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宋至清对庄子之文学评论举要

论文导读：
[摘要]宋至清对庄子之文学评论主要有三个：其一，对庄子文学地位之评论。或称其书为“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或尊其为“文章家鼻祖”，或将之列入“宇宙四大奇书”、“天地四大奇书”。其二，对《庄子》文本之评析。涉及《庄子》文本的总体艺术审美特色，内、外、杂各部分之特点，各篇要旨，还具体到节、段、句、字，颇多精当之说，体现了前人对《庄子》文本钻研、涵咏工夫之深。其三，庄子对后世作家、作品影响之探析。涉及《庄子》对诗、赋、散文、小说等各类文体之影响。
[关键词]宋至清；庄子；文学评论
[]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4-0011-06
对庄子的文学评论，《庄子》书中就有。如《天下篇》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云云，就可以看作一种文学评论。其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大抵皆寓言也”云云，也可以看作一种文学评论。不过，真正的文学评论是在中唐古文运动以后，到宋代才比较具体且视角较广。各种诠注评批、别集、序跋，以及诗话、词话、赋话、文话等，都有对庄子的文学评论。故本文从宋始讨论。宋至清对庄子之文学评论涉及范围甚广，这里主要列举三个方面。

一、 对庄子及其文学地位之评论

早在西晋，儒家倾向明显的玄学家郭象就已在《〈庄子注〉序》中称庄子：“不经而为百家之冠”。郭氏讲的“不经”，字面上可泛泛地理解为不符合常规，实指不符合儒家经典。郭的评论意为，相对于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庄子居于首要地位。细细推敲，郭氏所评的“诸子之冠”，还主要指庄子哲学思想方面的“知本”，文学作用并不明显。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评《庄子》：“晚周诸子，莫能先之”，看上去与郭氏无异，实则鲁迅的立足点在文学，其“诸子”包括儒家。郭象的评价后世曾有人质疑。明代孙应鳌为王雱的《南华真经新传》作序，回应这种质疑说：“世评《庄子》不经而为百家之冠，夫‘不经’何足冠‘百家’？盖徒见决圣智、弃仁义诸语，为悖尧舜周孔，皆泥其辞而不达其意。”[1]意曰，庄子只是言语上同儒家相悖，实际上并不反儒。唐代成玄英《〈南华真经疏〉序》说庄子：“钳键九流，括囊百氏，谅区中之至教，实象外之微言”，“九流”、“百氏”当然包括儒家，而“至教”则表明庄子地位在儒家之上。成氏本人是道士，加之唐初的崇道语境，故有此种评价。成玄英的评价比郭象高，却不如郭象的评价那样为许多人所接受，这是因为郭象的评价比较适合后世儒学语境的缘故。
从中唐开始，《庄子》被尊儒尚文的韩愈、柳宗元、李翱等所重视。韩愈在《进学解》中所开列的古文典籍包括《庄子》，为后世重文之士推崇《庄子》提供了理由。北宋崇儒气氛浓厚，不少崇儒的文士，如苏轼、王安石、王雱等喜欢《庄子》，但心思多放在对《庄子》中的反儒言论加以 “回护”上，尚未能论及庄子的文学地位理由。到了南宋，对庄子的文学评论多起来了，对其地位的评论也就重新成了话题。如林希逸《〈庄子口义〉发题》借用陈亮的话说庄子：“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郭子玄谓其‘不经而为百家之冠’，此语甚公”，就是有名的评论。
明人对庄子的文学地位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一些评价非常之高。如杨士奇说：“《南华经》矢口而言，粗而实精，矫偏而论，正而若反。读者须大其胸襟，空其我相，不得以习见参之，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也。”按：此条不见于今传杨士奇之《东里集》，见于明人陈治安《南华真经本义》之《南华附录》卷8，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27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出版，第172页。陆西星《读南华真经杂说》亦有此语：“《南华经》皆自广大胸襟流出，矢口而言，粗而实精，矫偏而论，正而若反。读《南华》者，须大其胸襟，空其我相，不得以一习见参之，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不独以其文也。”见《南华真经副墨》，《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7册，第28页。陈治安所录是否为陆西星语而假托杨士奇，姑存疑，然为明人对庄子的评论则无疑。清代藏云山房主人所撰《藏云山房老庄偶谈录·杂说摘要》录此作陆长庚，即陆西星语。