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我国环境新闻传播30年：回顾与展望

论文导读：同时带来的副产品——环境污染遍地开花，不断走向失控。记者、作家陈桂棣通过艰苦、深入调查推出了《淮河的警告》，了淮河流域因污染失控带来的农民生命被摧残、癌症高发的恶果，一时影响颇大。1993年，在全国人大特别是中国环保元老曲格平的力推下，“中华环保世纪行”奋力出击——28家在京媒体开展了持续至今的专题环境报道
摘要：自从1984年《中国环境报》创刊至今，中国环境新闻传播走过了不平凡的30年历程。30年来，环境新闻传播经历了启蒙呐喊期、群体期、环境议题多样化期三个阶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题材不断拓展，内容逐渐丰富，影响力不断加大，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但还存在一些突出理由，如环境新闻在媒体处于弱势地位并被放逐于边缘，权力操控与资本的侵蚀严重制约了它的发展，环境新闻自身又由于“运动型”“一阵风”的不稳定状态很难形成权威性的影响，还缺乏稳定的激励机制和人才保障。今后，在加大学术研究力度的同时，环境新闻传播应该朝着题材拓展、时空把握、主题深入开掘等方面继续努力，以期在转变人们的环保意识、推动环境治理方面更有成效。
关键词：环境新闻；回顾；展望
1003-0751（2014）06-0168-05
一、引言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召开，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世界范围内研究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此后，国内工业化带来的“三废”理由开始受到关注，环境治理开始起步。1984年，中国国家环保局成立，并确立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1984年，《中国环境报》创刊，这是世界唯一一家以环境生态为报道对象的专业媒体，它的创刊标志着中国环境新闻规模性传播正式起步，至今已走过30年历程。今天的环境新闻已经成为媒体的常客，频繁地展现于公众视野中，如中国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成为近年来典型的环境议题，引起全社会的忧虑。显然，中国环境新闻传播在有限而持续地呈现环境风险，最终通过自然灾变与人为环境事故相交织的层出不穷的环境理由强行介入到人们生活中，设置媒介议题。30年来环境新闻传播呈现出怎样的阶段性特点，有怎样的变化与发展、成就与理由，今后应该如何扩大传播影响、获得良好发展等，都是需要回答的重要命题。

二、环境新闻传播的三个阶段

中国环境理由紧随着工业化而出现和发展，环境新闻传播总是针对环境理由而进行建构，这种建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运转机制。按照阿瑟·摩尔的观点：“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使环境治理的新信息模式应运而生，在这一模式下，信息的生成、处理、传输和使用成为环境变革的基本动力来源。”①环境新闻必定揭示环境理由，带动环境治理。简略回顾环境新闻传播走过的30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于中国环境新闻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划分，张威教授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将环境新闻传播历程分为：呐喊时期（1980—1990年）、理性主义的照耀（1990—2000年）、全球化时代（2000年至今）。②从整体看，他的划分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文化启蒙时期，新闻报道展现了对重大理由的深度深思和焦虑呐喊，试图唤醒人们的文明意识与行动；但是对此后的环境新闻历程仅仅按照年代整数划分，就显得有些机械。环境新闻传播有自身的阶段性特点，在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增长的不同态势下，这种传播是有明显变化的，据此划分才有合理的依据。笔者认为，基于将经济态势、环境形势与政府行动三方面的综合，可以把环境新闻传播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启蒙呐喊期（1984—1991年）

20世纪80年代是个沸腾的时代，文学与新闻的呐喊具有文化标签的作用。文学呼唤人的觉醒，新闻展示“新”的世界，各种新思潮开始流行。1984年《中国环境报》的创刊，标志着中国环境新闻的专业报刊出现。虽然1979年新华社电讯稿《风沙紧逼北京城》第一次展示了环境议题，第一次表达了环境忧思，但没有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注意。进入80年代中期，环境新闻关注的工业“三废”理由、环境卫生理由才开始进入政府议程。人们热烈追求的现代化出现了一种“二律背反”：一方面开放搞活、发家致富激发了人们空前的创造热情，“有水快流”成为共同遵循的口号；另一方面环境危害静悄悄出现和发展，盲目开发带来了河水变质、土地聚毒、动植物灭绝等危机，但却没有引起注意，媒体的报道并不多。因此，部分媒体和记者发出的呐喊显得弥足珍贵。
1987年《中国青年报》刊发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大兴安岭火灾系列”（《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报道，第一次将自然灾害归因到体制理由：“自然灾害之所以造成重大损失，扩大为重大灾难，是官僚主义、麻木不仁、不负责任、违反科学规律瞎指挥造成的。”③当时的报道第一次对人类赖以存活的自然环境给予了强烈关注，推动着反时弊的社会舆论，也启发了公众的环境意识。《人民日报》记者、诗人徐刚同样焦灼地关注中国所剩无几的森林，他的《伐木者，醒来！》影响深远。徐刚热烈赞美森林带来的美好馈赠，愤怒地控诉了那些肆意毁坏森林与盗伐、滥伐天然林的野蛮行径。此后，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从中国的粮食、土地、森林、河流、人口等全方位、多层次揭示了中国发展的危机④，引发了社会的忧思。但到80年代后期，文化启蒙越来越失去强大的舆论影响，加之其他因素的干扰，环境理由被遮蔽。

