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下层社会是如何存活？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27
作者：用户投稿
本站原创
点赞:25707
浏览:118885
本站原创
点赞:25707
浏览:118885
论文导读：层部门都会为辖区的城市贫民提供“公益性岗位”，比如环卫工、、社区管理人员、保安、辅警，通过社会招聘，一些农民工也进入了这个行业。半正式行政工作强度大、收入却不高，有一定的劳动保障，但风险较高，社会声誉也不好。综合而言，下层群体所从事的职业较为庞杂，但其生活境遇都比较差：工作强度大、工资不高、社会保障少
今天中国的社会下层，已经不是过去的下层了，分散在多种职业群体中，其阶层处境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市场能力，而不是相对稳固的身份制，但其命运却同时受到制度和市场的影响。
他们具体是由哪些群体构成？如果给他们描画一幅社会学肖像，那会是什么？他们又通过哪些社会机制，来影响社会接下来的走向？阶层构成
当前处于阶层结构下层的职业群体大致包括如下这些（我不把处于最底层的人们，比如丧失劳动能力的低保户包括在内）。
农民。在城乡二元制度将彻底终结的背景下，这里的农民已不是指户籍、身份作用上的农民，而是职业作用上的农民。当前，老人、妇女已是农业生产的主力，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中年，乃至青年人因各种理由从事农业或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由于农业剩余较少，纯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很难再“发家致富”，反而容易因自然灾害、波动以及家庭重大变故等理由陷入困境。
农民工。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出卖劳动力，他们或是私营企业的产业工人，或是低端服务业的员工，工作强度高、生活条件差，没有多少社会保障，很难有上升空间。这是一群数量庞大，生活境遇较差的下层群体。
流动摊贩。这部分群体相当大部分来自于农民工群体，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城市贫民（如下岗工人、残疾人）。他们所从事的营生几乎不需要技术、资金积累，入行门槛低，但绝大多数流动摊贩是非法的，是城市管理部门的整治对象，从业风险较高。对大多数流动摊贩而言，这种营生等同于“打工”，只是图个“自由”便于照顾家庭。
自雇经营者。这部分群体的境遇要比流动摊贩和农民工稍好一些，基本上依靠自身和家庭的劳动力组织经营，绝大多数还有一定的技艺。出租车司机、夫妻店主、菜场小贩等都属于此类。自雇经营者有一定的积蓄，不足以在大城市立足，但通过努力可以在二三线城市立足，他们可以做到不被迫返乡。
半正式行政人员。这个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容易为人忽视，但在当前的下层群体中却极为重要。绝大多数城市基层部门都会为辖区的城市贫民提供“公益性岗位”，比如环卫工、、社区管理人员、保安、辅警，通过社会招聘，一些农民工也进入了这个行业。半正式行政工作强度大、收入却不高，有一定的劳动保障，但风险较高，社会声誉也不好。
综合而言，下层群体所从事的职业较为庞杂，但其生活境遇都比较差：工作强度大、工资不高、社会保障少、工作风险高，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却很容易跌入社会最底层。流动机制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社会下层构成的变化，是托了社会流动机制的福。
当前，阶层的社会流动机制已有市场机制主导，身份制的作用大大降低，这使得下层群体与其他阶层间的流动有了更多的渠道。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上排除了普通农民社会流动的可能；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社会流动渠道大大拓宽，再加上新开辟的渠道，下层群体的社会流动机会大大增加。下层群体所从事的职业较为庞杂，但其生活境遇都比较差：工作强度大、工资不高、社会保障少、工作风险高，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却很容易跌入社会最底层。
空间流动。物理空间的自由开放是社会流动的前提，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与乡村是相互区隔的两个空间，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被限制在极小范围内。改革开放后的“打工潮”，在事实上破除了城乡之间的空间区隔，这也意味着下层群体将与中产阶层、社会上层共处一个物理空间。
职业流动。当前，职业已是阶层划分的主要标准。客观上，特定的职业与获得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多少有直接关系，因此，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主要表现。曾经作为下层的农民，已不仅仅从事农业生产，其职业流动可能是横向的，如在农民工与农民之间流动，并没有脱离下层。但是，也有少部分人实现了阶层的纵向流动。
空间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开放，意味着社会流动机制的转变。
