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经济再平衡：改革与危机赛跑

论文导读：资本量越高，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利率-工资比）越低，企业家生产技术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如果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压低利率水平，将导致资本下降，企业家又激励使用资本替代劳动，进一步降低了产出中的劳动收入份额。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持续恶化，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政府和企业收入的比重则快速上升：家
中国近来出现的增长速度放缓不应被看作是简单的经济周期现象，而应被当作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经济结构扭曲理由的集中爆发。政府似乎正在以一种容忍低增长的态度来期待改革的推进。但实际上，如果能够推进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中国经济就可以走向再平衡，同时实现高增长。中国经济失衡的症结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经济无论怎样看都是一个“奇异点”。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程度最严重，外汇储备最多……如此众多“超出”其他国家的表现，必定是由中国经济某些“不寻常”的因素所致。
不仅诸多指标的水平值与众不同，更令人担忧的是，从十多年来的总体趋势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指标还在不断恶化：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国民收入分配不断从居民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劳动酬劳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迅速，服务业发展滞后；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就业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的结构调整急需找到统领全局的举措，而这一举措需从众多结构失衡之间的关联入手。金融是经济的血液，血流不畅则经济失衡。如果要为医治中国经济失衡找到一个最为重要的症结，这个症结就是金融抑制下的利率管制政策。
金融抑制的主要形式，包括存贷款利率限制和资本账户管制。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抑制现象尤其严重。数据显示，1989年到2012年，中国一年期贷款平均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仅为2.39%，存款利率则更低；同一时期，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却高达10%，远远高于实际利率水平。研究表明，中国利率至少比市场利率平均低50%-100%。实际利率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率的事实不仅与标准宏观理论的预测完全相反，也与国际发展经验不一致。
利率管制是金融抑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金融抑制其他具体形式的根本理由。
如果一国政府人为压低利率，信贷市场就必定出现供需不等，这就要求政府直接干预金融市场，造成了信贷配给、准备金管制和窗口指导等现象。在此背景下，私人金融机构有激励通过提高存贷款利率获取更高利润，导致利率管制政策失效，要保证利率管制政策的“有效性”，政府需要对银行业准入进行严格监管，限制资本市场发展，维持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同时，利率管制导致利率平价（即国家间实际利率趋同）无法成立，因此政府需要进行资本项目管制，以防止资本通过跨国流动进行套利。收入分配和需求结构：
利率管制的影响
以压低利率为主要形式的金融抑制本质上是在扭曲资本相对。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形中，一国人均资本量越高，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利率-工资比）越低，企业家生产技术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如果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压低利率水平，将导致资本下降，企业家又激励使用资本替代劳动，进一步降低了产出中的劳动收入份额。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持续恶化，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政府和企业收入的比重则快速上升：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67.5%快速下降到2008年的58.2%，同一时期，政府收入占比从1

4.5%上升到19%，企业收入占比从17.9%上升至22.7%。

内外需求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面对的另一潜在威胁。在短期的需求结构分析中，消费、投资、净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与短期分析相比，更重要的是，在长期内，这三驾马车的关系在本质上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如果消费需求比例过低，而净出口不能持续增长，则投资的回报难以保证，经济将偏离最优增长路径。在一个简单的例子里，如果当期投资为100，而消费为0，则下一期，投资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利润为0，投资也为0，经济增长按100加0的路径走。而如果当期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是60与40，则可能下期生产出的产品仍然能够有消费的保证，从而让经济按60加60的路径持续增长。
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而消费需求却持续萎靡不振，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短短数年，最终消费率（消费/GDP）由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9年的48.5%，居民消费率由2000年的46.4%下降至2009年的35.4%，而居民储蓄率则相应地由2000年的31.1%上升到2009年的40中国经济再平衡：改革与危机赛跑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4%，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已经构成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以压低利率为主的金融抑制政策同时也起到了抑制居民消费的作用。第

一、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完备，使得普通百姓很难进入直接融资市场，不能充分分享资本收入。

