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跨学科建构与政治批判关怀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14
作者：用户投稿
本站原创
点赞:4720
浏览:14697
本站原创
点赞:4720
浏览:14697
论文导读：鼻祖威廉斯也不属于严格作用上的文化研究者），文化研究的著作也没有一部堪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策略》、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布迪厄的《区隔》、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相比肩。我有一个比方，文化研究是‘寄生虫’，是寄生在马克思、福科、布迪厄等大师的思想
摘要：作为专门作用上的中国文化研究是指在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影响下兴起并逐渐具有中国语境特点的文化理论。本文通过考察该领域重要学者陶东风的学术经历与治学经验，揭示他身上所具备的跨学科建构与政治批判关怀。这样的学者品质不但应该成为从事文化研究一般学者的自觉追求，而且也应该成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学者品质。
关键词：陶东风；文化研究；跨学科建构：政治批判关怀
1003-854X（2013）11-0086-04
如今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起是以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为标志的，而广义上的文化研究还可以追溯到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作为20世纪西方全球性文学与文化理论新潮迭起背景下的产物，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和突出的政治实践性，这是由伯明翰学派所奠定的优秀学术传统。文化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人中国，从那时至今，虽然它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日益显示出地位的重要性。如果说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它还只能被称为“文化热点”的话，那么在当下，文化研究无疑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显学。中国文化研究尽管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理论体系，但是该领域学者的学术水平却在不断地提升，并具有了较为鲜明的主体特点，那就是跨学科建构与政治批判关怀。这实际上是他们在对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与政治实践性有了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继承并发扬这种学术传统所形成的学者品质。
毫无疑问，这种学者品质不仅有益于提升研究者的学术境界，而且也为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广阔前景的开拓提供了保障。在具有这些学者品质的研究者当中，陶东风教授可以说是典型。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陶东风就开始积极关注起大众文化，并始终致力于文化研究理论建构工作，为中国文化研究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陶东风的学术经历可以说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学者专业化过程的一个缩影，从他的治学经验中，我们能得到诸多启迪。
一
事实上，从伯明翰学派开始，文化研究就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1964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份报告列出了需要着手研究的首要7个项目：奥维尔和30年代的气候、地方报业的成长与变化、通俗音乐中的民歌和俚语、当代社会小说的层次及其变迁、国内艺术及肖像研究、运动的意志及其表征、流行音乐及青春文化。这些课题涉及地理、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文学、艺术、体育等领域。另外，伯明翰学派还多方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等理论资源，重视个案分析、民族志调查（文化调查）和文本分析。“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霍加特的《识字能力的用途》就是一本“无法归入任何学科的奇书”。霍加特在回忆他的这本文化研究经典著作时，曾用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描述了它在当时其他研究者中的不受欢迎的程度：“我所遇到的英文系的许多老师对此书保持沉默，好像议政厅的边门跑出一只讨厌的老鼠带人了奇怪难闻的东西。”
