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大眾政治和權力政治衝突及其化解

论文导读：
用官民矛盾來概括當前的主要社會現實已不能真實解釋衝突的內容和性質。在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的頭些年，政府與民眾在具體利益上如減負、征地、強拆等方面的衝突，呈現出與歷史上官民利益對抗的典型特徵，但近年來在更為廣泛的範圍內引起了對抗，不但具體事件上如溫州動車事故、青島輸油管道爆燃、延遲退休出現對立，更是在價值觀念上和制度觀念上出現對立，關於、憲政和普世價值，朝野上下，各持一端，它們已經遠遠超越了利益對抗的範疇，而是主要表現為政治立場的分野。這些衝突的實質是權力政治與大眾政治的衝突。
過去有一段時間，人們曾用“直接利益衝突”和“非直接利益衝突”來解釋兩類官民衝突造成的群體性事件：政府同利益相關方衝突的群體性事件，以及非利益相關方介入衝突的群體性事件，後者可能僅僅是因為一個家庭或一個公民的遭遇而引起大規模的群眾性抗議活動。非利益相關方顯然不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訴求，而是出於對普遍公平正義的要求。當大眾把對公平正義的要求與制度安排和變革的要求聯繫起來的時候，大眾政治就出現了。
利益衝突遲早要變成政治衝突，因為利益衝突必定會引起人們對安排利益的政治制度進行深思。政治制度的本質不過是利益分配制度，它決定一國中哪些人負責分配以及如何進行分配。在權力政治中，利益分配自然是權力優先，權力擁有者總是以滿足自身利益、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制定政策的出發點，與之相對，大眾政治堅持公平分配利益，打破利益壟斷的特權制度。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在強調如何做大蛋糕，以為只要把蛋糕做大，利益就自然會向普通大眾流淌。但事實表明，在權力絕對制约著利益的分配時，蛋糕即使做得再大，民眾也擺脫不了低水平的溫飽生活狀況，一邊是財富迅速地大規模地向權貴集中，一邊是普通人家難以承受醫療和教育開支的沉重負擔。加之社會治理在許多方面的失誤，包括社會公平全面缺失，環境和空氣嚴重污染，社會保障十分脆弱，社會道德不斷下滑。問題不可謂不嚴重，責任不可謂不清楚，一個負責任、有希望的執政集團應該主動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面向社會和國民嚴厲反省自己的失誤和問題，並迅速有效地進行改革，勵精圖治，而絕不是百般辯護，掩蓋真相，推卸責任，理直氣壯地認為不管發生什麼事情，自己都有權統治國家。
所有這些都促使全社會集中對政治進行反思，大眾的議政熱情空前高漲。大眾對政治事務的極大關注可以使任何一個意想不到的方面、起初看起來可能是一件微大眾政治和權力政治的衝突及其化解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小之事變得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美國剛剛卸任的駐華大使、華裔駱家輝從他拖兒帶女、沒有隨從和警衛、自己扛著大包小包走下飛機的一刻起，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此後他的一些舉動如用優惠劵買咖啡、乘坐經濟艙，都在中國民眾的關注中都成為轟動性的政治事件，他的平民作風是那樣受大眾的歡迎，被廣為評議，把一貫揮金如土、喜歡排場、高高在上的中國公僕放到了一面嚴厲的鏡子前。偌大的中國官場難以抗衡一個美國華裔官員的道德壓力，顯露了權力的內在脆弱性，以至中國媒體向駱大使發起群攻，把他的種種“作秀”斥之為“用心卑鄙”。但它們顯然又一次找錯了敵人，因為駱家輝的力量不是來自于駱家輝，而是來自強大的社會輿論對駱家輝的聚焦。