以股市为例，其震荡幅度非常大，给普通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巨大，很难吸引一般投资者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较小，而且很多债券品种也不对普通百姓开放。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很少向股东分红，而普通老百姓的创业成本又非常高。因此，中国一般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劳动收入，于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一个相应表现就是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换言之，金融抑制将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居民向企业倾斜，由于居民是消费的主体，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将导致消费率下滑。
第二，低利率在本质上是消费者补贴企业、穷人补贴富人的财富分配机制。虽然富人收入水平相应提高有利于增加这部分居民的消费，但只要随收入的增长，消费增长是边际递减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就会导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下降。
第三，必须特别强调低利率通过影响住房进而抑制消费的机制。住房兼具投资品和消费品两种性质，低利率不仅会鼓励普通消费者通过抵押贷款来购房，还会鼓励投资者通过投资房地产来获取回报。
实际利率越低，住房投资成本越低，投资需求越大，住房越高。在缺乏有效机制甄别实际居住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情况下，房价上涨会加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房价上涨预期，最终使房价上涨成为一个自我加强的趋势。理由在于，房价上涨将对普通消费者形成巨大的支出负担，大部分消费者不得不“为买房而储蓄”（论文导读：的差距为依据。给定中美两国人均资本拥有量存在巨大差距的前提，中国需要讨论的理由是如何以最优的路径来缩小中美差距。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那样，适度地降低投资比例，相应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将消费占GDP比重适度提高，可以提高投资回报，让中国经济按“60+60”的路径持续增长。而如果不顾投资回报的下降，盲目依赖投资来提升短
至少要存首付），并相应地挤出其他消费（即通常所说的“房奴”现象）。近十年来快速上升的房价与低实际利率的趋势吻合，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金融抑制下的
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
根据国际一般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部门增加值占GDP比重将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而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占GDP比重将持续上升。然而，过去十年里，中国服务业部门发展趋于停滞，2001年-2011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40.5%上升到4

3.3%，十年仅上升了不到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增加值比重则一直处于高位，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十年间一直维持在40%左右。在工业部门内部，重工业比重持续上升，从2001年60.6%上升到2011年70.8%，产业结构呈现快速资本深化的特征。
利率是企业投资决策的关键变量，金融抑制将鼓励企业投资，从而导致过度的资本深化，其表现形式为工业占比和重工业占比的持续上升。
由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部门是资本密集行业，其单位资本创造就业的能力就比较低，因此会出现“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1992年-2011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10.5%，但年均城镇就业增长率仅为3.5%。我的研究表明，如果看单位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中国目前这一“就业弹性”明显低于世界上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偏离了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的国家本应有的比较优势。而且，政府干预能力越强，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越低。
资本过度深化会导致劳动收入上升得比较慢，造成“工资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上升”的现象。
2002年-2008年，中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由16421元/人上升到41560元/人，上升了2.53倍，同一期间，劳动者年平均酬劳由8802元/人上升到19918元/人，上升了2.26倍，低于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基于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的分析发现，1998年-2007年，中国工业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上升了6倍，而平均工资上升不到2倍，工资上涨远远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
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将会上升，但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却慢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数据显示，金融抑制的程度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工资-劳动生产率的比重就越低。
由投资推动的劳动生产率上升看上去很美，实则不可持续。在本质上，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无非两条路径。一条是简单资本深化的路径，而劳动力技能却无实质的提高，这时，一个工人操作的机器从一台增加至两台，再增加至三台，劳动生产率是有提高，但这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就将遇到极限，而且，在此过程中，没有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也不会有同步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相比之下，另一条路径是劳动者技能不断提高的路径，这时，劳动者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每个劳动力所驱动的资本数量也会同步上升，只要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不断提高，这条路径就是可持续的。遗憾的是，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更像是上述路径的第一种。
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本，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和地区间分割则扭曲了劳动力，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产业结构失衡。在户籍制度的制约下，农民工无法与城镇居民共享本地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公共服务，导致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流动的成本上升，进而推高农民在城镇就业的保留工资。近年来，推行了大量惠农政策，改善了农村生活质量，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农民进城务工的保留工资。换言之，在资本被压低的同时，中国劳动力却在上升，这将进一步加快中国产业资本深化的步伐。