陶东风在继承文化研究的跨学科传统时同样面对着类似的境况，他最初从事文学研究，后来转向文化研究。事实上，当陶东风致力于文化研究时，就曾有人质疑他离文学研究越来越远，失去了其研究的学科性。而他则明确表示：“我并不把捍卫自己所谓的‘专业’看成是我的最重要使命。我一直不这样看的。我承认我现在的很多研究不是文学研究，也与文本无关。但是我却认为自己的工作依然是学术研究的工作。重要的是学术和学科不能等同，我现在的学科意识不强，但是还是有比较强的学术意识。我走的是文化批评的路子，文化批评不是文学研究（也不是社会学或其他什么‘学’），但是却依然是学术活动，我没有放弃学术上的要求。”用“学术意识”代替“学科意识”，这可以说是陶东风在观念上完成文化研究“跨学科”的第一步。此外，陶东风在走上文化研究之路后还形成了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那就是从事文化研究不能局限于文化研究自身，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他对文化研究理论资源的看法上。他曾做过如此论述：“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也应该多在超出文化研究的地方去找。我甚至觉得，在西方学术界一般公认的文化研究学者中。基本上没有第一流的大师（就是文化研究的精神鼻祖威廉斯也不属于严格作用上的文化研究者），文化研究的著作也没有一部堪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策略》、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布迪厄的《区隔》、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相比肩。我有一个比方，文化研究是‘寄生虫’，是寄生在马克思、福科、布迪厄等大师的思想大树上的‘寄生虫’。我个人认为文化研究领域没有思想大师，也没有第一流的具有重大理论原创性的经典著作。”这种认识看似是对文化研究的“反叛”，实质上是对文化研究跨学科传统的进一步发展。
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文化研究的跨学科从一开始都曾遭到学术界的质疑，但是这一传统却始终被保留了下来。究其理由在于采用开放策略对众多对象所进行的跨学科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特纳就曾说过：“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地来自对于学科的挑战，正因为这样，它总是不愿意成为学科之一。”詹姆逊更是宣称：“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而萨达尔在《介绍文化研究》中则揭示得更加清楚，文化研究试图暴露知识分类的缺陷，使不同的知识能够相互协调，以弥补隐含的文化知识与客观（普遍）的知识形式之间的裂痕。这些是就知识本身作用而言的。进一步从知识的来源即现实世界以及知识的理论诉求来看，文化研究的跨学科也有着更为深层的合理性，“现实本身内在地就是跨学科的，而人文学科的首要目的则是理解和解释正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当然，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并不代表广泛撒网，浅尝辄止，为了保障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质量，陶东风自觉地夯实着现实理论基础，他曾自述：“事实上，我平时花费了大量时间在阅读很经典的理论著作（大约占据我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就是为了保证文化评论有学术含量在里面。我相信认真读了这些文章的人不会觉得这里面没有学术含量。论文导读：，“政治”绝不是以往“服务论”或“审美论”以及“审美意识形态论”中所理解的政治，他所推崇的是阿伦特和哈维尔作用上的政治。阿伦特认为：“政治乃是人的言谈与行动的实践、施为，以及行动主体随这言行之施为而做的自我的彰显。任何施为、展现必须有一展现的领域或空间，或者所谓‘表象的空间’，以及‘人间公共事务’的领域。
”我们可以从陶东风转向后的相关专著、译著和论文跨学科建构与政治批判关怀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上看到这一点。《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后殖义》等专著，《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等译著，还有《在悖论中开拓道路——关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对话》、《网络与文学活动的大众化》、《关注哈耶克》、《广告、谎言与意识形态》、《大众传媒与新公共性的建构》、《游戏机一代的架空世界》、《于丹现象解》、《大片、暴力、道德底线》、《阿伦特（精神生活）翻译指谬》、《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译本指谬》、《略论极权主义政治与本质主义知识论的关系》、《阿伦特式的公共领域概念及其对文学研究的启迪》等诸多论文，这些成果一方面体现出陶东风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包括大量以中国当下大众文化现象为主的社会文化景观，如网络文学、新媒体、广告、名人现象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解读这些社会文化景观，陶东风持续关注以及深入研究了西方不同领域特别是社会学与政治哲学等思想家的理论，如布迪厄、阿伦特、哈贝马斯等。实质上，陶东风的跨学科建构并非是因为自己的一时研究兴趣而任意散漫地触及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方面面，他的理论视野越来越聚焦在社会学与政治哲学领域，他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以政治场域为落脚点，而这恰恰体现了伯明翰学派的又一学术传统。二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除了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外，更突出的在于它的政治实践性。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说，“从本质上说，文化也是整个生活方式。”相应的，“文化研究承担着研究一个社会的艺术、信仰、机构以及交流实践这样一个整体领域的使命”。