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治误区及转向

论文导读：识降级为地方知识。长期以来，美国在其外交中努力将美国特色的从地方性知识转化为普世性知识。如果世界上东西南北的国家都珍视基于本国国情和历史而发展出来的政治，甚至能够探索出更高阶段的新政治理论，现行所谓普世的理论自然就会沦为地方特色的理论。这个降级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关键是实践家和知识界

一、从非洲和美国说起

2012年10月份，我有机会去非洲参加了第二届中非智库论坛，随后又去美国考察了美国大选。在埃塞俄比亚，与会的个别非洲学者大谈非洲市民社会、转型等理由。会场设在亚的斯亚贝巴郊区一个度假村，走出会场，就会见到许多生活在底层的贫苦百姓，会场内的话题和会场外的民生实态形成鲜明对比，不由得想到书本知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2012年又是许多国家的大选年，年初的俄罗斯、法国与年末的美国、日本很是热闹，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美”，但又不能不让人对产生“审美疲劳”。转型理由最近在国内也是个研究热点。近一年多来，我在国内密集参加并旁听了一些有关转型的学术报告会。现实感受与学术报告的反差促使我这个从事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对流行的话题产生一些疑问。研究非我专业，但是从外交和国际关系角度思之，或许对我们深思全球化时代各国的政治建设不无作用。

二、研究的误区

长期以来，理论研究的重心，一直将发展中国家的转型作为研究对象，似乎转型只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事，发达国家就不存在转型理由。在研究过程中，学者、媒体、社会组织总是下意识地将西式作为唯一参考标杆，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就应该奔着西式设定的标准走，才是大道。这种研究价值取向严重误导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为此吞下苦果的国家不少，搬来的“”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崩溃之墓志铭上的也不少。
有关研究在全世界几乎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当然，研究的议程本身就是少数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的评价标准完全由少数国家说了算，比如各类评价机器以及受到各类基金资助的在全世界进行巡回演讲的宣讲员，这使得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科学知识更多只是西方的宣传工具而已，累积的知识泡沫不少。每当西方国家为了私利拟对一个国家进行军事干涉之前，打出“”和“人道”的旗号，宣传工具开动起来肆意给该国贴上专制的标签，这个国家离内战和混乱就不远了。搞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的学者，几乎整天面对着因为干涉被搞乱的国家和地区。任何一个有简单政治学常识的学者，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外来干涉下出现的杀戮冲突和民不聊生，如果还认为这些国家是因为“”程度不够，需要不断的“”，而却不从外来干涉找理由和反思，从道理和逻辑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在西式评价机器下，你被认为是进步到“”国家或者从专制国家班级中“毕业”的唯一前提，就是对其俯首贴耳地服从，放弃自己独立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没有尊严，当然这个时候，你马上会换来“国际”舆论的普遍表扬。在国际舆论中，有的国家一夜之间就可能成为国家，当然如果不听话，比如最近几年的俄罗斯，也可能一朝醒来发现自己“被专制”了。各类评价机器如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紧箍咒，当你一不听话的时候，掌握评价机器的人就拼命念咒。
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往往也下意识地将西方作为的完美样板，有时甚至不自觉地将自己划到的对立面——非——一面去，咱们注重“拜师”，但忽视“学”自己本土政治资源的“艺”，这导致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自卑情结，总觉得道德上低人一等，在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是永远毕业不了的学生。有次我与一些英语国家学者交流，他们照例念起紧箍咒，谈中国的舆论审查和理由。当时正巧《穆斯林的无知》激起穆斯林世界的众怒，笔者反问了一句，如果你们有对他者宗教的起码尊重，进行必要的国内舆论审查，不允许这种侮辱他者尊严的东西出来，可能就不会有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的恶果。对方无语。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可能都必须严肃地考虑必要的舆论他律和自律理由，否则，不配谈理由！
看来，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这个紧箍咒，必须从“-非”、“西方与专制非西方”的简单式二元划分和优越与卑微的对立思维中解脱出来，真正在本国国情基础上，深思自己的政治建设道路。

三、西式的退化与再化运动

要从西式话语体系中解套，真正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国格，首先需要设法将少数西方国家宣扬的知识从普世知识降级为地方知识。长期以来，美国在其外交中努力将美国特色的从地方性知识转化为普世性知识。如果世界上东西南北的国家都珍视基于本国国情和历史而发展出来的政治，甚至能够探索出更高阶段的新政治理论，现行所谓普世的理论自然就会沦为地方特色的理论。这个降级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关键是实践家和知识界需要从现在做起。
没有独立深思和平等交流的学术态度，是不可能从西方话语体系中解套的。比如，一直被视为典范的少数西方国家，其自身是否存在转型的潜能？或者说，这些国家的制度是否存在退化现象？进一步说，当学界猜想“第四波化”运动会在哪个发展中地区出现的时候，我倒更倾向于假设下一波化运动最可能出现于西方。西式政治如不改革，并不排除其在人类政治文明中会被降级的可能。当然，今天的国际知识界尤其是比较政治学将精力大多放在发展中国家的不足研究上，并没有太多的人敢单刀直入，把西式退化和西方面对的转型理由作为严肃的学术议程提出来。譬如人们探索质量的测量体系，那么，敢不敢用这个指标体系去测西方发达国家，而不仅仅只是用其来测发展中国家？
西式的退化不是没有迹象的。按照西式话语体系塑造的逻辑，发展中国家所有理由都被描述为是因为没有的话，你也同样可以将发达国家面对的政治极化、精英脱离群众、居高的国债、政客不负责任的承诺、选民率下降、被垄断的舆论、对外专制性干涉等，归结为其制度出了理由——若其运转及制度良好的话，本是不该出现这些理由的。从国际关系言之，西式在设计的时候就是与人类希冀的和平发展国际秩序相抵触的，因为这套制度的运转是建立在封闭排他的领土政治之上的，可以合法且正当地将国内政治系统内的负面因素无所顾忌地排放到国际政治中，置他国关切、感受和利益于不顾，成为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正是在这个作用上，这种封闭的制度设计正在成为论文导读：
这类国家负责任地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内制度障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观察，当一个稍有政治常识的外人看到美联储动用一轮又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转嫁危机时，让人再相信“央行应该独立决策”之类的华尔街理论，再相信“美国是一个负责任国家”，是非常困难的。新理论——尤其是在制度设计上或者任何政治秩序深思上——如果不能将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关系处理好，是不可能实现各国共生共处的政治境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