经济的资本深化过度，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充分地创造就业，从而不利于推进“人的城市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相比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却相对滞后。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则仅35%左右。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比较看，2011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46.6%，但就业比重仅为29.5%，第一产业比重仅为10%，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却依然高达48.7%，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滞后意味着农民无法有效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相对上升，在土地禀赋给定的现实约束下，这必定导致农民增收更加困难，城乡间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结构性动态无效”状态
管制利率、鼓励投资可以加速资本积累，对于发展中经济来说看上去未必是坏事。如果中国的多重失衡是有效率的，“失衡的增长”就可以持续，政府也就无需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反之中国经济再平衡：改革与危机赛跑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如果失衡是经济无效率的表现，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持续，政府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再平衡”。
我们有必要针对近期一些有关投资与消费关系的讨论，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看中国经济是否投资过度，不能以中国人均资本量和美国人均资本量的差距为依据。给定中美两国人均资本拥有量存在巨大差距的前提，中国需要讨论的理由是如何以最优的路径来缩小中美差距。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那样，适度地降低投资比例，相应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将消费占GDP比重适度提高，可以提高投资回报，让中国经济按“60+60”的路径持续增长。而如果不顾投资回报的下降，盲目依赖投资来提升短期的经济增长，则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将是“100+0”，是典型的欲速则不达的路径。
在实际生活中，“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参照系，说中国经济已经偏离了那个最优的增长路径。这是社会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特性，也是遗憾，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就束手无策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理论。在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动态有效的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必定建立在内生利率的基础之上。通俗地说，利率作为资本的，应与投资的回报一致，而投资的回报又与经济增长率相关，经济增长率高，则利率水平相应提高。较高的利率就可以吸引居民增加储蓄，减少当期消费；反之，资本边际产出下降将导致利率下降，进而抑制居民储蓄。在中国，论文导读：
当利率受到管制而被人为压低时，这将起到鼓励投资和抑制消费的作用。当利率被管制的时候，除非恰巧管制利率正好等于自由经济下内生决定的利率，否则，管制利率水平之下的增长路径必定偏离其动态最优路径，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损失总体社会福利。其次，我们再来看实际的情况。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看不到中国经济“最优增长路径”，这时，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是看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应该相信，在世界上，可能存在少数国家有过度消费的现象（比如危机前的美国），但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在利率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经济应不会大幅度地偏离其最优经济增长路径，这时，如果中国的投资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而消费率、劳动收入占比这些指标却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甚至中国的投资率要高于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在历史上最高的投资率，就很难相信中国经济是处在最优增长路径上了。
中国经济投资过度的一个缩影是快速增长的地方政府负债。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筹集的资金大量用于当地的建设，如果这些投资可以带来经济的实际增长，至少当地政府可以用税收偿还既有债务的利息，则不会出现债务的危机。而实际的情况是，当前地方政府驱动的投资回报并不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必定加剧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压力。于是，地方债务出现了快速的上升，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有借新债还旧债的性质。近段时间以来，银行信贷规模扩张速度很快，而实体经济的增速却放缓，就是一个消极的信号。
理由又回到了原点，借新债还旧债本身并不是理由的关键，关键在于，新债的偿债能力本质上还是经济增长持续性的理由，如果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特别是当中国经济整体出现增长速度放缓的趋势时，借新债还旧债的游戏玩不了多久。不能寄希望于中国地方政府掌握的资产（包括土地）来帮助地方政府偿债。资产的价值本质仍然取决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实质动力，地方政府的资产（包括土地）的不会取得足够高的估值。当经济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和增速下滑，依靠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来化解危机将成为更可能发生的情况。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国内投资从短期来看似乎过度了，但如果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大规模集中在短期内发生的特性，在短期内，可能会有投资增加，而收益并未体现出来，于是投资收益下降，但在长期内，需求会逐渐上升，于是投资回报会逐步回升。这样的观点是建立在对于未来的良好预期的基础之上的，因而非常难以证伪。但我们仍然可以辨识一下这一观点的真实性。在逻辑上，未来中国国内需求能否保证当前的投资有回报仍然是一个投中国经济再平衡：改革与危机赛跑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理由，如果经济增长的路径是最优的，那么，不会在经济中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而如果投资出现了过剩，则会在现实中出现“去产能过剩”的过程，这个调整的周期过去之后，当然投资回报会再上升，但这一过程将伴随大量效率损失，与由大规模投资集中发生，造成短期投资回报下降，中长期再回升是两回事。