它一直集中关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把文化视作一个孤立自足的整体。而且，正如汤尼·本尼特所说，文化研究侧重于“从文化实践与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视角来探索文化实践”。更明确地说。文化研究在文化能够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分析社会政治背景，它献身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活动，是政治批判和政治活动的场所。伯明翰学派极为重视的亚文化研究就是通过观照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中流行的一系列被视为“反文化”的生活时尚（如剃光头、开飞车、身着奇装异服、沉迷于强烈刺激的黑人音乐等）来分析其中对“体现中产阶级保守价值观念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抵抗”，这样的亚文化实质上是“弱势群体用以抵制其受支配地位的场所”。通过将性别、种族、年龄等文化政治因素导入学术研究，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把自身与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政治实践的疏远态度构成了鲜明的对立。这种积极介入政治发展的现实精神也是文化研究能成为全球性思潮的重要理由。
陶东风同样深受这种影响。由文化研究政治实践性所带来的文学研究的反思成为他转变自己学术性质的契机，他认为：“文化研究和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内部研究是有差别的。最大的差别是文化研究走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所建构的‘审美城’，跳出了那种审美自主、艺术自律的观念，它非常突出政治性。而我们的文学研究在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回避政治性，不谈政治性，而谈文本的快乐，谈语言迷宫，谈叙事方式，等等，文学的自律性成为一种主流的观念。与这种自律论相关的是认为文学研究是研究文学的审美本质，‘内部研究’即使不是唯一的策略也是优先的策略。在90年代大众文化兴起后，这种自律论的文艺学明显失去了解释当下社会文化现实的能力。这样，一味地坚守原来的审美主义、文学艺术的自律论立场，就值得反思。”尽管80年代后期的文学研究并非如陶东风所言的“不谈政治性”，但是文学研究与现实社会政治之间关系淡薄确是不争的事实。出于对文学内部研究的不满以及对学术解释“当下社会文化现实的能力”的追求，陶东风积极关注起大众文化，并努力挖掘出其背后的政治意涵。
从陶东风的研究来看，“政治”绝不是以往“服务论”或“审美论”以及“审美意识形态论”中所理解的政治，他所推崇的是阿伦特和哈维尔作用上的政治。阿伦特认为：“政治乃是人的言谈与行动的实践、施为，以及行动主体随这言行之施为而做的自我的彰显。任何施为、展现必须有一展现的领域或空间，或者所谓‘表象的空间’，以及‘人间公共事务’的领域。依此分析，政治行动一旦丧失了它在‘公共空间’中跟言谈，以及跟其他行动者之言行的相关性，它就变成了另外的活动模式，如‘制造事物’与‘劳动生产’的活动模式。”哈维尔则“提出‘存在的政治’、‘生活的政治’、‘反政治的政治’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命题，以恢复政治概念的尊严和荣光”，他“呼唤的、力图予以恢复的政治”是“以真理、存在、良心、人性以及个体价值为核心和基点的政治。这个作用上的政治着眼于道德和人性秩序的重建，让信任感、坦诚、责任感、团结和友爱等回到人的存在”，是“一种新存在的体验，一种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种崭新的、高度的责任感，一种新发现的人与人、个人与集体的内部关系”。我们不难看出，阿伦特和哈维尔作用上的政治更具概括力、更跨学科建构与政治批判关怀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富普遍真理价值，而陶东风对于这一政治概念的深入把握成为他批判态度的主要来源，但不同于知识分子的抽象道德批判或审美批判，陶东风倡导一种以政治为中心的“具体的、结合中国的实际的社会历史批判”。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20世纪末叶“肯定大众消费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历史作用”，而到本世纪初则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并对其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与批评”的理由，但有学者却只看到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认为这是他“批判精神的下滑、理由意识的缺席、价值立场的暧昧”的表现，对此，陶东风自己的一段话或许不仅可以解释清楚这个误会，而且还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他政治批判背后的理性关怀精神：“他们见我在学术领域提倡去研究一些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但是同时在政治上又很激烈地批判这个东西，就觉得我是矛盾的论文导读：置小家庭、享受日常生活）。”可以说，这两方面构成了陶东风政治批判关怀的巨大张力。其实，从陶东风近期的研究来看，企图通过文化实践找到大众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契合点成为了其文化研究的主要方向。陶东风政治批判关怀的形成有着其自身的必定性。其实，陶东风在致力于文化研究之前的几次学术转向所表现出的“两个难以摆脱的关