由社會反思所帶來的大眾政治與意識形態無關，而只事關公平，也與西方滲透無關，而只與社會內部的刺激以及刺激不斷強化有關。只有公正才是全體人員的共同利益，才是亞裡士多德所說的政治善。追求社會公平不需要西方思想的滲透，所有人都能夠根據自己的生活體會在反思的基礎上發現公平原則。生活是最好的老師。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實而不是西方的理論，告訴普通大眾不受制約的權力必定禍國殃民。沒有什麼比權力的普遍腐敗更能讓普通人看清楚權力的本質了。把西方作為權威喪失的替罪羊，只會把自己引入歧途，不是去正視自身問題，而是繼續文過飾非。錯誤的判斷從來都是導致更大錯誤和失敗的理由。西方制度只不過為大眾提供一個可供對比和反思的參照物，他們在反思和尋找出路時，不再是像自己的祖先那樣使用“均貧富”的旗號和把建立新的朝廷作為理想，而是運用一套有關自由和的語言，表達憲政的理想。
大眾政治時代到來的確切標誌，是政治話語權轉移到大眾手中。公知在大眾政治中發揮了思想啟蒙的重大作用，他們依靠常識、眾所周知的原則和簡單通俗的公理說話，摒棄故作高深的理論，這也是他們的價值所在。他們播下的思想種子只要具有適宜的土壤、獲得大眾的響應就會生根發芽，結出果實。新思想只要被大眾所廣泛接受，民眾就掌握了政治話語權，而原先的權力話語則完全失效。這時，民眾的思想啟蒙實際上已經完成，新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已經植入到民眾的心裡，成為激勵人們行動的強勁動力。在新的信念下，人民團結了起來，在新的信念下，改良也失去了合理性。
中國的政治話語在新政權建立的前30年由革命話語絕對主宰，結束後，革命話語很快失勢，一套改革話語在其後30年中佔據主導地位。改革話語其實包括了三個概念——改革、發展和穩定，它們最後都為“穩定壓倒一切”的觀點進行辯護。無論是革命話語還是改革話語，都是規定的，體現了權力對政治話語的絕對主導。值得一提的是，話語權是政治權威的體現，是政治的軟實力。在改革的長期停滯之後，改革話語在大眾中失去了信用，改革一詞變得幾乎沒有實際意義。民眾生活長期缺乏明顯改善，環境污染威脅所有人的身體健康，發展於是也大受質疑。暴力“維穩”使穩定的意義變得十分曖昧，它要維護似乎不是社會的穩定，而僅僅是絕對權力的穩定和腐敗的穩定。改革、發展、穩定那套繞來繞去的話語，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悄悄收起，不再提了。薄熙來以極大的決心在重慶大力推廣紅色話語以代替式微的改革話語，招來的卻只有大量譏諷。紅色話語只是表明“紅二代”這個人數很少的特殊群體對自己早年經歷的念舊和對父輩革命的懷念，與時代生活脫節，無法喚起大眾的熱情，更不可能引導社會。另一方面，“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憲政話語在民間已經形成。媒體如臨大敵，對憲政大加撻伐，除了暴露權力政治的理論貧困，更為被動的是论文导读：
，一直沒有找到可以替代改革話語的政治語言以凝聚人心，即使重拾過去的改革話語，也難有引導和主導社會輿論的力量了。大眾政治不是政治，它是前政治，或者說政治的前期。大眾政治催生出政治。大眾政治的發展有兩種可能，往好的方面發展是政治，往壞的方面發展是無政府主義，乃至最終可能導致專制獨裁。權力政治的發展也有兩種可能，往好的方面發展是精英政治，往壞的方面發展，既可能是流氓政治，也可能是極權專制。
大眾政治的是社會能量集中爆發的時刻，這也是大眾政治的最後環節，能量不斷聚集，必須會在某一時刻爆發出來，舊的權力體系可能在數天之內就轟然瓦解。但是出發時的理想和最終到達的目的地並不總是一致的。大眾政治經歷大眾議政階段，再到總體反抗，必須回歸到有序的正常政治軌道上，回歸到以社會治理為中心的軌道上。瓦解一種秩序到建立一種秩序需要時間，或者建立穩定有序的政治，或者在經歷一段時間的混亂後，社會重新被置於強權的制约之下。
