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论鲁迅“现代人”文学教育思想

论文导读：体内涵应该是贯穿鲁迅文章的铮骨。例如，坐在窗前翻看破旧外国书，穷也要“钉住着文学”的韦素园；嘴边挂着笑容，沉勇却时常透出黯然的刘和珍；还有那些爱写诗、弄创作，敏感而又坚守理想的青年人。在他的笔下，为了爱、自由、信仰与腐朽社会斗争的形象一个个鲜明地跃于纸上。在鲁迅看来，“现代人”不是为了温饱、利禄、私欲而加入
民初的中国社会，处于对传统文化批判与重建，对西方现代思潮接受与改造的过程。如果说“五四”之前，人们对中国文学的剖析是一个量的积累，那么随着“”“科学”“自由”“平等”口号的喊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学讨论与教育实践，很快将质变的焦点迅速聚集到了现代性人格的树立上来。1916年，顾树森在《中华教育界》发表《人格教育学说》，提出近世兴起的人文主义、古典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潮，均不能满足现代人格发展的需要，尤其是物质文明进步带来了诸多现代社会的弊端，因此有必要在教育界提倡养成完全之人格。特别是当20世纪以来民国政府对教育制度的改革，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过渡人”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我和建构精神世界的契机。这群知识分子从探索民族危亡、社会出路开始，在异质文化的激烈碰撞中，逐渐形成了他们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对“现代人”的理解。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众多讨论中，鲁迅以其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勾勒出了一条“现代人”的文学教育思路。他的“现代人”国民期待是在近代民族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对个人发展与社会关照之间关系的强烈回应，“人立而后凡事举”。虽然，在鲁迅的言谈中没有直接点明“现代人”的行为标准，但在他的字里行间中却透露出了“现代人”的精神范式。鲁迅经常使用“自性”“我性”等词语概括个人的价值，并强调“人”的核心在于如何获得且发扬现代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人”的具体内涵应该是贯穿鲁迅文章的铮骨。例如，坐在窗前翻看破旧外国书，穷也要“钉住着文学”的韦素园；嘴边挂着笑容，沉勇却时常透出黯然的刘和珍；还有那些爱写诗、弄创作，敏感而又坚守理想的青年人。在他的笔下，为了爱、自由、信仰与腐朽社会斗争的形象一个个鲜明地跃于纸上。在鲁迅看来，“现代人”不是为了温饱、利禄、私欲而加入革命阵营的“伪青年”“伪文人学者”“伪革命家”，而是一群真正具有主观意识，张扬个性，直面人生的新国民。他们以健全的人格和不畏权威的精神关注社会、关切民族、关照国家命运。但是，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人各有己，则群治大觉近矣”。民国初期以来，教育以其普及性与专业性的改革推动了新知识与精神的传播。1919年，陈独秀发表文章，从形式、内容等方面对比了新旧两种教育，批判旧教育狭隘的个人主义观念，倡导现阶段所发展的教育应该是面向大众，注重改良社会的具有启发性教育。在民初教育制度的制订与实施中，文学以其“增人感”的特点与“不用之用”的功能，成为了鲁迅发展“现代人”的重要途径。他认为，文学可以继承中国古典优秀文化的精髓，又能在现代西方思潮的冲击中，汲取智识，有助于更新人们的价值观念，帮助“现代人”自觉地、有意识地反思现实，具备了破旧革新的勇气与力量。
然而，鲁迅对“现代人”思想的把握不是凭空而生的。具体来说，这与他的文学实践有密切的联系。早期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由医学院学生投身于文艺创作活动，这使他不仅接触到了异国的现代化教育模式，还藉由日本拓展了自己世界文学的视野。他在弘文学院读书时候，经常深思的理由为；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其背后隐含的便是鲁迅对“现代人”标准的考量，也就是“立什么样的人”“如何立这样的人”。他曾经在《狂人日记》中描述过特殊的“吃人”场景。虽然这仅是小说创作的一个片段，但是“吃人”的所指并未虚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出于生理饥饿的反应，还是迫于精神异化的压力，以人为食的现象都有记载。即便“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但依附于封建王权的礼与言，没有赋予个人以独立的思想与价值。在这种教育语境下的文学，是不可能培养出批判传统，反抗权威的新国民，而这则成为了鲁迅批判与战斗的重要战场。
梁启超曾经严厉地剖析过中国社会的积弱与国民性弊病的现象。鲁迅在前人深思的基础上，将“现代人”做为了终其一生的探索命题。他看到中国传统的型社会，人们的日常行为受到封建的规范，即便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并未祛除旧式教化思想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与约束。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儿童“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特别是封建的教育，让妇孺目不识丁，学子唯科举马首是瞻，充斥着封建王权意识的思想把一代代国民变成了愚民。若要转变中国人的陋习和弊病，反对封建秩序维护者提出的“鬼话妖言”，不仅要在制度上恢复并尊重人的价值，还要在思想和精神上唤醒沉睡的人性与人格，也就是“存活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精神所提倡的“人”，不是把玩文言的士大夫，也不是手拈兰花的姨太太，而是面向更广泛的民间大众；不单是发展体魄，还要发展强健、振作、自救的现代人。“立人”的观点提出之后，鲁迅没有止步于对传统观念的批判，而是以人的价值为起点继续向前推进，探索着现代性人格和理性思想的建构。他认为文学艺术以其有感与实用的价值，与主体情感紧密相连的特性，能够通过智育、道德、美育的培养“完全之人物”。而想要为落后的国民性开出一剂良方，从教育中重新树立人的价值体系，在课堂中传递“对于将来的理想”便可以成为行之有效的方式。因而，鲁迅将自己关于“现代人”的思想落实在了文学教育的现代关怀之上。