另一种观点是，投资高并不一定是坏事，只要投资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恰恰是经济升级换代的表现。这又回到了本文前文已经讨论过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两种路径的理由上来了。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仅是以投资驱动的，那么，这种“技术进步”并不是以劳动者技能提高为前提的，这种路径很快就会遇到瓶颈，因为资本和劳动不会无限地相互替代，通俗地说，即使一个工人可以操作10台机器，也不可能操作100台机器。而真正有效的伴随技术进步的高投资一定需要以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持续提高为条件，而这是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呢？如果看数据，中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是在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有所放缓，特别是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速度有下降趋势，这就很难支持中国经济的高投资伴随着持续的技术进步。
另外有个疑问，中国经济在过去一直依赖高投资获取了高增长，为什么这一轮就不行？答案是，之前中国国内投资所形成的产能是由欧美大量的进口来消化的，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保证了国内投资的回报。非常显然的是，欧美大量从中国进口的增长趋势已经放缓了，在本质上，这是因为欧美经济的实际增长也放缓了，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没有什么迹象让人相信欧美有一轮类似于信息科技这样的动力能够让其快速增长。即便在欧美能够实现快速的创新和经济增长，也需要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市场，可以让中国居民的储蓄投向欧美，分享其高资本回报。这时，中国居民高储蓄、低消费的目前状况才可能在动态上是有效的，因为中国居民的储蓄将借助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高回报，从而增加未来的收入和消费。同时，欧美的高经济增长预期将支持其居民通过借贷来消费，并消化中国的产能，而这又将保证中国国内投资可能通过出口来获取高回报，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将是中国的投资回报与借贷给欧美所获取的回报趋于一致。遗憾的是，实际上不仅欧美的高增长预期并不现实，而且让中国居民分享欧美高增长收益的有效的金融市场也不存在。毕竟人民币仍然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而中国居民的储蓄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体现为持有的外汇储备，而美国对于中国主权基金的投资是有限制的，中国居民分享美国投资收益的障碍短期内不会转变。改革与危机的赛跑
无论是从中国今天所面对的国际压力来说，还是考虑到国内结构性矛盾所造成的效率与福利损失，中国经济从多重失衡走向全面平衡都是下一个十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这种结构调整如果不主动通过国内体制与政策的改革来实现，那么，持续的多重失衡格局将不断提高经济危机的风险，这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全世界，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中国经济如何才能实现“再平衡”，进而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过去数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大量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然而，中国经济多重失衡依然愈演愈烈。本文想说的是，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需要从金融市场改革入手。只有理顺了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信号——利率，经济主体才能在机制的引导下做出最优的生产和消费决策，中国多重失衡才能逐步缓解，经济效率才能稳步提高。随着经济发展，金融抑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作用将越来越大，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论文导读：济的快速发展和结构平衡是可以同时实现的。如果不改革，则微观和宏观的风险都在逐步累积。对潜在的风险有足够充分的预见，通过改革来避开危机，而不是在危机中推进改革，从而在“改革”与“危机”的赛跑中获胜，这种可能性不应被放弃。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上一页1234
正在成为业界和学术界的共识。
本文辨识了中国经济已经偏离最优增长路径的种种理由，其根本含义是要说明中国经济再平衡并走上动态有效的增长路径的条件。利率市场化以市场准入为基本前提，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放松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提高金融机构间的竞争程度，以市场竞争方式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或许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现实选择。与此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也是必要的，这有利于中国居民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寻找投资机会，降低国内高储蓄的“动态无效性”。最后，在金融市场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现实约束下，政府需要优化投资结构，引导资金进入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即地理位置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地区、效率较高的民营部门，以及某些回报率较高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是短期内提高经济动态效率的一种次优选择。然而，从长期看，只有不断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和创新能力，才是中国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根本举措，这时，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对于引导资源有效配置就更重要了。
今天的中国正面对“改革”与“危机”的赛跑。如果通过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结构平衡是可以同时实现的。如果不改革，则微观和宏观的风险都在逐步累积。对潜在的风险有足够充分的预见，通过改革来避开危机，而不是在危机中推进改革，从而在“改革”与“危机”的赛跑中获胜，这种可能性不应被放弃。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