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郭璞《与王使君诗》思想艺术成就

论文导读：
摘要：《与王使君诗》以给中华民族带来历史大劫难的永嘉之乱和东晋王朝的复兴为背景，讴歌王导在东晋王朝建立和巩固过程中的丰功伟绩和表现出的崇高品德，不但将王导的功业置于事关社稷安危、民族存亡的时代风云和历史巨变中，而且情不自禁地与自己的经历和遭遇结合起来，既表现了作者对于这场历史大劫难的悲哀，也流露出对于自己蒙难遭遇的伤痛和对仕途坎坷、志不得伸的不平。正是这几个方面的密切交织，使本诗内容丰富，感情真挚，具有历史纵深感和强烈的时代特征，从而使其远远超越了一般颂歌而具有史诗的价值。
关键词：郭璞；《与王使君诗》；王导；永嘉之乱；史诗
1003—0751（2013）12—0159—06
现存的郭璞诗歌作品，除《游仙诗》之外，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答贾九州愁诗》、《与王使君诗》、《答王门子诗》、《赠温峤诗》和《赠潘尼》①等。在这些诗歌中，无论从诗义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还是从艺术表现的高超和精彩来看，又非《与王使君诗》莫属。可惜这样一首重要的优秀诗歌作品并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大多数文学史著作对它根本没加理会，也未见学者展开专题研究。为了转变这种情况，笔者不揣冒昧对此诗试着做一些探索，以推动郭璞研究的深入发展。
《与王使君诗》全诗如下：
道有亏盈，运亦凌替。茫茫百

六、孰知其弊！蠢蠢中华，遘此虐戾。遗黎其咨，天未忘惠。云谁之眷，在我命代。

穆穆皇帝，固灵所授。英英将军，惟哲之秀郭璞《与王使君诗》的思想艺术成就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乃协神□，馥如兰臭。化扬东夏，勋格宇宙。岂伊来苏，莫知其覆。
怀远以文，济难以略。光赞岳谟，折冲帏幙。凋华振彩，坠景增灼。穆其德风，休声有邈。方恢神邑，天衢再廓。
遭蒙之吝，在我幽人。绝志云肆，如彼涔鳞。灵荫谬垂，跃我龙津。翘情明规，怀德鉴神。虽赖蹔盼，永愧其尘。
靡竭匪浚，靡颓匪隆。持贵以降，挹满以冲。迈德遗功，于盛思终。愿林之譪，乐岱之崇。永观玉振，长赖英风！②
据学者研究，王使君即东晋的王导③，这一认识是正确的。王导（276—339），字茂弘，琅琊临沂人，出身世家大族，生当两晋之交，为东晋开国元勋，任元、明、成三朝丞相，为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君，官名，即刺史或州郡长官。据《晋书·王导传》记载，王导曾任扬州刺史，故称之为使君。题目中称其官职而讳其名，以表示尊敬和郑重。这里的“与”不是“赠”或“给与”之意，而是赞颂、赞美的意思。一般说来，“赠”，如赠诗、赠言等多用于同辈、同僚之间，而王导曾任刺史，属封疆大吏，后任丞相，郭璞长期充当幕僚，最高的职务也仅仅是徒具其名的著作佐郎而已。二人地位如此悬殊，题目不用“赠”而用“与”，以表示对王导的衷心赞颂，显得十分得体。郭璞给同辈温峤和潘尼的诗，都用“赠”而不用“与”，如《赠温峤诗》、《赠潘尼》，更可证明这一点。再看诗歌的具体内容，都是讴歌
收稿日期：2013—10—23
作者简介：赵沛霖，男，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天津300191）。
王导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明显是献给王导的颂歌，而不是一般的赠答诗。西晋末期，郭璞离开家乡避难江南之际受到尚在刺史任上的王导的器重，“引参己军事”④，即任王导的参军。由此可以看出，本诗是一首下属献给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长官的颂歌。
本诗以给中华民族带来历史大劫难的“永嘉之乱”和东晋王朝复兴为背景，讴歌王导在东晋王朝建立和巩固过程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和表现出的崇高品德。全诗共五章，按内容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开篇即大处着笔，从历史变化规律的角度，交代了王导建立丰功伟绩的特定历史背景；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两章，主要抒写王导巨大的历史贡献和崇高品德；第三部分即第四章，主要抒写王导对自己的重大恩德和诗人对他的感念与惭愧之情；第四部分即第五章，热烈讴歌了王导的精神和品格。