。他们认为，你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要研究它、重视它，认为文艺学学科要包容这个东西，那么就必定意味着即在价值上肯定和宣扬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完全是两回事。并不是说你在学术上重视的对象，就一定是你在价值上肯定的对象。这本是个很简单的道理：马克思毕生花费最主要的精力研究资本主义，难道马克思是在赞成和鼓吹资本主义吗？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看的。”学术研究上的重视体现出陶东风对于弱势大众的关怀，虽然没有伯明翰学派那样具有强烈的底层情绪以及有着坚定的平义立场，主张边缘质疑主流、弱势颠覆强势，但他的立场“是站在真正的‘大众’与弱势群体一边的”；同时，价值判断上的理性使他深思“是不是所有边缘对主流的颠覆都有合法性”，以及担忧这种局面的出现：“沉溺于消费主义的中国大众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不关心自身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理由。他们对于公共领域的重大理由视而不见，沉浸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忙于塑造身体、布置小家庭、享受日常生活）。”可以说，这两方面构成了陶东风政治批判关怀的巨大张力。其实，从陶东风近期的研究来看，企图通过文化实践找到大众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契合点成为了其文化研究的主要方向。
陶东风政治批判关怀的形成有着其自身的必定性。其实，陶东风在致力于文化研究之前的几次学术转向所表现出的“两个难以摆脱的关切”——“对于自己的存活作用的关切”以及“对于社会文化的关切”，已经注定其与“文化研究将会一拍即合以致始终如一”，因为正是这种强烈的内在现实情怀使得他在深入文化研究之后必须涉及到现实中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人的存在以及在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复杂关系等理由，敏感性的政治话题也就不可避开。
实质上，陶东风的政治批判关怀不只是他个人的自觉追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学者甚至是“知识分子政治热情的重新燃起”。当然，这里的政治并不仅仅是指制度与政策层面上的存在，还更多地包括刘锋杰所说的理念层政治，即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想象。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语境中，现代知识分子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典型的时期，他们既拥有过五四精神启蒙导师的崇高地位，也经历了失语，在新时期又重新担当起社会责任，到本世纪初又不得不面对“下课的铃声已经敲响”。可以说，由现实社会变革特别是政治环境变迁引起知识分子命运浮沉的历史教训使得当下知识分子整体上一直有意与政治权力之间保持相当的距离，尤其是文艺理论工作者。其研究本来应该是“最具人文关怀的事业”，然而却日益失去对于现实社会理由的深思，而一味地强调学科自律，自划疆界，不愿自己的研究与现实政治发展产生过多的关联，有时他们的研究甚至无法正视现实，其学术自然便成了“空中楼阁”。而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向无疑给文艺理论界提供了一条宽阔的发展道路，陶东风在继承伯明翰学术传统基础上针对中国具体现实语境所形成的政治批判关怀，或许也应该成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学者品质。
（责任编辑 刘保昌）
摘要：作为专门作用上的中国文化研究是指在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影响下兴起并逐渐具有中国语境特点的文化理论。本文通过考察该领域重要学者陶东风的学术经历与治学经验，揭示他身上所具备的跨学科建构与政治批判关怀。这样的学者品质不但应该成为从事文化研究一般学者的自觉追求，而且也应该成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学者品质。
关键词：陶东风；文化研究；跨学科建构：政治批判关怀
1003-854X（2013）11-0086-04
如今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起是以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为标志的，而广义上的文化研究还可以追溯到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作为20世纪西方全球性文学与文化理论新潮迭起背景下的产物，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和突出的政治实践性，这是由伯明翰学派所奠定的优秀学术传统。文化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人中国，从那时至今，虽然它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日益显示出地位的重要性。如果说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它还只能被称为“文化热点”的话，那么在当下，文化研究无疑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显学。中国文化研究尽管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理论体系，但是该领域学者的学术水平却在不断地提升，并具有了较为鲜明的主体特点，那就是跨学科建构与政治批判关怀。这实际上是他们在对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与政治实践性有了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继承并发扬这种学术传统所形成的学者品质。
