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记》语言艺术

论文导读：
摘 要：《史记》是一部著名的历史著作，但也有着强烈的艺术性。本文从语言为切入点，分析其语言艺术。《史记》的语言具有明显的气势，充盈整个作品；语言具有生动性与形象性；长短句式的变化，雅言与俗语的交替，使《史记》语言具有一种张力，有着极强的表现力。而这三者是不分割的整体，共同形成了《史记》语言艺术的特色。
关键词：《史记》；语言艺术；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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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3-0-02
鲁迅在《汉文学纲要》中评价《史记》，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者是就着它在历史学的地位而言，而后者是从其文学性来说的。《史记》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有许多开创先河之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确定了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修史的模式，记传体的模式成为正史的规范，而其源头当从《史记》开始。不仅在历史领域，在其他领域，《史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仍然是广泛而深远的，尤其是文学领域。它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也具有极强的文学性，从更宽泛的作用来说是艺术性。因为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所以说从语言艺术入手可以对《史记》的艺术性进行很好的把握。
我们知道历史与文学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它们的目的、写作方式等等都是不同的。历史的目的是记录人类的成长过程，以史为鉴，总结历史规律，写作方式追求真实、准确与明晰；而文学是艺术，它的目的，用孔子的观点来说是兴观群怨。[1]文学的写作方式注重情感的表达，形象的生动，内涵的含蓄深刻等。《史记》的语言具有艺术性是有着历史的根源的，在中国汉魏之前，文学并没有严格地成为一种科目，文学与历史、哲学等融在一起。有人认为只有在曹丕《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之时，才表明中国文学的觉醒。司马迁的《史记》广泛地吸收了先秦的文学如《诗经》，历史如《尚书》、《春秋》、《国语》等等文化传统，融文学、历史、哲学与一体，所以说作为历史著作的《史记》同样具有极强的艺术性。
《史记》的语言艺术从总体上来说具有一种强大的气势之美；其次是在摹写人情物态中，气韵生动，形象鲜明；最后是语言表达多样化，具有语言的张力。 本文试从以上三个方面，对《史记》的语言艺术进行分析。

一、《史记》语言的气势之美

因为《史记》本身除追求历史真实性外，还有艺术性。从相关研究来看，司马迁在写《史记》的过程当中，他不但要写一部历史著作，而且决心把这部著作写成具有艺术品质的大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可以说是司马迁写作的最终要求。之所以如此，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里有历史的理由，也有个人的理由。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看，《史记》的语言里有一种强烈的气势存在，而且充满整部作品。

(一)何谓气势之美

何谓气势，这是个哲学命题。在中国哲学中，有着元气自然论的传统。生命来自于气的聚散。在《史记》中，这种气势指语言具有生命的力的图式，能使人动情动心动容。这种气势很是强烈，如万斛泉涌，不可遏止。在平地一泻千里；在危险曲折之地则汹涌澎湃。在审美范畴中，这种气势属于壮美。例如有名的《史记·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一段，从句式上看，句子短促有力，有种势如破竹，势不可当之态。加上其他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让读者惊心动魄，热血上涌。

(二)形成气势之美的理由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2]文章的气势理由，还得要从作者自身来寻找。毕竟文章因为人的因素而从无到有，与作者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割断。
在司马迁时代，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渐趋强大，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国力强大，张骞出使西域，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固国开疆，雄霸四方。这些无疑形成这个时代共同的豪壮的审美理想。当然司马迁也同样受此影响。可以从其早期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窥见一斑。
从个人角度来看，因李陵之祸而受腐刑这对司马迁有致命的打击，但是他以更大的勇气面对现实，存活下来。目的是完成这宏大的愿望。“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可以看出，司马迁把全部的情感都贯注于《史记》的作品之中。从少年的学习，青年的出游，壮年的艰苦写作以及腐刑之后的隐忍，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完成对历史的总结。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焉”，（《孟子·公孙丑》）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希望司马迁能成为第二个孔子。从孔子到司马迁大致有五百年。我们从《史记》中可以感觉到儒家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也可感觉到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敬之情。这种宏大的理想，无形当中给司马迁以远大的鼓励。[3]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4]在这里司马迁明确说表达自己要继承家风，要继承从周公到孔子以来统绪，完成这种天赋的职责。这不是某个人命令的职责，而是上天给个人的职责。个人在天职面前没有选择性，只能尽命而为。司马迁短暂而激烈的人生本身就在诠释着天职的含义。
最后，从司马迁个人的思想倾向上来说，有人认为他是儒家，有人认为他是道家，也有人说他是杂家。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学术表述中看到，他对先秦各家都有很深的了解，其实思想的核心当以道家为主，而杂以其他各家。道的超越性使其有了超越的眼光，能对理由有超出平常之人的观点。这也是形成有气势语言的重要因素。
以上各种因素，尤其是情感因素是文本语言气势形成的最大的因素。情感是客观《史记》的语言艺术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之物是满足主体需求的心理体验。满足需求产生正面的情感，如喜悦等，否则产生负面的情感，如悲伤等。情感是人生动力，更是艺术作品的动力。[5] 要说明的是，对于司马迁来说，这种情感因素不仅仅来自个人的情感经历，还有时代的因素。这些因素共同融铸了在《史记》中气势如虹的语言艺术。

二、《史记》语言的生动性与形象性

我们说《史记》语言的生动是指其仿佛具有了生命特征，它是一个有机体；论文导读：而已。所谓的“文”趋向于精神，而“野”趋向于。俗语适用的语境应是民间，适用的对象是文化修养低，粗俗之人。我们以《史记·陈涉世家》为例，可以看出，无论句式还是措词，开头第一段是标准的雅言；而“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一段，文中则多用俗语。前者表现陈涉的高远之志与非凡的人格。而后者表现了其他庸耕者
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它能打动别人，感动别人，使读者为之所动容，动情，动心。当然生动性与形象性相关联，而且这种形象性是生命体“美的形式”。