首先，从制度层面上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次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制度革新，确立了文学科作为学术研究的地位与价值。作为鲁迅倡导的“现代人”，其首要解决的任务就是对人的全面解放，甩掉思想中的沉重包袱。通过文学的阅读与讲授，逐步提高国人应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之外，发展个人立身的情感需求与服务社会的道德品格。20世纪20年代，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相继提出了发展儿童本位思想；发展青年个性的主张。此后，小学阶段废止读经，中学以普及文学知识技能为主，大学阶段以发展文学思维能力，探讨高深学术理由的教育方针就成为民初文学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但是，教育的现实环境并不乐观，民国十几年来的文学教育没有实现“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自由发表思想”的目标，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仿古、复古的做法。实际上，教育不是让学生识得几个字，写几张留言便条论文导读：
就算完成任务；文学教育更不是停留在解日常应用的层面，它还有更艰巨的任务，即鲁迅所说的“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以此衡量“现代人”的价值观。其次，鲁迅通过文学教育塑造的“现代人”国民期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的观点认为“人的历史的动力是内在固有的理性存在，它促使人发展自己，并通过它去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人所达到的每个阶段都给他带来不满和困惑，而这极度的困惑又驱使人去探寻新的答案。”晚清民初的社会转型期，恰巧为“现代人”人格重构提供了时代的驱动力，尤其是在文学的世界里，既可以对古典文化进行重新阐释，又可以对现代的精神进行选择性解读，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鸿沟提供了一条可沟通的津梁。鲁迅将改造国民性的困惑纳入了文学价值重估的工作中。他试图在教育中明晰与理解古今学术演变轨迹，传递自由与的理念，并以“增人感”的文学特性推动了审美标准的转变，让青年人的个性与思想在物质与精神的解放中表达真实的自我。为此，鲁迅先后在杭州、北京、厦门等地的多所中小学、大学任教。他主张用科学的方式发挥文艺的功能，不是粗暴的禁锢或谩骂，也不是传统的灌注与压制，而是利用那种能够穿透“铁屋子”的文学力量与学生进行心灵的交流。
1920年前后，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解“中国小说史”和“文学概论”，他一面感慨于古代文学艺术的精髓，一面更加坚定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当中。他开设文学课程，就是一次次置身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内，对作家、作品的内心与情感世界进行考察和体验。朱光潜曾经针对文学教育倡议“多读”“多练”，他认为文学作为实践的艺术，通过语言符号的媒介引起人的美感经验，这种经验具备了超越功利性的直觉，可以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能达到心与物的合一，也能表现出现代人的生活与情感。而鲁迅则相反，提出了曾经备受争议的观念，即青年人少看，甚至不读古书。在他看来，青年人读或不读不是关键的理由，其中的症结在于中国传统旧习似一个大的染缸，无论古今、中西，下去之后统统浸成黑色，青年人在缺乏判别能力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人伦礼教旧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痼疾。鲁迅在青年时期曾经埋头于故纸堆，他常说自己的作品发出的都是偏激的声音，这就是受到传统文化黑暗与虚无的浸染。他是在提醒青年人，要具有辨别能力，不要再经历这场痛苦而灰暗的思想斗争。然而，从另外一方面看，作为新文学阵营的勇士，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情义又是非一般的深厚，特别是兼具人文精神的“现代人”，是不能够缺少优秀的民族文化积淀的。这样的矛盾就在于鲁迅在社会转型期所扮演的多重的社会角色，当他以文学批评家的角色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枷锁时，是用爱之深责之切的笔触，给予封建传统以无情的批判；当他作为教育者站在三尺讲台的时候，古代的文学观点和文学体例在严谨的治学策略和细致的研究态度中再次焕发出了新的审美价值。鲁迅希望，青年人要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意识，以及反思和批判的精神，有能力祛除思想中的痼疾，而这些都成为了“现代人”的基本人格。因而，他十分看重文学对“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重要作用。