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是化解下层社会怨气的根本手段，但同时也意味着主流社会空间将面对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在身份制并未完全消除的今天，稍有不慎，来自下层的政治风险就会随之而来。暴力逻辑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一下下层社会的存活世界，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社会行动的。
下层社会被其所依存的日常生活世界所限制，他们受制于现代社会的压力计算体系，无法从各个层面设计自己的人生；较差的生活境遇，迫使他们只能专注于维持基本的存活需求。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并不是具有技术、市场优势的职业，这注定了他们长期处于“水深齐颈”的状况中，哪怕碰到一点挫折也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以农为生的农民，由于农业利润较少，使得其抗风险能力较差，自然灾害、市场波动都容易使其生活陷入困境；一旦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很容易迫使其陷入生活绝境，成为最底层的社会救助对象。在城市小工厂打工的农民工，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城市生活成本高等理由，也很难有积蓄；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年龄过大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就将被迫返乡。那些在城市街头巷尾开摩的、摆流动摊、经营小店铺的各种职业人群，其营生可能就是非法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取缔。
因此，在他们的压力计算体系中，最重要的是维持生计，而非谋求更为舒适的生活，更不用说获取较为平等的政治地位。在这个作用上，其行为逻辑天然具有保守性，只要能有基本的营生条件，他们就容易安于目前状况；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由权力所掌控的再分配资源又无法惠及他们时，他们则可能破釜沉舟，冲击既有的社会秩序。
当下层群体从村庄、单位制中流动出来时，每个个体都被淹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他们之间很难形成明确的阶层意识。长期以来，村落共同体和单位制的核心机制是庇护主义的，因此，从这里产生的观念并不具有改造公共政治的动力。当农民工、下岗工人、流动摊贩等从不同的村庄、单位流入城市时，他们所秉持的仍然是庇护主义的意识形态，尽力将自己纳入亲人、同乡、朋友等构成的社会网络中。这种通过私人关系形成的庇护网络，并不具备组织能力，也没有超越特定群体的阶层意识，因此，即便是事实上存在集体行动，也很难说具有公共性。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whshxlw/lw42186.html上一论文：简论从认知发展和社会学习角度动画中的影像暴力元素与儿童发展的关系
今天中国的社会下层，已经不是过去的下层了，分散在多种职业群体中，其阶层处境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市场能力，而不是相对稳固的身份制，但其命运却同时受到制度和市场的影响。
他们具体是由哪些群体构成？如果给他们描画一幅社会学肖像，那会是什么？他们又通过哪些社会机制，来影响社会接下来的走向？阶层构成
当前处于阶层结构下层的职业群体大致包括如下这些（我不把处于最底层的人们，比如丧失劳动能力的低保户包括在内）。
农民。在城乡二元制度将彻底终结的背景下，这里的农民已不是指户籍、身份作用上的农民，而是职业作用上的农民。当前，老人、妇女已是农业生产的主力，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中年，乃至青年人因各种理由从事农业或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由于农业剩余较少，纯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很难再“发家致富”，反而容易因自然灾害、波动以及家庭重大变故等理由陷入困境。
农民工。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出卖劳动力，他们或是私营企业的产业工人，或是低端服务业的员工，工作强度高、生活条件差，没有多少社会保障，很难有上升空间。这是一群数量庞大，生活境遇较差的下层群体。
流动摊贩。这部分群体相当大部分来自于农民工群体，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城市贫民（如下岗工人、残疾人）。他们所从事的营生几乎不需要技术、资金积累，入行门槛低，但绝大多数流动摊贩是非法的，是城市管理部门的整治对象，从业风险较高。对大多数流动摊贩而言，这种营生等同于“打工”，只是图个“自由”便于照顾家庭。
自雇经营者。这部分群体的境遇要比流动摊贩和农民工稍好一些，基本上依靠自身和家庭的劳动力组织经营，绝大多数还有一定的技艺。出租车司机、夫妻店主、菜场小贩等都属于此类。自雇经营者有一定的积蓄，不足以在大城市立足，但通过努力可以在二三线城市立足，他们可以做到不被迫返乡。
半正式行政人员。这个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容易为人忽视，但在当前的下层群体中却极为重要。绝大多数城市基层部门都会为辖区的城市贫民提供“公益性岗位”，比如环卫工、、社区管理人员、保安、辅警，通过社会招聘，一些农民工也进入了这个行业。半正式行政工作强度大、收入却不高，有一定的劳动保障，但风险较高，社会声誉也不好。
