变的全过程。
  进入新时期,文坛开始总结农村经济失败教训。人们否定“文革”的同时,对“文革”前的“十七年”文学也产生了质疑。这其中既有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寻求心理补偿的驱动,亦有对这一特殊历史的再度反思。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贫穷落后的新中国在成立之初,除了可借鉴前苏联的实践经验,并无他法。所以,作家的创作只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各个历史阶段国家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策条文,这是国家意志力的体现;二是来自实际生活中的普通人民群众,这是民间的价值标准在文学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意志“共名”时代,作家从感情上接受了这是一次废除土地私有制的伟大革命。所以,“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在一定作用上保留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十七年”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自己独特的文学想象方式昭示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叙事权力的掌控,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便成为承载这一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效符码。
  作为农业大国的新中国,农民最为迫切要求解决的是土地理由。“十七年”文学中农民形象塑造大都是以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等作为活动背景的。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乡土小说叙事中的农民形象相比,他们虽然尚未完全摆脱闰土、阿Q等优秀典型的历史胎记,但确实明显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一 人物设置模式类型化
  在对待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上,作家毫无疑问是站在与时代共名的立场上的。小说的基本构思、人物设置,包括阶级斗争的形式,都保持了与国家意志下时代的高度一致,主要正面人物往往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高大全”。在人物的设置上,“十七年”文学显现出鲜明的类型化模式:有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成长的一代新人,也有顽固保守的“旧人”,还有犹豫徘徊的“中间人”。三种类型化的人物形象设置,实质上寓意了三种不同路线的对比。在人物性格上,他们也被作了单一化的处理。
  例如,在柳青的《创业史》中,塑造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式农民英雄人物梁生宝,旧式农民姚世杰、郭士富和郭振山。他们通过活跃借贷、买稻种、新法栽稻等事件,决然地分成了两个“阵线”。而在两条路线上犹豫徘徊的农民梁三老汉则更倾向于后者。与儿子梁生宝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农业互助组发社会主义大“家”不同,梁三老汉对待社会主义革命上,经历了抵触、怀疑到理解直至皈依到共产主义信仰的曲折历程。最终,蛤蟆滩的贫民在梁生宝这一引路人的带动下,通过农业互助组摆脱了困窘的生活。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中,作者以刘祥为典型,申述农民如果不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大道,就面对失去土地、沦为佃农的危险,从而肯定走合作化道路的必要性。
  除此之外,李凖的短篇《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耕耘记》,以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出现的“两极分化”来证明农业集体化的正确性。这种政策图解式的叙事和农业合作化的政策宣讲一致,具有宣传合作化运动、劝说农民入社,拥护合作化的政策目的。
  二 被寄予浓重的阶级意识
  近代中国,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空前增强。中国 带领中华民族共同抗日,推翻了农民身上背负的枷锁,解决了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理由。因此,在时代的演进中,随着农民对中国 认识不断地深入,“没有 ,就没有新中国”成了此时农民自觉的共识。
  国际环境上,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仇视态度。这同农民建设美好生活的愿望相违背,农民要求巩固既得利益捍卫革命成果的愿望也显得更加强烈。
  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被书写出的乡土文学文本中,农民大都是作为受苦受难的对象“粉墨登场”,连最基本的人格尊严和存活权利都被剥夺殆尽。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或者不能意识到自己痛苦和悲剧命运的根源,对待苦难只是逆来顺受。即使极力反抗,也不免归于失败。所以作家在塑造这一时期农民的形象时,凸显他们善良淳朴品德的同时,更侧重于体现他们身上麻木、愚昧和落后文化心理成分的批判。在乡土文学的传统里,中国农村社会同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来反映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从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祥林嫂等乡土农民形象,我们不难想象鲁迅是怎样以痛切的批判劳苦大众在自我斗争中的精神枷锁。诚如鲁迅所言:“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这一时期作家创作的目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所极力表现的是农民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即便是偶有矛盾、徘徊等不协调因素,最终仍然会赋予大团圆的结局。正如批评家比较鲁迅和赵树理:“鲁迅固然是阴郁的,但老舍、丁玲比他更阴郁。而赵树理所描绘的农村生活,即便是在令人心酸的抗日战争或国内战争中,仍然是稳定而明朗的,前途总是会放射出明朗的光辉,农民安居乐业,优哉游哉。”
  “十七年”时期,土地革命将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农民分得了土地,在翻身之后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是衷心拥护的,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也势不可挡。作家对农民落后文化心理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弱化。例如,在《创业史》中,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农民探索农业或作画的道路,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义农村改造的展现,作者所要传达的正是对这一理念的演绎。 全文地址:http://www.7ctime.com/xcxlw/lw48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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