一、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真实性

对于王导这样一位生平经历与东晋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密切相关的时代风云人物，离开了那段充满民族血泪的历史而讴歌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是根本不可能的。诗人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诗歌一开始即从宏观历史的大处着眼，拉开了战乱时代沉重的历史大幕：“道有亏盈，运亦凌替。茫茫百六，孰知其弊！蠢蠢中华，遘此虐戾。”诗人从兴衰治乱的交替是社会历史变迁的常态说到两晋之交不可预测的厄运突然降临，外族入侵，社稷倾覆，百姓被迫沦为流民，承受着残酷的暴行和灾难。短短几行诗便构建了一个“永嘉之乱”、“五胡乱华”的生死存亡紧急关头的特定历史语境，就这样为讴歌对象提供了宏阔的历史背景和纵深的历史空间。
在此基础上，从第二章开始，讴歌对象才正式出现。这样的安排如同戏剧中焦点人物的登场，不但一开始就紧紧地抓住人们的注意力，而且使人物与其历史背景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为讴歌王导确立了明确的历史坐标。可以看出，诗人对于讴歌对象出场的安排颇具匠心。
对于赞美诗来说，真实具体的历史背景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歌功颂德能否做到以事实为基础，言出有据。可以说，真实性是赞美诗的生命，是决定赞美诗价值的关键因素。在这方面本诗可谓无懈可击。不溢美，不夸大，事事具有充分的历史根据。
诗人讴歌王导主要从两个方面抒写：一是他的丰功伟绩，二是他的崇高品德。
关于王导的丰功伟绩，第三章这样写道：“怀远以文，济难以略。光赞岳谟，折冲帏幙。”此处的“文”不是指文德，也不是指文明，而是指以礼乐制度和有关观念为中心的文化。⑤这两句诗的大意是以礼乐制度安抚远方之人，以超人的谋略解救国家危难。后两句中的“光”，大也。《尚书·顾命》：“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这两句诗的大意是说，以宏伟的谋划辅佐元帝治理国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翻开《晋书》便可知道这四句诗绝非空洞的溢美之词，而是对王导功业和建树的高度概括。东晋建立之前，司马睿从江北刚刚移镇建邺之初，江东的世家大族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⑥王导的忧虑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要在江南站住脚，为东晋政论文导读：
权的建立打下坚实基础，必须依靠当地的世家大族的支持。为了给司马睿树立威信，使江南人心归附，王导处心积虑，在争取其从兄手握兵权的王敦的支持之后，特别导演了这样一出政治戏剧：“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轝，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在江南世家大族折服的情况下，王导又倡议司马睿礼遇纪瞻、顾荣等人，并通过他们招徕更多江南士人，“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⑦。仅此一事即可看出王导在争取江南士族支持，为东晋政权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不止如此。在东晋王朝建立之后，王导又不失时机地提出很多策略，如网罗人才、广施教化、重振朝纲、设立史官等，有力地推动了东晋政权的巩固。
正是以这些事实为基础，“英英将军，惟俊之秀”，“化扬东夏，勋格宇宙”等等颂扬赞美之辞，也就不是阿谀奉承的陈词滥调。其中“勋格宇宙”虽不无夸张，但第一，如前所说事实证明王导居功甚伟，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第二，类似“勋格宇宙”之类的话是当时的惯用语，并非诗人标新立异。如晋元帝给王导的诏书：“公体道明哲，弘猷深远，勋格四海，翼亮三世……”⑧又刘琨《劝进元帝表》：“……况茂勋格于皇天，清晖光于四海。”⑨可见，以“勋格宇宙”一语来形容其功勋极大，正是当时流行的说法。
除丰功伟绩之外，诗人还热烈讴歌王导的崇高品德：“穆其德风，休声有邈。”穆，温和、清明；休，美好。是说王导品德清朗纯明，美好的名声天下传扬。这也不是空洞的溢美之词，而有其充分的事实根据：比如，司马睿为笼络人心曾滥加封赏，“不问贤愚豪贱，皆加重号”，王导认为这样下去，必定导致“天官混杂，朝望颓毁”⑩。为使劝谏更有说服力，他以身作则，首先自请去掉名号。为此司马睿特下令：“导德重勋高，孤所倚重，诚宜表彰殊礼。而更约己冲心，进思尽诚，以身率众。”王导的行为为群臣做出了表率，滥加封赏之风得以及时纠正。再如，其从兄王敦有“专天下之心”。尽管他事先反复劝止，但当王敦叛乱时他还是主动承担责任，“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终于得到了元帝的宽谅。尤为可贵的是，王导不弄权，不贪财，生活简朴：“导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这样看来，诗人对王导崇高品德的讴歌可谓实至名归。