见《南华经大意解悬参注》。清人徐廷槐《南华简抄引文》引此数句作“前人每论《南华》，矢口而言，粗而实精，正而若反，此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今之论庄者引此以为徐廷槐语，不确。徐廷槐既曰“前人”，则表明非己语。称《庄子》为“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是从阅读效果立论，认为《庄子》同诸子比较，其思想与表达的自由更能拓人胸襟、开人眼界。蔡毅中《〈南华真经评注〉序》说：“余尝读《庄子》，谓其言虽无谓而独应，若超无有而独存，其狂怪变幻，能使人骨惊神悚，讵不称文章大观哉！……庄子者，九经之庶子，而老氏之忠臣也。老氏于礼也犹曰乱首，充其说诈为仪、秦，惨为申、韩，流污为乡愿，庄子不失其派，尤能扩大之，信可为百家冠矣。”[2]（p10）蔡氏称庄子为“百家冠”，表面上是继承了郭象的说法，实际上有自己的视角：他既肯定庄子的文章堪称“大观”，又肯定了《庄子》为儒经之“庶子”、老子之“忠臣”，从庄子对儒、老的继承与开拓角度论证了庄子在诸子百家中的突出地位。明代陈治安从文学影响的角度说：“《淮南》《吕览》袭其词，退之、眉山善其法，大哉庄子文也！乃文章家鼻祖，其精神至今犹在。”[3]（p29）称庄子为“文章家鼻祖”，是从庄子对后世的影响着眼，从肯定庄子为文可为后世法的角度肯定了《庄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文学特色说，宋代就有人认识到《庄子》同楚辞一样，其突出审美特色是“奇”。如苏辙曾说：“微言精老易，奇韵喜庄骚。”[4]（p54）陆游也说：“遗文诵史汉，奇思探庄骚。”[5]（p4296）古人又常以有价值又不易见之书为“奇书”。“奇书”兼有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内容新颖脱俗，形式翻空出奇，自出机杼，出人意表，不同一般，即使书肆流行，家藏户有，也可以称之为“奇书”。明代“嘉（靖）、万（历）间，三大师（指禅师雪浪恩公、臞鹤悦公、湛怀义公）比肩长干（今属南京），而老庄盛行于世。先是历下（指李攀龙）、娄东（王世贞）、论文导读：0）此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一都曾引用，为宋人之说无疑。到清代，除李绿园，乔亿也说：“诗学根本《六经》，指义四始，放浪于《庄》、《骚》，错综于《左》、《史》，岂易言哉！”（p1069）可见以《左》《史》《庄》《骚》为“四大奇书”，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庄子》进入“四大奇书”的过程表
谼中（汪道昆）诸公，皆以著作显，竞搜奇猎艳于漆园，而三大师独标名理”[6]。在文人普遍把《庄子》当作搜奇猎艳渊薮的氛围中，《庄子》进入“奇书”之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明人有3种“四大奇书”之目，其中两种包含《庄子》。第一种是王世贞把《史记》《南华》《水浒》《西厢》合称为“宇宙四大奇书”；第二种是冯梦龙、李渔把《三国》《水浒》《西游》《梅》合称为“四大奇书”[7]（p1）。第三种，今人多未道其详，只标举出了清代李绿园《〈歧路灯〉自序》的“古有‘四大奇书’之目：曰盲左，曰屈骚，曰漆庄，曰腐迁”。李绿园所谓“古有‘四大奇书’之目”，具体“古”到什么时候，却未见有人指明。其实张溥《庄子序》给我们提供了某些信息：“若其（指庄子）文章，变化离奇，神鬼杳眇，山川、风雨、草木，其观已止。先辈云：‘六经而外，惟《左》《史》《庄》《骚》为天地四大奇书。’非虚谀也”[8]（p5）。张溥所说的“先辈”具体指谁，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明代早于张溥的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五四《黄先生墓志铭》有“文喜左氏、庄、骚、太史，得其旷婉”[9]之语。再往上溯，南宋陈傅良就已把左、史、庄、骚并列：“六经之后，有四人焉，据实而有文彩者，左氏也；凭虚而有理致者，《庄子》也；屈原变国风、雅、颂而为《离骚》，子长易编年而为纪传，皆前未有比，后可以为法，非豪杰特立之士，其谁能之！”[10]（p190）此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一都曾引用，为宋人之说无疑。到清代，除李绿园，乔亿也说：“诗学根本《六经》，指义四始，放浪于《庄》、《骚》，错综于《左》、《史》，岂易言哉！”[11]（p1069）可见以《左》《史》《庄》《骚》为“四大奇书”，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庄子》进入“四大奇书”的过程表明了庄子文学地位的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