综合而言，下层群体所从事的职业较为庞杂，但其生活境遇都比较差：工作强度大、工资不高、社会保障少、工作风险高，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却很容易跌入社会最底层。流动机制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社会下层构成的变化，是托了社会流动机制的福。
当前，阶层的社会流动机制已有市场机制主导，身份制的作用大大降低，这使得下层群体与其他阶层间的流动有了更多的渠道。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上排除了普通农民社会流动的可能；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社会流动渠道大大拓宽，再加上新开辟的渠道，下层群体的社会流动机会大大增加。下层群体所从事的职业较为庞杂，但其生活境遇都比较差：工作强度大、工资不高、社会保障少、工作风险高，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却很容易跌入社会最底层。
空间流动。物理空间的自由开放是社会流动的前提，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与乡村是相互区隔的两个空间，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被限制在极小范围内。改革开放后的“打工潮”，在事实上破除了城乡之间的空间区隔，这也意味着下层群体将与中产阶层、社会上层共处一个物理空间。
职业流动。当前，职业已是阶层划分的主要标准。客观上，特定的职业与获得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多少有直接关系，因此，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主要表现。曾经作为下层的农民，已不仅仅从事农业生产，其职业流动可能是横向的，如在农民工与农民之间流动，并没有脱离下层。但是，也有少部分人实现了阶层的纵向流动。
空间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开放，意味着社会流动机制的转变。
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是化解下层社会怨气的根本手段，但同时也意味着主流社会空间将面对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在身份制并未完全消除的今天，稍有不慎，来自下层的政治风险就会随之而来。暴力逻辑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一下下层社会的存活世界，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社会行动的。
下层社会被其所依存的日常生活世界所限制，他们受制于现代社会的压力计算体系，无法从各个层面设计自己的人生；较差的生活境遇，迫使他们只能专注于维持基本的存活需求。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并不是具有技术、市场优势的职业，这注定了他们长期处于“水深齐颈”的状况中，哪怕碰到一点挫折也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以农为生的农民，由于农业利润较少，使得其抗风险能力较差，自然灾害、市场波动都容易使其生活陷入困境；一旦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很容易迫使其陷入生活绝境，成为最底层的社会救助对象。在城市小工厂打工的农民工，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城市生活成本高等理由，也很难有积蓄；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年龄过大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就将被迫返乡。那些在城市街头巷尾开摩的、摆流动摊、经营小店铺的各种职业人群，其营生可能就是非法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取缔。
因此，在他们的压力计算体系中，最重要的是维持生计，而非谋求更为舒适的生活，更不用说获取较为平等的政治地位。在这个作用上，其行为逻辑天然具有保守性，只要能有基本的营生条件，他们就容易安于目前状况；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由权力所掌控的再分配资源又无法惠及他们时，他们则可能破釜沉舟，冲击既有的社会秩序。
当下层群体从村庄、单位制中流动出来时，每个个体都被淹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他们之间很难形成明确的阶层意识。长期以来，村落共同体和单位制的核心机制是庇护主义的，因此，从这里产生的观念并不具有改造公共政治的动力。当农民工、下岗工人、流动摊贩等从不同的村庄、单位流入城市时，他们所秉持的仍然是庇护主义的意识形态，尽力将自己纳入亲人、同乡、朋友等构成的社会网络中。这种通过私人关系形成的庇护网络，并不具备组织能力，也没有超越特定群体的阶层意识，因此，即便是事实上存在集体行动，也很难说具有公共性。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whshxlw/lw42186.html上一论文：简论从认知发展和社会学习角度动画中的影像暴力元素与儿童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