二、结合自己的遭遇，寄托人生悲情

作为王导的同时代人，郭璞也不是这场民族历史大劫难的局外人，而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讴歌王导时他情不自禁地写到了这段经历，并结合自己的悲惨遭遇，从患难之人的角度表达了对于王导恩德的发自内心的感念。诗人不但表现出讴歌的真诚，而且寄托了自己的某些人生悲情。
我们知道，“永嘉之乱”始自于河东，正所谓“怀惠之际，河东先扰”。而郭璞的家乡闻喜即在河东。所以，敏感的诗人很早就意识到即将大难临头，并开始“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避地东南”，这时正值“永嘉之乱”之始。这说明诗人是这场历史大劫难和随之而来的民族大迁徙的最早亲历者和见证人。对于自己的遭遇，诗人这样写道：
遭蒙之吝，在我幽人。绝志云肆，如彼涔鳞。
吝，耻辱；“遭蒙之吝郭璞《与王使君诗》的思想艺术成就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是指“永嘉之乱”，遭受异族入侵之辱。幽人，即隐士。按魏晋时期的习俗，人们学道修仙多从山林隐逸开始。诗人学道修仙也曾在山林中隐居，故自称隐士。这两句是说自己正在修仙隐居之际，遭受异族入侵之辱。后二句中的“绝志”，即决断之志，绝决之志；肆，扩张，延伸，引申为散，云肆，即云散。涔鳞，路上水洼中的鱼。这两句是说，永嘉之乱，异族入侵，人们决心离开家乡犹如云散；生活困苦不堪，如同涔中之鱼陷入了绝境。在这里诗人特别提到了迁徙途中的悲惨遭遇。这种情况完全可以从历史文献中得到有力的证明，诸如“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结合这些记载，不难看出这短短的四句诗不但概括了诗人在这场民族灾难中遭受的痛苦和磨难，而且在字里行间里透露出他的独特感受。
接下去的两句写王导对他的恩德：“灵荫谬垂，跃我龙津。”大意是说：正当自己避难江南走投无路之际，得到了王使君的庇护，使我如同鱼跃龙门。这“跃我龙津”四字很有分量，一般是指为一个人的仕进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前途。王导对诗人的提携正是如此，他不仅仅是引诗人“参己军事”，更为重要的是将诗人的才能特别是他的占卜技能推介给皇帝，郭璞因此而为皇帝所知，并多次奉命为皇帝占卜。诗人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才能为皇帝所知，就意味着可以大展宏图，以实现理想抱负，对于渴望建功立业的诗人来说这无疑是重大的恩德。本传接下去的记载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机缘，他的作品《江赋》、《南郊赋》才有可能得到皇帝的赏识，进而被授予著作佐郎。这样看来，诗人对于给自己提供了这种机遇的王导以“跃我龙津”相称颂，也就绝非是虚张声势了。
郭璞对于王导的恩德心存感激，在赞美诗中抒发致谢和感激之情符合情理。但是，诗歌没有任何表示致谢和感激之情的文字，而是说了这样两句出人意料的话：“虽赖蹔盼，永愧其尘”，即凭借王使君的眷顾，我得以鱼跃“龙津”，但我对他的提携却永远感到惭愧。不言“谢”，而言“愧”，这其中自有深意在。
我们知道，郭璞于永兴三年（306）左右离开家乡走上“避地东南”的逃难之路，最晚于永嘉五年（311）到达江南，过了一段时间被王导命为参军。就是说，从这以后不久郭璞便通过王导为司马睿占卜，直到太兴元年（318）参加了晋元帝即位的祭天大典，并于第一时间写了反映这一大典全过程的《南郊赋》，前后最少也有五六年，时间并不算短；但在这样长的时间内，除了几次占卜决疑、就朝中政事上疏之外，郭璞再没有给朝廷做其他事情，实际上是根本没有给他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更不用说建论文导读：句从历史变化规律的角度明确了兴衰治乱的交替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常态。后两句：茫茫：模糊不清，句中引申为神妙莫测，无法理解；百六：厄运，灾难，指造成历史大劫难的永嘉之乱。这两句是说，神妙莫测的厄运突然降临，谁知竟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这四句诗虽属于议论，但具有浓重的抒情性，即在说明道理的同时，还反映了诗人的矛盾心态和感情
立什么功勋了。以这样微薄的业绩与王导对他的眷顾和提携相比，应当说，诗人感到惭愧是完全符合人之常情的。
可见，这里的“愧”不但有其充分的事实根据，而且比“谢”的感情分量更重，内涵也更为丰富：“愧”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表白，表示自己的作为有愧于王导提携的盛情，所以，虽未言“谢”，但比“谢”更能说明王导的恩德在自己心中的分量，此其一。其二，如果结合诗人的经历，特别是仕途坎坷的情况，那么，这里的“愧”十分明显地隐含着对于自己匡时济世之志得不到伸展的遗憾甚至不平，而这正是他对王导难言的人生悲情。在献给王导的赞美诗中他不好过多地抒写自己的挫折和失意，由此可知诗人无尽的人生悲情和辛酸都包容在这一个“愧”字中。

