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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当代摄影艺术语言形式发展

最后更新时间:2024-04-0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6123 浏览:20427
论文导读:
【摘 要】 本文阐述了摄影形式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发展及目前状况,分析了中国摄影语言的新形式及运用。指出,摄影师要通过新的摄影语言,如:新鲜的媒介与材质;行为艺术;新媒体摄影;摄影之后的再制作——手工涂绘;挪用——绘画作品等多种语言形式,去“精彩地描写不起眼的事物”。使得人们在观看影像的同时更加关注当代社会个性、文化、艺术表现等人文思想,更加凸显现代人文特点。
【关键词】 当代摄影;艺术语言;形式;发展

一、摄影形式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发展

19世纪初,摄影师利用传统银盐感光记录生活与景物,摄影刚开始把视点放在社会的边缘或自然的边缘,与时俱进探讨当下的普通人理由。摄影师对真实场景的记录,对人物肖像的记录,对战争与生活的记录,没有更多语言符号呈现出不同画面的摄影新形式。
20世纪,摄影师有了自己的想法并想通过不同形式来体现自己对生活的认识,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一度被当作“社会阴暗面”的题材,被一一纳入中国摄影师的镜头,摄影师刘铮拍的《国人》与《三界》开始融入自己的情绪与思想,将存在于中国人身上的丑陋、阴险、压抑、怪诞、愚笨通过正面的、堂而皇之的形象,毫无掩饰的呈现出来。刘铮所呈现的中国人形象已经远远超越一般作用上的人物写实肖像摄影(姑且这么定义)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解读当下中国社会心态与历史文化心理的视觉文本。”在此基础上摄影的形式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
进入21世纪,数字与计算机信息的迅速发展,摄影师不单独只是记录生活,更多利用数字技术并结合自己的想法进行大量的拍摄,主观大于客观,有自己的情绪或者去表达另一种情绪。在中国当代艺术背景下对摄影形式有了很多的讨论与探索,摄影师开始结合拟实的社会学理论和策略拍摄,赋予了摄影新的形式与创新价值。这些当代纪实摄影家有一个共性,就是不再把摄影作为一个独立的或纯粹的思维存在,而是探索它和其他艺术媒材、视觉表达融合或横渡的理由。而新闻摄影也不只是在现场拍那一瞬间,摄影师可通过事件发生后进行摆布拍摄,也有的用很纯粹的点线面来描述人与社会、自然的发展和变化,使用一些新的语言都在说明纪实摄影形式的展现。在此基础上,摄影师的相机又要追回传统,利用传统相机和传统材料建立当代摄影新形式,使影像更加回味与重温。

二、中国当代影像发展目前状况

1979年“四月影会”是拉开中国当代摄影艺术的开端,它不是偶然性的,是随着20世纪中后期,在结束了动乱之后,中国又经历了的洗礼,艺术家通过广泛性,影像方式的多样,使影像不是简单的记录并且给予影像的创意性。因而催生出了当代中国艺术。
1980年来自西方各种主义与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产生影响,1985年底,正在进行全球巡回展的劳申伯格将他的拼贴作品带到中国展出。这是美国近五十年来的当代艺术第一次与中国观众直面接触。他的“美国现代破烂集锦”挂满中国美术馆三间大厅,对中国艺术界产生强烈的冲击,进而引发了之后的“85美术新潮”。
到了90年代,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思想与情感的变化,中国当代艺术也就开始相继随波辗转于新生代、装置艺术、政治波谱与玩世主义、行为艺术、女性艺术、青春残酷等各种前卫艺术思潮中。如摄影师吕楠在1995年尝试用行为艺术拍摄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不仅成为了中国当代行为艺术的经典之作,在中国摄影史上更留有浓重的一笔。在一个诡异而又充满辩证张力的“场所”,11个全裸的男女按照体重的顺序裸叠,把人与人、人和自然以及男女,重新置于关爱和怜悯的维度上来探讨本源性的存在关系,给出了身体艺术前所未有的“中国经验”。中国当代摄影师为代表的还有王久良,作品《垃圾围城》中王久良通过拍摄北京周边的垃圾,通过垃圾来表现不同的环境理由。在形式上他利用宽画幅影像语言,用凄美的画面使得围城之垃圾在阳光下显现出刺目的光芒。他们不约而同的表达方式,就是凭借个体叙事彰显自我意识和个性自由,对当代艺术史做了重大贡献。
到了21世纪有了一批年轻艺术家,他们对艺术个性化的狂热追随,也产生一些优秀的年轻艺术家,但也掺杂一些年轻人善于投机,把历史文化抛于脑后,而是东拼西凑把薄弱的基础披上华丽的大衣,把艺术束于空中楼阁上面,互相复制、互相重叠,还要用假装深沉与高超来糊弄人、误导人,很少考虑将个人的经验与公众经验统一起来,找到结合点,这就造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和公众的严重对立。当今艺术要重新审视自己,结合自己本土语言,文化,历史,从当代艺术中看到当代社会理由,并充分展现有价值的影像。

三、中国摄影语言的新形式及发展

1979年的“四月影会”拉开当代社会摄影的帷幕。纪实摄影家徐勇曾于1989夏-1990年春拍的《胡同101像》关注胡同对 “六·四”之后挫折感,又能够用摄影触动中国真正的现实生活,记录当时文化的影像。而2008年徐勇继续用时间关注胡同,拍了《胡同·徐勇》的影像,在中国当今社会使图像赋予了当代艺术,模糊的色块,胡同形象难以识别。而读者反复的观看与深思认识到时代的变化与人们心理复杂的情绪,并对文化历史的模糊与忘记。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价值观发展多元素变化,人们不再相信“群体的”观看,不再在意“社会”批判。坚定自己的观念与叙述,这样的视觉立场为摄影注入了新的活力,诞生了新的摄影语言,如:新鲜的媒介与材质;行为艺术;新媒体摄影;摄影之后的再制作——手工涂绘;挪用——绘画作品等多种语言形式。而在中国当代艺术下都在遵循这几种新的形式拍摄与记录,美国摄影家沃克·埃文斯曾经受到法国作家福楼拜一句话的影响,福楼拜说:“精彩地描写不起眼的事物。”这里的前提是,要有发现值得精彩地描写的“不起眼的事物”的能力。当然,还有一个理由是,如何去精彩地描写“不起眼的事物。”德国艺术家瓦尔特·本雅明曾认为灵光就是遥远之物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法国艺术家罗兰·巴尔特在摄影札记中所谈到自己对照片的认识,他在拍摄论文导读:要用心去寻找事物的灵光,并通过灵光指引我们发觉不平凡的事物,深刻的去描写影像的细节。上一页12
私生活的时候需要自己的心灵与真实性混为一体,对公共生活和私生活重新进行了界定:我愿意阐发自己的心灵,但不想公开我的私密,一种是非本质的东西一种是精神上的东西。不管是福楼拜,本雅明还是巴尔特,他们的共同观点都在表达世界万物都有灵性、都可触发我们的灵感,需要用心去寻找事物的灵光,并通过灵光指引我们发觉不平凡的事物,深刻的去描写影像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