(一) 生动性与形象性

我们说《史记》不仅是历史著作，同时也是艺术性著作。艺术是趋向生命的，而艺术的媒介本身就是形象。《史记》语言的生动性从语言自身来说，表现于语言的有机整体性，表现语言对事物的统摄力上。这种语言之中包含着作者对天地万物的情感、哲思（所谓的“究天人之际”），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打动读者心灵的力量。也就说，读者在阅读文本当中，首先会被吸引，情感为之而兴起，完全陷入文本所营造的天地之中，忘却自身。《史记》语言的形象性表现在用语言塑造的一个个鲜明的形象中，形象性的基础应当来源于想象（想象是艺术活动中最重要的能力）。作者通过想象形成最完美的文本，而读者在阅读文本中，通过想象达到对艺术最完美的接受与领悟。如荆轲刺秦，易水送别的场景。
我们可以感觉到，读者在读这一部分时，动容动情动心。这一部分能代表《史记》语言的生动性与形象性。最能打动人的是这个场合之下的慷慨死别，荆轲的必死而不悔的雄心与胆略。最具有形象性是“皆白衣冠以送之”。《史记》语言的这种生动性与形象性，深深影响了几千年来的每一个读者。

(二)《史记》生动性与形象性语言形成的理由

我们前文，在论述语言的强大气势时，已基本论述了形成语言生动性的理由。
这里主要论述形象性的理由。形象性其实是象的理由。语言是思维的工具，[6]任何工具都是局限的，都是特殊的。所以说有限的工具想要把握无限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也正常是表明语言的有限性。那么如何来表达那些语言无法进入的领域呢，在中国哲学中，就找到了“象”，《易·系辞下》里提出“立象以尽意”。
当然在艺术当中，这种形象是典型性形象，在一般当中有特《史记》的语言艺术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殊，在特殊当中也着一般。这种形象融铸了作者的深思、情感、意愿等等。它在特殊性中有种向外扩及的性能，具有鲜明性同时又是多义的。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形象感。
形象，简单而言是象，其来源是现实的人生。在创作之时或之前，它们以一个个表象存在于作者头脑当中。这种能力的获得当然与作者的生活积累有关。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表述了自己二十岁后出游地范围，遍及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追寻历史遗迹，饱游饫观。对历史文化，民间传说等等有亲身亲历的体验与收集。形成丰富第一手资料，有着鲜活的生活信息，当然也着丰富的形象在其中。

三、语言表达形式的多样化

这里所说的语言表达形式的多样化，主要指司马迁能根据不同的语境调整语言表达的方式，以期达到与有关内容相融合。而不是一种表达方式始终不变，这种表达方式的变化是因内容而变的，形式即是内容，有时内容即为形式，二者不可完全分开的。

(一)长短句式的变化

从修辞学上来说，句式也有多种。但有一种最基本的分法，那就是长句式与短句式。二者各有千秋，长句式作用完备，利于表达意思丰富的内容，但是节奏缓慢，如《孝文本纪》中有这样一句话，“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岁以上孤儿九岁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长句子把所赐对象及所赐之物还有东西的多少，说得很是清楚。而短句式灵活多变，长于表达快节奏的内容，如战争等，但作用具有片段性。前述的“破釜沉舟”的事例可以作为短句式的代表。

(二) 雅言与俗语的交替

所谓雅言， 雅者，正也。首先符合主流文化要求与意识形态，也可以说由主流文化而形成的。主要运用于正式的场合，如仪式典礼等。这类语言对于国家政治来说是很重要的，只有“正”的事物才可以长久。从中国传统思想上角度来说，儒家思想是极强调“正”的，对于名来说，要有“正名”，对教育的目的与理想来说，要成为正人君子。就是文艺思想也是如此，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史记》中有大部分都是用的这种“正”与“雅”的语言。但是这种具有“正”形式的语言，有时因为语境变化，而显得不够灵活与形象。这也是事物的两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与雅言相比，俗语来自民间，来自方言，有着生活的原始气息。有时在表情达意，描写人物中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会显得有些粗野，不够“文”而已。所谓的“文”趋向于精神，而“野”趋向于。俗语适用的语境应是民间，适用的对象是文化修养低，粗俗之人。
我们以《史记·陈涉世家》为例，可以看出，无论句式还是措词，开头第一段是标准的雅言；而“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一段，文中则多用俗语。前者表现陈涉的高远之志与非凡的人格。而后者表现了其他庸耕者的俗气，没有见过世面，粗俗不知礼节。特别是“遮道而呼涉”，形象传神，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两种语言各有其妙，显示了司马迁驾驭语言高超能力。
在西方文学理论中，有人提出“张力说”，其大致内容是相互矛盾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相互相持而又相斥的力量图式。我们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史记》当中存在着多层的张力。有长短句交替使用形成的张力，也有雅言与俗语之间形成的张力。在更深层次作用上，张力来源于词的所指与能指之间关系。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也是很常见的。
《史记》作为一部具有艺术色彩的历史著作，其艺术价值可以从许多角度来阐述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其语言具有强烈而豪壮的气势，这种气势与作者的自身学识、思想、经历等，与当时伟大的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内在来说，这种语言具有生动性与形象性，生动性与形象性是所有艺术语言的共同之处，但是就《史记》而言，有自己的特点。它的这种生动性与形象性融在宏壮的气势之中，融于语言自身存在的张力之中。它们三者共同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形成《史记》的语言艺术。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16.
[2]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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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916.
[5]张玉能.美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6.
[6]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