三、强烈的君权至上观念和君权神授观念

《与王使君诗》是写给王导的赞美诗，赞美王导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当然是作品的中心内容。但是全诗却从晋元帝司马睿的神异和英明写起：即第一章的最后四句“遗黎其咨，天未忘惠。云谁之眷，在我命代”和第二章的开头两句“穆穆皇帝，固灵所授”。第一章的最后四句是说，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发出了由衷的悲叹，但是上帝没有忘记百姓的疾苦，要加惠于民；司马睿是治世之才，上帝赋予他救民于水火的历史重任。第二章开头两句是对第一章最后四句的进一步申明，是说端庄肃穆的晋元帝，他统驭天下的权力是上帝所授。可以看出，这六句诗并非写皇帝如何重整乾坤，救百姓于水火，而是肯定他与天即上帝的特殊关系，因而受到上帝的眷顾，明显体现着君权神授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人间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上帝究竟让谁代表自己统治人间，则是根据他是否有盛德；有盛德的人才会受到上帝的顾眷，把权力授予他。显然，这种将皇权神圣化的观念是为皇帝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寻找宗教根据，其维护皇权统治的本质和目的十分明显。
我国西周时期即盛行这种观念，并在《诗经》中留下了明确的记录。“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和“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等都是这种观念的演绎。《与王使君诗》中的这六句诗与《诗经》相比可谓一脉相承。在讴歌王导的丰功伟绩之前先写这样六句诗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证明王导辅佐晋元帝复兴晋王朝的统治完全符合上帝的意志，具有无可争辩的神圣性和正义性，从而肯定其名垂青史的巨大价值。
不仅如此，讴歌王导之后的内容安排同样也别具深意：在讴歌王导的功德之后特别写了这样两句：“方恢神邑，天衢再廓。”神邑、天衢，都是帝京的代称，此皆指建邺；神邑指司马睿从江北移镇于建邺，天衢指司马睿在建邺称帝建立东晋王朝。这两件事都是东晋王朝建国史上具有里程碑作用的大事郭璞《与王使君诗》的思想艺术成就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足以代表和概括东晋王朝建立的经过。在讴歌王导的功德之后特别回溯这一过程，目的是表明王导的一切建树和功德，都是在为东晋王朝尽忠效力，因而也都是当今皇帝的神异和盛德的体现。换言之，王导的功德也就是朝廷的功德，讴歌王导实际也是讴歌当今圣上。很明显，这是封建时代的另一种重要观念，即君权至上观念的集中体现。
总而言之，讴歌王导功德前后的安排充分体现了封建时代盛行的两种观念：君权神授观念和君权至上观念。应当说作为魏晋时代的诗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并不为奇，但是这种安排所体现的良苦用心却很耐人寻味。

四、艺术表现特点和成就