此外，鲁迅在教授“文学概论”的时候，还接受了日本大正时期批评家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厨川分析了人们在“个性的表现”与“社会束缚强制和压抑”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人身内部的“苦恼挣扎”的缘由。他认为，只有文艺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而这一点，也是鲁迅一直苦苦执着文学与个人解放紧密相连的之所在。从鲁迅弃医从文，拾起笔杆的那天，他就在文学这条路上追寻着剔除封建传统劣根性，重塑民族精神的药方。无论是古籍研治，还是课堂讲学，鲁迅心念的是如何推动人的“完全解放”，如何塑造“现代人”的精神。所以当厨川指出，文艺能够帮助作者与读者沟通“生命的共感”，将个性体验从多种苦闷的羁绊中抽离出来。这种文学观念对民国初期的文人、作家、青年学子来说，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的，“为现代作家的感受找到了现代心理学和美学的依据。”而当鲁迅将《苦闷的象征》带入文学教育中，将这种成系统的批评理论在高校中传播时，为国人处于困惑、苦恼心境的疑问提供了解答。一时间，鲁迅的“文学概论”课堂成为剖析自我、现实关照、内心苦闷、艺术表现交织的精神集散地。
诚然，鲁迅的文学教育观旨在批判与启蒙，在于打破封建社会的道德惯性，从而塑造“现代人”的国民。他认为，人的“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自由者也”。但是，若完全照搬西方的理性、自由的价值取向，又未免“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鲁迅在文学教育中，提倡个人价值，并把个人尊严提到了至高的地位，但文学科毕竟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它是兼具智育、美育、德育为一体的特殊的认识活动，在于“发扬真美，以娱人情”。同时，文学又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尤其是在民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为人生”成为文学的重要诉求，也成为了“现代人”的现实任务之一。他笔下那些个“现代人”，都是挣扎于现实与理想中的猛士。鲁迅强调文学与国家民族兴衰息息相关的实用功能也是基于“为人生”的指向，但他又将这种现实诉求与功能归结为“不用之用”，也就是说文学艺术虽然在实用方面“无所系属”，但在精神层面“时或活动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涵养人思的文学，在教育场景之下更应该发挥对自我、人格、信仰的重塑功用。鲁迅曾经说：“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将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理由，学校教育的理由，社会改革的理由。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应该是自觉的，是解放的，是独立深思和质疑权威的，其中，教育更应该成为“现代人”成长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唯一能够救治国民“昏乱病”的策略就是通过教育彻底打碎封建的信仰，用新文化武装人们的头脑。以论文导读：国民性深刻剖析，却在启蒙中体验苦闷与孤独，最终成就了“现代人”的教育思想。郑振铎曾经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说道：“文学的自身是人的情绪的产物，文学作家大半是富于想象的浪漫的人物；文学研究者却是一个不同样的人，他是要以冷静的考察去寻求真理的。”文学研究不同于一般的鉴赏或创作，它是一种秉持着科学精神的挖掘
“不用”之目的，即体验、感受与审美，即便过程中所见、所感的事物未尽如人意，形貌枯槁，但在改造和美化的思想与能力的推动下，通过文学艺术而丰富知识、培养道德，仍然能够达到为现实人生服务的指向。
再有，鲁迅十分重视对青年人审美能力的培养，他认为“现代人”的价值在于发现真与美，过渡的慷慨悲歌与激愤绝望都不能推动人格的健康发展，反而会导致青年学生无谓的流血与牺牲，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也是文学教育中需要正视的理由。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的同时，必定会出现一定的误读、误解，文学中传递出的反抗与叛逆在一定程度上导向偏激的抉择。鲁迅认为，革命的同时仍然要珍惜生命、热爱生命，仅有勇毅与志气只能为历史长河留下淡淡的红迹。不要让这样观念再将民族的未来“教坏”，这便是鲁迅倡导“现代人”文学教育的初衷。在鲁迅的文学中，他所肯定的是“中国的脊梁”，是充满光明的黄金世界，是力与美的结合，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的现代人格。在民国动荡的历史中，鲁迅心中的“现代人”是关切社会现实，兼具革命情怀，向旧思想、旧秩序进攻的新国民。
林语堂有一段描写语丝社集会的文字，其中说到鲁迅颇有趣味：
鲁迅身材矮小，穿白短衫黑裤、布鞋，衣冠不整。他颧高脸瘦，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看起来像个瘾君子。他所著的《狂人日记》《药》《呐喊》及《阿Q正传》等，已使他成为名闻全国的作家。他有绍兴师爷的刀笔工夫，巧妙的运用一字之微，可以陷入于绝境，致人于死地。他的谈话也一样，他嘲笑吸血的时候，诙谐百出，张起一口黄牙呵呵大笑。
这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先生，会对那些“老古董”“老学究”进行严厉批判，会在文学课堂上对古典文化、现代思想侃侃而谈，会运用历史的眼光对国民性深刻剖析，却在启蒙中体验苦闷与孤独，最终成就了“现代人”的教育思想。郑振铎曾经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说道：“文学的自身是人的情绪的产物，文学作家大半是富于想象的浪漫的人物；文学研究者却是一个不同样的人，他是要以冷静的考察去寻求真理的。”文学研究不同于一般的鉴赏或创作，它是一种秉持着科学精神的挖掘和探索，不局限于传统的学术藩篱。如鲁迅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彰显的正是“现代人”的精神。在他的文学教育实践活动中，以冷静的头脑、翔实的资料，以及科学的分析与综合的策略关切人格、人性的发展，通过对文字、文本的美学阐释，鲁迅塑造的“现代人”的精神品格，启迪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