那麼權力政治的表現如何呢？權力政治的最佳形式是精英政治，權即權力制约在一個明智、懂得節制使用權力、而且具有能力的少數人手中，在道德方面，他們也是世人之楷模，這個團體總體上享受著民眾的尊重，而其所獲得的普遍尊重又驅動他們把追求榮譽作為自己從政的動力。英國貴族統治是精英政治的典範。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在一個只有極少數人才有能力接受教育和全部教育都以科舉為目的的社會，它起到了選拔精英的作用。即使如此，被選拔出來的人才也只能在有限的意義上被稱為精英，更準確地說，他們只是知識精英，因為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他們都完全依附於皇權，沒有英國貴族的那種從容獨立的精神，他們被自身的物質利益所緊密束縛，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勝過對榮譽的追求。把一個全身心投入物質利益追逐之中的群體說成是社會精英十分牽強。精英政治需要嚴格的公開選拔制度或特殊的政治傳統、甚至財富力量做後盾。今天新加坡的政治保留著某些英國貴族政治的特色，該國政治雖然具有濃厚的權力政治色彩，但它的政府高官不少都是富豪巨賈，殷實的家產為他們清廉做官提供了經濟支撐，為新加坡政府能夠實行優良治理起到了有益作用，因為官員不必從權力中攫取經濟利益，從而能夠把精力放在謀求為國服務的榮譽利益上。
中國王朝的科舉制度使它在表面上有了精英政治的色彩，但在根本上它屬於流氓政治。中國皇帝的荒淫無恥為世界之最，宮廷作為國家的政治中樞，歷來都與陰謀聯繫在一起。在更大的方面，天下的分分合合，王朝的生死循環，都同無業遊民、爭強鬥狠之徒、三教九流之輩有著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深刻聯繫，他們構成了冒險家爭奪天下的基本隊伍，也是軍事和政治領袖的主要來源之一。張獻忠、洪秀全一類失敗的領袖讓後世認識到他們的流氓本性，那些成功的領袖在成為帝王將相後無不被歷史粉飾為、或者被後人想像為功業蓋世的英雄。流氓的勝利和勝利的流氓一直代表著中國王朝政治的基本面。
專制權力在現代世界發生了一次巨大變化，它變得更加恐怖，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社會的各個角落，這就是極權統治。極權統治是專制權力的頂峰階段，也是專制權力的最後形式，它使專制權力失去了所有自我辯護的理由。極權主義的形式和實質都是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制约民眾從生到死的每個方面。它的國家哲學是國家工具論，國家被定義為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這與歐洲傳統的國家契約論截然相反，根據契約理論，國家是自由人之間為了保障個人權利而結成的聯盟。在極權統治下，國家體制由元首（領袖）、宣傳機器和專政機器三個部分構成，元首是它的憲法，宣傳負責洗腦和造就新人，專政就是它的司法。典型極權的維持一般不會超過一代人時間，其後改革開始，後極權社會到來。改革就是權力集團內部的人為謀求更多的個人自由和分享原先屬於元首的絕對權力而重新分配權力，多龍治水的權力格局呈現出來，國家意志雖然名義上仍至高無上，但元首（領袖）的意志已經不能完全代表國家意志，這也是蘇聯在赫魯曉夫改革後出現的局面。