本诗在艺术表现方面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叙述、议论与抒情的有机结合。以抒情成分为主的赞美诗，有时根据内容的要求需要叙述和议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叙述、议论与抒情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赞美诗创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一般说来，在赞美诗中适当加入叙述和议论并不很困难，但如何使三者彼此紧密联系，达到有机的统一，却是很困难的。因为这里的叙述和议论不是一般的叙述和议论，而是属于抒情诗范畴的赞美诗中的叙述和议论，具体语境的特点对叙述和议论提出了特定要求：叙述和议论须含有一定的抒情成分或感彩，这样才可能与抒情之间具有一致性并达到有机的统一。本诗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例如，第二、三章在讴歌王导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之后，第四章的开始四句写自己在这场空前的民族大劫难中的悲惨经历和遭遇，明显属于叙述，但不同于一般的叙述，而是在叙述自己的悲惨经历和遭遇的同时，还表现出对于这场历史大劫难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隐隐透露了对于自己的不幸遭遇的悲哀和无奈，而这恰好与后面所写的患难之人对于王导恩德的感念和真诚讴歌相统一。
再说议论成分：本诗以议论开头：“道有亏盈，运亦凌替。茫茫百六，孰知其弊！”道，诗中指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运，即运气、气数，所谓“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这两句从历史变化规律的角度明确了兴衰治乱的交替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常态。后两句：茫茫：模糊不清，句中引申为神妙莫测，无法理解；百六：厄运，灾难，指造成历史大劫难的永嘉之乱。这两句是说，神妙莫测的厄运突然降临，谁知竟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这四句诗虽属于议论，但具有浓重的抒情性，即在说明道理的同时，还反映了诗人的矛盾心态和感情：一方面肯定了治乱、兴衰的交替是历史发展的常态，灾难似乎在意料之中，表现出一定的达观心态；另一方面对于惨重灾难的来临又深感意外和突然，流露出无可奈何的茫然。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感情，正是“好经术，博学有高才……妙于阴阳历算”并饱尝这场历史劫难的痛苦煎熬的诗人心态的写照。
总而言之，本诗的叙述和议论不是单纯的叙述和议论，而兼具一定的抒情特征和功能，从而使它们与抒情成分密切结合起来，共同构成完整统一的诗歌艺术形象。
其二是结构特点鲜明。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本诗虽以颂扬王导为题，但内容远远没有局限于此，还写了其他相关的内容，如王导建立丰功伟绩的时代历史背景、诗人的不幸遭遇和感受以及诗人与王导之间的关系，等等。从诗歌的组成成分来看，以抒情为主但不止于抒情，而兼具叙述和议论，这无疑增加了处理和组织材料的困难。所以，如何处理和组织好材料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大致说来，诗人的做法是：
中心论文导读：第1745、1746、1752、1746—1747、1747、1749、1749、1752页。⑨《艺文类聚》卷十