2.第二个阶段：群体期（1992—2003年）

1992年对中国发展具有标志性作用。南巡讲话，拉开了中国新一轮经商热、开发热的序幕，经济增长不断提速，同时带来的副产品——环境污染遍地开花，不断走向失控。记者、作家陈桂棣通过艰苦、深入调查推出了《淮河的警告》，了淮河流域因污染失控带来的农民生命被摧残、癌症高发的恶果，一时影响颇大。1993年，在全国人大特别是中国环保元老曲格平的力推下，“中华环保世纪行”奋力出击——28家在京媒体开展了持续至今的专题环境报道。“世纪行”是一场国家级媒体行动，依靠的是国家支持，全国人大与14个部委组成了“世纪行”组委会给予组织保障。它被赋予极大的权力开展舆论监督，28家国家级媒体每年根据组委会确立的主题集体出动，主要内容和目标是宣传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将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环境与资源重大理由的解决。1993年以来，“世纪行”持续淮河领域的污染理由，这是由于深受污染之害的淮河多次爆发污染事故，媒体的多次揭露促使国家调查之后实施了治淮工程。“世纪行”还多次论文导读：乐、休闲、经济与广告等占据主流的背景下，环境新闻只是偶有反映，又集中于突发的事故事件领域——一种媒体被动反映的所谓刺激性的热点内容。被动反映环境理由是当今媒体的普遍表现，也成为一个突出痼疾——有事故则抓紧，无事故则放松。以2012年以来的雾霾现象为代表，只要出现了这种天气，国家级媒体（尤其是涉及北京）与波及
深入其他地方揭露环境污染理由，特别是《焦点访谈》的多次更是得到上级领导批示，惩治了很多环境违法行为，直接促使了理由的解决。另一方面，媒体尝试摆脱权力制约、针对自然灾难与人为过失引发的环境危害、追求更为自由的群体行动，格外引人注目。1998年的世纪大洪水与特大沙尘暴，直接暴露了环境恶化的后果，震惊了社会，舆论批评之声不绝，随后国家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以及全面禁伐天然林政策。但紧接着北方发生了连续三年的冬春强沙尘暴，又深深刺痛了国人，这时期出现了一些反响强烈的追踪沙源地的新闻报道。环境新闻传播在这一时期较之80年代有了明显的转变，即由被动变为自觉，由一时延为常态，从涉及地方。不仅如此，的深度、力度、广度都有了拓展和提升，暗访（《焦点访谈》）、调查、追踪手段普遍运用，个案背后的官僚腐败、体制痼疾被追问，环境题材大大拓展，从对森林破坏、河流污染的关注拓展到对可可西里珍稀动物藏羚羊被疯狂猎杀、云南红豆杉遭剥皮等的关注，以及中国环保NGO组织（如“自然之友”成为国内首家民间环保组织，催生了全国和地方各类环保社团）出现，媒体持续关注和跟进。