毫无疑问，这种学者品质不仅有益于提升研究者的学术境界，而且也为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广阔前景的开拓提供了保障。在具有这些学者品质的研究者当中，陶东风教授可以说是典型。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陶东风就开始积极关注起大众文化，并始终致力于文化研究理论建构工作，为中国文化研究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陶东风的学术经历可以说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学者专业化过程的一个缩影，从他的治学经验中，我们能得到诸多启迪。
一
事实上，从伯明翰学派开始，文化研究就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1964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份报告列出了需要着手研究的首要7个项目：奥维尔和30年代的气候、地方报业的成长与变化、通俗音乐中的民歌和俚语、当代社会小说的层次及其变迁、国内艺术及肖像研究、运动的意志及其表征、流行音乐及青春文化。这些课题涉及地理、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文学、艺术、体育等领域。另外，伯明翰学派还多方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等理论资源，重视个案分析、民族志调查（文化调查）和文本分析。“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霍加特的《识字能力的用途》就是一本“无法归入任何学科的奇书”。霍加特在回忆他的这本文化研究经典著作时，曾用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描述了它在当时其他研究者中的不受欢迎的程度：“我所遇到的英文系的许多老师对此书保持沉默，好像议政厅的边门跑出一只讨厌的老鼠带人了奇怪难闻的东西。”
陶东风在继承文化研究的跨学科传统时同样面对着类似的境况，他最初从事文学研究，后来转向文化研究。事实上，当陶东风致力于文化研究时，就曾有人质疑他离文学研究越来越远，失去了其研究的学科性。而他则明确表示：“我并不把捍卫自己所谓的‘专业’看成是我的最重要使命。我一直不这样看的。我承认我现在的很多研究不是文学研究，也与文本无关。但是我却认为自己的工作依然是学术研究的工作。重要的是学术和学科不能等同，我现在的学科意识不强，但是还是有比较强的学术意识。我走的是文化批评的路子，文化批评不是文学研究（也不是社会学或其他什么‘学’），但是却依然是学术活动，我没有放弃学术上的要求。”用“学术意识”代替“学科意识”，这可以说是陶东风在观念上完成文化研究“跨学科”的第一步。此外，陶东风在走上文化研究之路后还形成了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那就是从事文化研究不能局限于文化研究自身，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他对文化研究理论资源的看法上。他曾做过如此论述：“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也应该多在超出文化研究的地方去找。我甚至觉得，在西方学术界一般公认的文化研究学者中。基本上没有第一流的大师（就是文化研究的精神鼻祖威廉斯也不属于严格作用上的文化研究者），文化研究的著作也没有一部堪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策略》、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布迪厄的《区隔》、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相比肩。我有一个比方，文化研究是‘寄生虫’，是寄生在马克思、福科、布迪厄等大师的思想大树上的‘寄生虫’。我个人认为文化研究领域没有思想大师，也没有第一流的具有重大理论原创性的经典著作。”这种认识看似是对文化研究的“反叛”，实质上是对文化研究跨学科传统的进一步发展。
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文化研究的跨学科从一开始都曾遭到学术界的质疑，但是这一传统却始终被保留了下来。究其理由在于采用开放策略对众多对象所进行的跨学科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特纳就曾说过：“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地来自对于学科的挑战，正因为这样，它总是不愿意成为学科之一。”詹姆逊更是宣称：“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而萨达尔在《介绍文化研究》中则揭示得更加清楚，文化研究试图暴露知识分类的缺陷，使不同的知识能够相互协调，以弥补隐含的文化知识与客观（普遍）的知识形式之间的裂痕。这些是就知识本身作用而言的。进一步从知识的来源即现实世界以及知识的理论诉求来看，文化研究的跨学科也有着更为深层的合理性，“现实本身内在地就是跨学科的，而人文学科的首要目的则是理解和解释正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当然，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并不代表广泛撒网，浅尝辄止，为了保障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质量，陶东风自觉地夯实着现实理论基础，他曾自述：“事实上，我平时花费了大量时间在阅读很经典的理论著作（大约占据我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就是为了保证文化评论有学术含量在里面。我相信认真读了这些文章的人不会觉得这里面没有学术含量。论文导读：，“政治”绝不是以往“服务论”或“审美论”以及“审美意识形态论”中所理解的政治，他所推崇的是阿伦特和哈维尔作用上的政治。阿伦特认为：“政治乃是人的言谈与行动的实践、施为，以及行动主体随这言行之施为而做的自我的彰显。任何施为、展现必须有一展现的领域或空间，或者所谓‘表象的空间’，以及‘人间公共事务’的领域。