權力被更多的個人自由使用，使交易主體大幅增加，極大地增加了權力的交易機會。對社會的管制權成為創造尋租機會的權力，從而創造出強大無比的吸金能力。一本萬利的權力理所當然要成為人們不擇手段謀求的對象，獲取權力成為各種各樣的私下交易，在交易中的獲勝者是善於使用心機、投機取巧人，而真正德才兼備的人才將被排除出局。這些交易不同於市場上討價還價，也不同於選舉政治中的公開交易，而是集各種肮髒交易之大成，為上司拉皮條，送重金，充當馬仔，不一而足。由於政治生態的流氓化，榮譽追求在官場上絕不會成為主流，對許多的權力追求者和擁有者，世界上已沒有什麼比權力以及附帶其上的金錢和美色等利益更加重要，浸淫其中既久，權力的癮君子無法放棄每一樣利益，在精英政治中被極為看重的個人榮譽和德行，對他們已無關緊要。
權力政治與大眾政治截然對立，在非憲政體制中，或者說在權力政治中，這一點是不可改變的。即使是由精英運作的權力政治也不例外。再明智的權力政治也是專制統治。對北美殖民地人民，英國議會的統治仍然是大眾政治和權力政治的衝突及其化解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暴政。在英國本土，英國工人階級爭取普選權的憲章運動迫使貴族制约的議會作出讓步，改革選舉制度，擴大了選民範圍，使英國朝著政治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政治的真理既不在權力政治一邊，也不完全在大眾政治一邊，就像許多兩極對立的情形一樣，真理位於兩端中間的某個地方——不是不偏不倚的中間位置，而是偏向一端的某個點上。在權力政治與大眾政治的兩端，真理處於偏向大眾政治一端的位置上。實際政治必須把社會對公正的要求與權力的有效治理二者結合起來，也就是必須把大眾政治與權力政治結合起來。通過立憲，把大眾政治對和自由的要求和權力政治對效率的需要統一起來，並消解了它們的對立。在此，我們不能不由衷嘆服人類發明憲政的偉大創舉，不能不由衷嘆服人類解決複雜難題的智慧，把看似水火不容的兩種政治完美地統一起來，使二者和諧共處，創造出了一種史無前例的科學政制——立憲。對论文导读：的有效運行；既保證權力的充分有效地實施社會治理，但又不足以對大眾的權利、自由和社會公正產生威脅。立憲政體的科學性體現在兩級政治的結構體系上，使它的目的和它的結構達成了高度一致，第一級政治體系是選舉體系，把國家權力置於人民大眾的制约之下；第二級政治體系是賦權體系，明確賦予政府三大部門的權力，劃定它們的權力界限
大眾政治，憲政使它規範，創立了代議制；對權力，憲政使它受到約束，創立了三權分立。憲政體制是大眾政治主導的一種政治制度，既保證了大眾的和自由權利，但又不妨礙政府權力的有效運行；既保證權力的充分有效地實施社會治理，但又不足以對大眾的權利、自由和社會公正產生威脅。立憲政體的科學性體現在兩級政治的結構體系上，使它的目的和它的結構達成了高度一致，第一級政治體系是選舉體系，把國家權力置於人民大眾的制约之下；第二級政治體系是賦權體系，明確賦予政府三大部門的權力，劃定它們的權力界限，形成相互制約機制。憲政也同時融合了精英政治，公開地競爭性選舉比其他方式更能確保政治精英進入政治體系，比如英國的選舉產生的平民院就比它世襲形成的貴族院集中了更多的精英才俊，進一步說，只有社會才會出現理想中的精英政治。
大眾政治轉向政治的關鍵是立憲。大眾政治戰勝權力政治是一個必定的歷史進程，沒有力量可以阻止社會的大多數人對公正的追求。少數人的統治得以延續的唯一條件是大眾對政治的冷漠，只要大眾對政治產生了強烈關注，進入了政治現實，對大眾的統治就不能繼續下去，因為他們極大的人數優勢最終要變成力量的優勢，迫使絕對權力作出讓步或者就範。新的政治秩序建立有兩種方式，一是統治集團開放權力大門，接納大眾政治，就像英國1832年改革那樣，在當代也不乏現實的例子，不丹王國政府、緬甸軍政府都是這樣做的。一是在大眾政治基礎上建立，這種情況更加普遍，改良舊體制的難度不少時候要超過建立新體制。無論是改造舊體制，還是從頭開始建立新體制，要建立穩固的秩序，都需要憲法的權威。任何一種社會秩序的建立都離不開權威，建立威權秩序要依靠魅力型領袖的權威，建立秩序則必須依靠憲法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