3.第三个阶段：环境议题多样化、事故化（2004年至今）

21世纪以来，基于利益冲突的个案式“事件”增加，社会公共领域的尖锐矛盾在媒体得到突出反映。环境新闻传播在这一时期首先表现为开拓新领域，向其他空间延伸拓展，如食品安全丑闻、生命健康剥夺、公共卫生疫情、资源短缺、过度消费与奢侈浪费等多个方面。这10年中环境事故与群体事件迅速增加，国际影响巨大。食品安全标志性事件是2004年阜阳空壳奶粉导致100多名大头娃娃出现，其中13人死亡。此后食品安全频频敲响警钟，各种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食品理由被持续揭露至今，所指对象经由媒体命名成为人人皆知的热词：、地沟油、速生鸡、垃圾猪等。与之相关的是交叉领域（涉及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城乡差距）的“癌症村”在媒体上频频出现，媒体多年持续揭露了240多处“癌症村”，“血铅村”也开始增加；自从“非典”事件以来，“禽流感”“H7N9”等疫情屡次发作；资源短缺理由（如水资源紧张）和生活消费领域的奢侈浪费也被媒体反复揭露，与社会两极分化、仇富、仇官议题相交织。其次是与以上议题相关的环境事故迅速增加。淮河治污十年，投入600亿元，沿岸依然有全国最集中的“癌症村”；旱涝交替与地质灾害、水污染等等不断见诸媒体。另外，因环境理由导致的件迅速增加，比较著名的有2003年起环保NGO（非政府组织）干预的“怒江建坝”、杨柳湖工程、北京动物园搬迁、圆明园铺设防渗膜事件，厦门、宁波、大连等地PX化工事件与以社区环境抗争为特征的反抗拆迁、阻止垃圾处理项目等现象都以个案化的特征被突出报道，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基于以上简单分析可见，在经济快速增长、新老媒体激烈竞争的态势下，环境新闻传播数量增加，题材拓展，辐射宽广，影响巨大。目前人人皆知环保，环境议题塑造了全社会的环保认知，日益显示出重要性，这是媒体持续多年传播带来的可喜效果。但是，面对环境议题发展的复杂化、事故化，又不能不深刻反思这种传播的理由所在。

三、环境新闻传播存在的突出理由

曲格平说：“中国的环境工作以环境宣传起家”，揭示了环境新闻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一方面得益于党政系统支持，在媒体上设立的栏目与频道不断增加，报道数量大幅提升，有效发挥了党的喉舌、“下情上达”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灵活地利用社会舆论心理，积极建构环境议题，体现着舆论监督的重要功能。30年来媒体了大量的环境违法行为，推动了地方环境治理，提高了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催生了众多的民间环保组织和热心环境公益的人士，环境生态有了很大的转变，环境治理的成效正在显现。但是，这都难以掩盖越来越严峻的环境危机，环境新闻传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梳理环境新闻传播存在的理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环境新闻并未成为媒体主导题材，仍然处于被动反映状态

市场化媒体普遍遵循利益最大化，追求刺激、吸引眼球成为共同选择，新闻题材越来越具有娱乐化特征，环境题材除非具有刺激性，否则就不被重视。在一个消费主义弥漫的社会氛围中，大众传媒越来越倾向于一次性的“用过即扔”，传播内容只要吸引人就行，媚俗、煽情的题材大行其道，能够在短期内带来关注就够了，为了短期效益甚至普遍降低了媒体的文化含钙量，新闻的易碎品性质趋于极端。国内著名民间环保NGO“自然之友”，在2006年针对全国70家省级及以上报纸做过调查，发现当年环境新闻报道总数达27635条，合计占总版面的2.3%。⑤2012年统计的比例还在下滑。在政治、娱乐、休闲、经济与广告等占据主流的背景下，环境新闻只是偶有反映，又集中于突发的事故事件领域——一种媒体被动反映的所谓刺激性的热点内容。
被动反映环境理由是当今媒体的普遍表现，也成为一个突出痼疾——有事故则抓紧，无事故则放松。以2012年以来的雾霾现象为代表，只要出现了这种天气，国家级媒体（尤其是涉及北京）与波及的当地媒体就密集报道，一旦霾散马上就“人走茶凉”。媒体对待各类突发事件也是如此：环境灾变与群体事件都被媒体格外关注，一旦事件表面解决，媒体就转移视线。这种手段可称之为“新闻事故化”模式。当然，在高端媒体中，环境新闻这样的严肃题材相对比例高一些，但仍然缺乏稳固的保障。

2.环境新闻受制于权力操控与资本钳制，处在复杂的利益博弈网络中

媒体首先被权力制约。作为一种报道题材，环境新闻在过去30年中大多还笼罩于“宣传”的权力体系中，发现理由，在党委指导下批评揭露，有了暂时的成绩，更需要大张旗鼓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大众传媒遵循的是“党管媒体”原则，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很多领域报道成为禁区，环境理由难以公开更不要说深入揭示，特别是当这种议题与地方官员政绩、荣辱捆绑在一起的情况下更是难以突破。同时，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部门私利阻抑，使得环境新闻传播步履蹒跚。其次，资本也不遗余力地驱逐环境新闻传播。资本本来就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孽根，为了逐利不择手段，以环境生态为牺牲论文导读：更多地与资本合谋，这种题材就没有实质性的立足之地。上一页123
品，无休无止地榨取利润，传媒成为它驱使的“马前卒”和“传声筒”，一切有利于消费主义的、诱惑传媒受众永无休止地购物而后污染环境、损耗资源的行为都是符合它的利益的，广告强制消费者陷入永无停息的消费虚荣之中。环境新闻传播不利于广告传播、资本的扩张则被打压。由于传媒更多地与资本合谋，这种题材就没有实质性的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