”我们可以从陶东风转向后的相关专著、译著和论文跨学科建构与政治批判关怀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上看到这一点。《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后殖义》等专著，《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等译著，还有《在悖论中开拓道路——关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对话》、《网络与文学活动的大众化》、《关注哈耶克》、《广告、谎言与意识形态》、《大众传媒与新公共性的建构》、《游戏机一代的架空世界》、《于丹现象解》、《大片、暴力、道德底线》、《阿伦特（精神生活）翻译指谬》、《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译本指谬》、《略论极权主义政治与本质主义知识论的关系》、《阿伦特式的公共领域概念及其对文学研究的启迪》等诸多论文，这些成果一方面体现出陶东风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包括大量以中国当下大众文化现象为主的社会文化景观，如网络文学、新媒体、广告、名人现象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解读这些社会文化景观，陶东风持续关注以及深入研究了西方不同领域特别是社会学与政治哲学等思想家的理论，如布迪厄、阿伦特、哈贝马斯等。实质上，陶东风的跨学科建构并非是因为自己的一时研究兴趣而任意散漫地触及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方面面，他的理论视野越来越聚焦在社会学与政治哲学领域，他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以政治场域为落脚点，而这恰恰体现了伯明翰学派的又一学术传统。二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除了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外，更突出的在于它的政治实践性。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说，“从本质上说，文化也是整个生活方式。”相应的，“文化研究承担着研究一个社会的艺术、信仰、机构以及交流实践这样一个整体领域的使命”。它一直集中关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把文化视作一个孤立自足的整体。而且，正如汤尼·本尼特所说，文化研究侧重于“从文化实践与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视角来探索文化实践”。更明确地说。文化研究在文化能够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分析社会政治背景，它献身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活动，是政治批判和政治活动的场所。伯明翰学派极为重视的亚文化研究就是通过观照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中流行的一系列被视为“反文化”的生活时尚（如剃光头、开飞车、身着奇装异服、沉迷于强烈刺激的黑人音乐等）来分析其中对“体现中产阶级保守价值观念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抵抗”，这样的亚文化实质上是“弱势群体用以抵制其受支配地位的场所”。通过将性别、种族、年龄等文化政治因素导入学术研究，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把自身与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政治实践的疏远态度构成了鲜明的对立。这种积极介入政治发展的现实精神也是文化研究能成为全球性思潮的重要理由。
陶东风同样深受这种影响。由文化研究政治实践性所带来的文学研究的反思成为他转变自己学术性质的契机，他认为：“文化研究和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内部研究是有差别的。最大的差别是文化研究走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所建构的‘审美城’，跳出了那种审美自主、艺术自律的观念，它非常突出政治性。而我们的文学研究在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回避政治性，不谈政治性，而谈文本的快乐，谈语言迷宫，谈叙事方式，等等，文学的自律性成为一种主流的观念。与这种自律论相关的是认为文学研究是研究文学的审美本质，‘内部研究’即使不是唯一的策略也是优先的策略。在90年代大众文化兴起后，这种自律论的文艺学明显失去了解释当下社会文化现实的能力。这样，一味地坚守原来的审美主义、文学艺术的自律论立场，就值得反思。”尽管80年代后期的文学研究并非如陶东风所言的“不谈政治性”，但是文学研究与现实社会政治之间关系淡薄确是不争的事实。出于对文学内部研究的不满以及对学术解释“当下社会文化现实的能力”的追求，陶东风积极关注起大众文化，并努力挖掘出其背后的政治意涵。
