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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72年“小文学史”:文学自觉与“人民”意识形态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2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5353 浏览:110380
论文导读:
全国上下两次一起庄重地聚焦于文学生态的探讨,中间相隔72年。72年间,中国发生了太多难以说尽的变化。说尽这些变化相继使用了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和移动端,从公众姿态的话语权力到自媒体的递归与解构,直到现在还在展衍和叙述。文学,从这一系列变化的叙述主体到叙述边缘体,实际上一直跟随着这些变化的走向,无论是政治的、的还是解构的、消费的,文学一直在跟踪描述、还原叙述、加工转述、挖掘阐述,然而无论作为主流还是边缘,文学一直没有来得及回头省视自己。尽管它自身作为哲学的、学科的、理论的、实践的、生产的、消费的诸种形态发展了许多严肃而新奇的理论架构和范式,但这些架构的范式最终几乎都是作为手段去叙述他者,鲜有指向自己。文学的自觉应是流动的——开放作用上讲——还应该是互文性的。这种自觉,不仅有审美的维度更有自律的维度和社会的维度。
中国的文学史,几乎是世界上延续得最完整的文学史,它的跨度从世界文学史中看,也几乎是最长的,这使得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有着鲜明的线性变迁轨迹。这72年间文学的一切变化也涵容在这条线中,然而透过这些变化,可以看到文学的自觉与自省是如此稀有。北京文艺座谈会正是文学的一次系统的自我审视,人们很自然地想起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下旬段,延安文艺座谈会影响了此后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走向——乡土。是以中国的“新文学”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历史由此肇始,中国文化的根基在于乡土,这一点大家似乎都有共识。当文学的走向走得偏了走得远了(在文学史上确实发生过多次),就要发生回归乡土的愿望,这样的乡愁每次发生,如汉乐府与五言诗、唐宋古文运动等等,都给文学注入一股清新而坚实的活力。
但文学并不只存活于乡土。
1942年,中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反法西斯革命,农村作为这场革命的中心力量,不但在硬的经济现实中发挥作用,更在软的革命宣传中积蓄革命的人文成本,这是72年前的基本现实。文学的历史中,中国的乡土第一次迎来如此热烈的聚焦,中国的文艺走向定锚在“人民大众”上,从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上重新界定文学的社会功能。当然这里的“人民大众”与今天的“人民”稍有不同,72年前的“人民大众”其主要而几乎唯一的成分,是无产阶级(当然当时大部分人民都是无产者)。“一个为群众的理由,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理由”中,无产阶级(尤其是工农兵)成为文学服务的重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次自觉地界定了当时中国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现实的关系,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优秀作家和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等。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转入解放区的生活、思想的深层变化,成就了作品的真实与深刻。而“乡土叙述”自身也面对许多理由。
72年间的历史变化之多之大之快,使得文学“乡土叙述”逐渐显得单薄、孤独和不合拍。“十七年文学”的积极高亢和文学失语就是最直接的写照,城市文学的缺失、世情细节的阉割虽然在高涨的文学热情和优秀作品的大批涌现中并不显得令人担忧,可是一进入文学,这些沉疴旧疾便日益彰显了,诚然这之中主要受到政治语境的剥离和压制,但是其后的伤痕、反思文学的言语力量先天不足、叙述急切而表面化、缺乏崇高的悲剧精神等弊病又的确主要源于这些旧伤。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马原、余华、洪峰、苏童等人渐次走进文学史,人们由开始的惊讶于“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到对如今消费文学产业化的解构性麻木,文学从未面对过如此复杂的人文情势,内容与形式、价值与责任、生产与心理、理论与批评、创作与消费等等多个维度上都在面对着重新界定的焦灼和混乱。
这72年间,文学经历了许多有不同性格的思潮。然而“十七年”文学、后文学、后文学(如此称呼并不严谨,但似乎更好理解),乃至当代文学,主潮仍旧是现实主义。如王蒙、蒋子龙、马原、林斤澜等,身上都带有一些“后”(伤痕、反思、寻根)的味道,文学观念已经十分前沿,而且对意识流、魔幻、元叙事、审美日常化等等都有着独立的认识,然而他们所汲取营养的、最终指向的都是现实主义。优秀的作品都是聚焦了现实关系、现实感受的作品,因为接地气,因为感情普遍而真挚,加上好的传达与叙述,自然而然地得到成功。
当代文学(特指当下文学)的文学事实已经全乎不似从前。经典文学、传统文学对读者的占有已经降至历史罕有的低点。当然,这并非证明传统文学因高雅而致曲高和寡(传统文学的生态自身也有理由,但并非曲高)。网络文学一类的消费文学之受热捧,也并非全因为“三俗”(诚然,三俗作品易受追捧),现代传媒手段必须纳入考虑之中(这里不谈网络文学的生态,因为“生态”一词很难适用于解释其目前状况)。传统文学的生产与消费,由于久坐神殿而相对地缺少自我更新的勇气和力量,少数刊物在艰难坚守纯文学理想外,大多已经开始走向市场化。当然市场化之后,中间的理由也随之出现:我国图书市场的活跃之下,潜伏的怎样的消费危机。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一个根本性理由:为市场与为人民的分裂。好的文学作品也面对着“怎样才算好”的界定:要卖相还是要品相?
北京文艺座谈会所关注的核心理由正在于此。表层是界定大国文学标准,深层仍然是文艺回归人民性。市场浮躁和喧哗的一面,催生了许多不良利益团体,好在主流作家和评论者仍在坚守和批判,72年之后,一场针对文学生态的全国性文艺讨论终于又开启了文学的人民性深思。习总书记的主持发言数次谈到文艺现存的理由,都是围绕着“为人民”的主题,在中国文学理论的体系建设里,自20世纪80年代将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之后,如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似乎可以更添一笔:文学作为“人民”意识形态。
“人民性”在我国并不新鲜,不过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人民”经常出现主体性的缺位,反映在文学中,“人民”的主体缺席是有目共睹的,最直观的就是“十七年文学”,“人民”仿佛被“阶级”完全置换,许多身份为“人民”的人民还成了文学批判的对象。在文学感情上,这是中国文学史不愿意回顾的理由,然而论文导读:
北京文艺座谈会的重提与强化恰恰是重新确立文学人民性(而非阶级性),从习总书记的发言中可以体会到,文学的人民性在这里更多是一种道德化建构,是一种人文理想的哲学表达,即文学的人文力量要落实在社会进步、道德建设的宏观正能量上,但这绝不是说让文学再次回到“道统”,当然亦非“文统”,而是在当前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下,让文学重建一个健康的人的情感结构和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也就是说这不仅仅关于“文与道”的关系,更是关乎文学与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义精神生活乃至人的存活方式的学和哲学命题。在这个层面上,毋宁说,北京文艺座谈会的文艺观确实是在强调文学中“小写的人”(观赏性、艺术性)和“大写的人”(思想性)相统一的“人民”意识形态。
文艺市场的健康与繁荣,依赖于文学的自觉、更依赖于文艺工作者的劳动和坚守。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缺少文学和文学的力量,我想,文学回归于人民才是它最有力的时刻吧。
责任编辑 韦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