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传播学我国化”必要性和可能性

论文导读：想。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重孝悌和，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化是“家”文化，“血缘”文化，“人情”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在西方的文化土壤里培育出的传播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难以完全准确反映出中国的社会状况。由此看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的相关研究，
[摘要]自传播学传入中国之后，有关“传播学中国化”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本文以“传播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进而从为什么要实现“传播学中国化”和传播学为什么能实现中国化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最后对“传播学中国化”的进路提出一点倡议。
[关键词]传播学；传播学中国化；发展脉络；必要性；可能性
1006-0278（2014）01-292-02
伴随着传播学传入中国，“传播学中国化”的研究也随之而起。“中国化”的提法体现出我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对于外来的理论不能全盘接受，而应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30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真正实现“传播学中国化”还需要更艰辛的努力。

一、“传播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发展脉络

传播学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从美国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与传播学相伴的是“传播学中国化”的研究，从1978年提出至今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

(一)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

传播学是“舶来品”，于20世纪40年代末形成于美国，50年代传入中国。“确切地说，1956年11月和1957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第三期和第五期，就发表了介绍Mass Communication（当时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的文章，这被公认是传播学引入中国的起源。”
之后主要由于政治理由，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直到一位从美国衣阿华大学传播学专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郑北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业。他归国后发表了许多文章，大力引介传播学这一新兴的学科。此后，国内的学者开始重视传播学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

(二)“传播学中国化”的提出

自传播学传入中国开始，“传播学中国化”的讨论就从未间断过。一般认为“传播学中国化”的第一个提出者是余也鲁。1978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在香港举办的传播学研讨会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提出并解释了传播学中国化的含义：“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因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于中国文化中，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

二、缘何要实现“传播学中国化”

由于中西方文化中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诸多要素的不同，决定了传播学传入中国开始，“传播学中国化”就应是传播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从中西方传播学的研究受众看

传播学起源于美国，后又在欧洲得到长足发展。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它们的文化内核都是比较强调科学精神和个人主义的。这种特质具体到理论研究中，也就是重视“个人”的力量。无论是作为独立个体的研究者，还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受众。西方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那就是受众是没有差异的，享有相同权利，有独立的行为处事方式的个体。因此，在西方传播学的定量分析研究中，受众只是“数字化”的个体，很少考虑其它因素，即使在人际传播中也同样如此。
再来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内核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重孝悌和，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化是“家”文化，“血缘”文化，“人情”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在西方的文化土壤里培育出的传播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难以完全准确反映出中国的社会状况。
由此看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的相关研究，面对着比西方更加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在运用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的实际理由时也应该致力于结合中国国情，实现“传播学中国化”。

(二)从中西方传播学的传播内容来看

根据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的理论，他提出了“低语境”和“高语境”的概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就是低语境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信息存在于自身之中，信息的可传播性和普适性更强，体现出的是西方人的精确思维模式。
而中国则是典型的高语境国家，大量信息存在于符号之外，传播语境与传播的具体内容同样重要，有时甚至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与西方人的精确思维不同，中国人体现出的是模糊思维，中国人的艺术讲究“留白”，说话要说“弦外之音”，许多传播内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间接迂回的表意方式无形中加大了对传播内容解读的难度。
总之，关于中国传播内容的研究，应该充分考虑传播的深层含义，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能导致研究有失偏颇，难以概括出传播内容的全貌。

(三)从中西方传播学的传播媒介来看

西方的传播媒介是“第四权力”，这来源于西方“新闻自由”的思想。西方的传播媒介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力量，它是社会公信力的代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然而，传播媒介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发言平台”，中国奉行的是新闻媒介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在长期的集权政治体制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政府拥有暴力统治和道德教化的双重功能。报纸在中国的起源就是官报，媒介只是上传下达，维持稳定的政治工具。直到今天，我们的媒体仍然是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
传播媒介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传播学的研究差异，如果忽略这种差异必定导致理论研究不适用于实际现实的局面。

三、“传播学中国化”的可能性

(一)学术研究的普适性

我们已经阐述了中西方的差异对传播学所造成的影响。承认这些差异与影响也是我们在引进包括传播学在内的所有外来学科时所应持有的基本学术态度。但是另一方面，不应无限放大这些差异所造成的影响。就总体的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发展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学术的真理性和普适性，以及学术策略的科学性。这也是为什么大量外国的学术理论能够被引入中国，并得到广泛运用的理由。具体到传播学而言，我们应“异中求同”，在这“舶来品”中寻求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符的部分予以解决中国的具体理由。

(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行

自传播学引入中论文导读：12
国已有30多年，关于“传播学中国化”的研究也从未间断。相关专家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除了发表的论文，相关著作在90年代之后也逐渐增加。
例如1996年，李敬一撰写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由武汉大学出版；由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一书于1997年正式出版；戴元光所著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徐培汀所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5-2005》也由重庆出版社于2006年相继出版。
这些著作的付梓可以说是学者们关于“传播学中国化”这个理由深思的结晶，在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将“传播学中国化”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只是时间的理由。

(三)丰富的文化积淀

澳大利亚传播学家奥斯邦曾说过：“对于一贯没有特殊传播理论的国家来说，一个最有效的、有力的开端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尤其是本国传播政策形成的过程，从中发掘本国传播的目的、目标而后原则。”这位学者的观点可以很好的印证我们实现“传播学中国化”第二个任务“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在几千年的传播实践中产生的传播理论以丰富人类传播理论宝库”的可能性。
传播并不是西方独有、首创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以上文明史的国家，两千多年前就有关于传播的概念，关于传播活动的评价，关于传播技巧和传播思想的论述。”
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丰富的文化积淀为传播学的发展和“传播学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它有着很强的民族性和特色性，有很强的辨识度，能够将一种文化与其他的文化区分开来。
总之，“传播学中国化”的研究一方面应该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提炼，结合西方的传播理论，发现属于本民族特色的传播理论；另一方面需要关照现实，“以史为鉴”，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现在，要紧跟时代潮流，关注现实中传播学出现的新情况、新理由，与时俱进，用理论指导实践，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