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5上一页12345下一页

部分和辅助部分详略不同，而不是不分轻重平均用力：写给王导的赞美诗，当然以讴歌王导的丰功伟绩、崇高品德为中心，这部分内容占了三章的篇幅，即第二、三、五章；其他所有内容则属于辅助部分，这部分内容涉及面虽广，但统统都被压缩到第一、四两章中。这样主次分明并分别相对集中的写法，既突出了中心部分，又避开了辅助部分喧宾夺主，而使其真正起到辅助作用。
顺序安排顺畅得体：五章诗先写历史背景，后讴歌，接着插入诗人个人的遭遇和与王导的关系，最后收于美好祝愿。先背景，为讴歌的内容定位和确立作用；紧承其后写讴歌以突出中心内容；插入个人的遭遇和与王导的关系彰显讴歌发自肺腑，示其真诚；最后通过祝愿为讴歌完满收场。这样的顺序安排，既凸显了每章的重点，又强化了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全诗因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总之，由于诗人对于材料的处理和组织得当，使作品中心突出，脉络清晰，首尾完整，结构严谨，不但充分体现了赞美诗的特点，更突出表现了诗歌的主题。
其三是诗歌在形式（四言诗形式）和语言方面的特点和成就。本诗在诗歌形式和语言方面充分借鉴了《诗经》的创作经验，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本诗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充分发挥了四言诗形式的特点和优长。“四言简直，句短而调未舒”，这既是四言之短处，也是其长处；就长处看，较之五言和七言，四言二拍，读起来铿锵有力，节奏更鲜明强烈。本诗明显具有这一特长，再加上通篇隔句押韵，每章换韵以及虚词和重言的大量运用，充分表现出四言诗所特有的铿锵、和谐的音乐美。
本诗的语言既典重高雅、从容舒缓，又华美俏丽、清新俊逸，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这除了诗人的语言功力之外，还与大力借鉴《诗经》的语言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如下：一个是大量运用虚词：《诗经》大量采用虚词，而且运用得非常成功；本诗也采用了很多虚词，如云、之、伊、来、其、思，等等。虚词是四言诗构成的不可或缺的语言因素，可以想象，没有这些虚词有些诗句很难构成形式整齐语意顺畅的四言，更不要说表达特定的情态、语气以使诗句委婉、传神。另外像《诗经》一样，本诗也注意运用重言，如茫茫、蠢蠢、穆穆、英英，等等。重言的运用可以加强语气，强化表现力，并增添音乐美。
郭璞《与王使君诗》的思想艺术成就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除以上两点之外，本诗还广泛汲取了《诗经》的语言精华。例如：第一章“遘此虐戾”之句中的“虐戾”二字分别取自《大雅·板》中的“天之方虐，无然謔謔”和《小雅·节南山》中的“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是“虐”和“戾”的结合，含义更加丰富。第二章中的“穆穆皇帝”，以“穆穆”状写皇帝的端庄诚敬，取自《大雅·文王》中的“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第三章中的“穆如德风”与《大雅·烝民》中的“穆如清风”都是以“穆”修饰某种“风”，彼此完全一致。除了词语之外，本诗在句式上也有多处直接采用了《诗经》的惯用句式，如以语气助词“来”构成诗句，第三章中的“岂伊来苏”与《国风·邶·谷风》中的“余伊来曁”完全一致；又如以“靡……匪……”构成的句式，第五章中的“靡竭匪浚，靡颓匪隆”与《小雅·小弁》中的“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以及《国风·邶·北风》中的“莫赤匪狐，莫黑匪乌”彼此也完全一致。这些句中的靡、莫，都是无、没有的意思；匪，同非；“靡……匪……”、“莫……匪……”句式，表示某某事物没有、不什么的之意。本诗“靡竭匪浚，靡颓匪隆”是说多深的水没有不枯竭的，多高的山没有不崩塌的，用以反衬王导的功德和美好的名声将万古长存。此外，第一章“遗黎其咨，天未忘惠。云谁之眷，在我命代”这四句诗不但在用字和句式上，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与《大雅·皇矣》第一章一脉相承。
可以看出，诗人在借鉴《诗经》的四言诗形式和语言上下了很大工夫，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人对于经典作品的高度重视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五、小结
