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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中文得主莫言和高行健在社会中地位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25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3213 浏览:148736
论文导读:
莫言和高行健分别于2012和2000年问鼎诺贝尔文学奖,都引起了争议。这不禁引起我的关注和深思:两人的经历和文学作品存在着众多明显的差异,那么这两位使用中文创作的作家之间是否存在共同之处呢?通过两人的论文集和颁奖前一天在瑞典讲坛发表的演说辞,我力图进一步阐述他们所持不同的立场,尤其是作家角色与社会干预之间的关系。两人都是中文作家(高行健1997年入法国籍),他们的出生、教育、生活经历以及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高行健1987年旅居法国)却截然相反。然而深入研究他们的作品之后,便发现两者有很多重要的相似之处,这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他们在对待获奖颁发标准以及身份理由所持有的态度。
首先简略地回顾一下两位作家的生平,然后阐明他们在获奖后发表的观点的共同之处。此外用迂回的方式,介绍一下其他“诺奖”得主,因被瑞典文学院授予奖项而知名世界的作家,如阿尔贝·加缪、奥尔罕·帕慕克、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他们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文学观。
高行健生于1940年,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高行健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完成了他的法语学业。莫言生于1955年,1976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作为翻译家,从1970年起,高行健有机会读原版的法国文学或法语出版的外国文学,而莫言从1980年起通过翻译才接触了世界文学。当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的文学思潮兴起时,作为戏剧家和文学评论家的高行健已很有名气,如1981年出版了理论作品《现代小说技巧初探》,1983年发表了话剧《车站》。他并不属于这些文学潮流。高行健比这些潮流的代表作家如阿城、韩少功等人年龄大,不属于知青,但曾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接受再教育。莫言也没有上过山下过乡,理由很简单,他从小就生活在农村,没有上过多少学,并不是的理由,而是因为“中农”的家庭成分被排除在上学的行列。高行健和莫言存在着如下差别:首先,在1980年代末高行健在法国长期定居,于1998年加入了法国籍(1987年底他已住在法国);而莫言丝毫没有流亡的意愿,他对国家、对居住之地北京都充满了感情,他的山东高密老家更是他长篇和中篇小说的灵感源泉。其次,1989年前高行健还是党员;而莫言始终是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目前他们在各自生活的国家中积极融入了主流社会,得到了认可,并享有世界名誉:高行健被法国前任总统希拉克授予法国文学骑士勋章,中国政府也向莫言的获奖表示祝贺。他俩都在公众场合屡次谈到作家角色与社会干预之间的关系。再次,两位作家都用中文创作小说(高行健用法语创作某些戏剧作品,小说则用中文写作),莫言不懂外文,其作品均用汉语写作,他的创作量远超于高行健。自《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后,高行健专心致力于文学艺术理论、评论及诗歌创作,也会借鉴其他艺术形式如绘画和电影。
接下来,我将继续讨论高行健和莫言关于作家的社会形象的观点。
高行健在其获奖演讲辞《文学的理由》中针对作家形象指出:
作家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可能还更为敏感,而过于敏感的人也往往更为脆弱。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
在2007年高行健发表了《作家的位置》,此文被收集在理论文集《谈创作》中,他写道:
作家不必是斗士,也不以批判和改造社会为文学的宗旨(……)如果作家能清醒认识到现时代作家所处的真实的地位,不如回到这脆弱的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解除了虚妄的个人真实的声音。
显而易见,对高行健来说,作家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是独立,真实的。高行健拒绝作家作为斗士的形象。他和1957年获诺奖的法国作家加缪的立场迥然不同。加缪在他的《艺术家及其时代》一文中谈到:
一位东方智者总是祈祷神明不要让他生活在一个不甘寂寞的时代。我们不是智者,神明自然没有给予恩惠,于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甘寂寞的时代。而神明并不相信我们对它不屑。当代作家对此都很清楚。如果他们表述,他们会受议论和批评,如果他们谦虚,保持沉默,人们则会更猛烈地指责他们的缄默。
对加缪来说,成名作家无论是表达自己的声音还是保持沉默,都会备受争议。
莫言的2012年领奖词题为《讲故事的人》,法语译为《说书人国度》,其中有这样一段:
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
不少的评论指出莫言笔名的暧昧,字面意思是“切莫多言”。其笔名缘由来自莫言的祖母,她深谙祸从口出,一直让莫言“少说话”。而莫言不仅没有保持沉默,且与祖母的告诫背道而驰,屡屡在他的小说、讨论会、访谈中自由表达。
2012年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授予莫言文学奖的时候,他正在山东高密老家中。西方记者很快蜂拥而至,纷纷向他提出颇为敏感的理由。有些理由完全置中国目前状况于不顾,因为这些棘手的理由可能会给莫言带来政治麻烦。莫言以个人名义回应了一些理由。此后,莫言以此问早已答复为由拒绝就相关理由重复表态。然而莫言却遭到了英籍印裔作家萨尔曼·鲁西迪、现居德国的罗马尼亚作家赫塔·米勒的强烈批评:“给这样一位作家颁奖,是对文学和人性的侮辱。评审团选择莫言是一个大灾难,这给文学抹黑。”
这样的谴责来自一位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让人不免惊愕,尤其是米勒本人也曾在极权统治下的罗马尼亚生活过,后成为用德语创作的异己人士。可以推测,米勒本人并没有读过莫言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并不清楚莫言的作品曾在内地屡屡遭致查禁。
从1992年起,即获诺奖8年前,高行健就屡次对文学艺术家干预社会等理由发表过一系列观点。他宣称自己的行为准则不遵循任何主义,即“没有主义”的原则。在离开中国后,他拒绝任何的意识形态,1980年代末他开始流亡欧洲,却始终置身于运动之外。但这不影响他在斯得哥尔摩的讲演中严厉谴责一些现象。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wzxlw/lw48229.html上一论文:试述日本近世文学中的忠孝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