赞颂王导在东晋王朝建立和巩固过程中的功德和建树，对于郭璞来说，绝不是事不关己的等闲讴歌，而是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并足以牵动内心情怀的由衷咏叹。因为王导建功立业的历史环境和空间，即造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历史巨变的“永嘉之乱”和东晋王朝的复兴，对诗人来说既不是遥远往事的渺茫传闻，也不是历史文献的冰冷记录，而是他身在其中的鲜活现实：他不但是这场历史大劫难的最早亲历者和见证者，而且也是饱受其煎熬的受难者。所以这场历史大劫难，无论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看，还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对他来说都早已成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再从与讴歌对象王导的关系来看，王导不仅是他的上司，更是对他有知遇之恩，使他摆脱生活困境的眷顾者和提携者。亲历者、见证者和受难者以及下级和被提携者等如此多重角色的重叠，使他在讴歌王导时自然比局外人有更多的考量和独特的视角以及不吐不快的情结：他不但将王导的功业和建树置于事关社稷安危、民族存亡的时代风云和历史巨变中，而且情不自禁地与自己的经历和遭遇结合起来；既表现了对于王导的热烈赞颂和崇敬，也表达了对他的由衷感激和真诚；既表现了对于这场历史大劫难的无限悲哀和无奈，也流露出对于自己蒙难遭遇的伤痛和感慨以及对于仕途坎坷，志不得伸的不平和纠结……正是这几个方面的密切交织，使本诗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纵深感，而且言出有据，内容丰富，倾述内心，感情真挚，加之本诗在艺术表现方面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从而使其远远地超越了一般颂歌而成为时代杰作。
注释
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②④《晋书·郭璞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6册，第1901、1901、1901、1899、1899、1901页。③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842—843页。⑤参阅《论语集注·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玆乎？”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⑥⑦⑧⑩《晋书·王导传》第六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5、1746、1752、1746—1747、1747、1749、1749、1752页。⑨《艺文类聚》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5论文导读：诗〉的主题和结构》。《晋书·刘琨传》第六册，第1680—1681页。详见赵沛霖：《郭璞生平若干史实考辨》。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第388页。郭璞对于自己仕途坎坷，才能得不到发挥深感不平，这种情绪在《客傲》一文中表现甚为明显。《诗经·大雅·皇矣》。《诗经·大雅·大明》。李康：《运命论》，《文选》，中华书
1页。详见赵沛霖：《试论郭璞〈游仙诗〉的主题和结构》。《晋书·刘琨传》第六册，第1680—1681页。详见赵沛霖：《郭璞生平若干史实考辨》。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第388页。郭璞对于自己仕途坎坷，才能得不到发挥深感不平，这种情绪在《客傲》一文中表现甚为明显。《诗经·大雅·皇矣》。《诗经·大雅·大明》。李康：《运命论》，《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730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

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2页。

责任编辑：行健中州学刊2013年第12期《文选》李善注的文献学价值2013年12月中 州 学 刊Dec.，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