从陶东风的研究来看，“政治”绝不是以往“服务论”或“审美论”以及“审美意识形态论”中所理解的政治，他所推崇的是阿伦特和哈维尔作用上的政治。阿伦特认为：“政治乃是人的言谈与行动的实践、施为，以及行动主体随这言行之施为而做的自我的彰显。任何施为、展现必须有一展现的领域或空间，或者所谓‘表象的空间’，以及‘人间公共事务’的领域。依此分析，政治行动一旦丧失了它在‘公共空间’中跟言谈，以及跟其他行动者之言行的相关性，它就变成了另外的活动模式，如‘制造事物’与‘劳动生产’的活动模式。”哈维尔则“提出‘存在的政治’、‘生活的政治’、‘反政治的政治’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命题，以恢复政治概念的尊严和荣光”，他“呼唤的、力图予以恢复的政治”是“以真理、存在、良心、人性以及个体价值为核心和基点的政治。这个作用上的政治着眼于道德和人性秩序的重建，让信任感、坦诚、责任感、团结和友爱等回到人的存在”，是“一种新存在的体验，一种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种崭新的、高度的责任感，一种新发现的人与人、个人与集体的内部关系”。我们不难看出，阿伦特和哈维尔作用上的政治更具概括力、更跨学科建构与政治批判关怀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富普遍真理价值，而陶东风对于这一政治概念的深入把握成为他批判态度的主要来源，但不同于知识分子的抽象道德批判或审美批判，陶东风倡导一种以政治为中心的“具体的、结合中国的实际的社会历史批判”。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20世纪末叶“肯定大众消费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历史作用”，而到本世纪初则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并对其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与批评”的理由，但有学者却只看到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认为这是他“批判精神的下滑、理由意识的缺席、价值立场的暧昧”的表现，对此，陶东风自己的一段话或许不仅可以解释清楚这个误会，而且还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他政治批判背后的理性关怀精神：“他们见我在学术领域提倡去研究一些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但是同时在政治上又很激烈地批判这个东西，就觉得我是矛盾的论文导读：置小家庭、享受日常生活）。”可以说，这两方面构成了陶东风政治批判关怀的巨大张力。其实，从陶东风近期的研究来看，企图通过文化实践找到大众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契合点成为了其文化研究的主要方向。陶东风政治批判关怀的形成有着其自身的必定性。其实，陶东风在致力于文化研究之前的几次学术转向所表现出的“两个难以摆脱的关
。他们认为，你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要研究它、重视它，认为文艺学学科要包容这个东西，那么就必定意味着即在价值上肯定和宣扬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完全是两回事。并不是说你在学术上重视的对象，就一定是你在价值上肯定的对象。这本是个很简单的道理：马克思毕生花费最主要的精力研究资本主义，难道马克思是在赞成和鼓吹资本主义吗？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看的。”学术研究上的重视体现出陶东风对于弱势大众的关怀，虽然没有伯明翰学派那样具有强烈的底层情绪以及有着坚定的平义立场，主张边缘质疑主流、弱势颠覆强势，但他的立场“是站在真正的‘大众’与弱势群体一边的”；同时，价值判断上的理性使他深思“是不是所有边缘对主流的颠覆都有合法性”，以及担忧这种局面的出现：“沉溺于消费主义的中国大众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不关心自身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理由。他们对于公共领域的重大理由视而不见，沉浸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忙于塑造身体、布置小家庭、享受日常生活）。”可以说，这两方面构成了陶东风政治批判关怀的巨大张力。其实，从陶东风近期的研究来看，企图通过文化实践找到大众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契合点成为了其文化研究的主要方向。
陶东风政治批判关怀的形成有着其自身的必定性。其实，陶东风在致力于文化研究之前的几次学术转向所表现出的“两个难以摆脱的关切”——“对于自己的存活作用的关切”以及“对于社会文化的关切”，已经注定其与“文化研究将会一拍即合以致始终如一”，因为正是这种强烈的内在现实情怀使得他在深入文化研究之后必须涉及到现实中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人的存在以及在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复杂关系等理由，敏感性的政治话题也就不可避开。
实质上，陶东风的政治批判关怀不只是他个人的自觉追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学者甚至是“知识分子政治热情的重新燃起”。当然，这里的政治并不仅仅是指制度与政策层面上的存在，还更多地包括刘锋杰所说的理念层政治，即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想象。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语境中，现代知识分子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典型的时期，他们既拥有过五四精神启蒙导师的崇高地位，也经历了失语，在新时期又重新担当起社会责任，到本世纪初又不得不面对“下课的铃声已经敲响”。可以说，由现实社会变革特别是政治环境变迁引起知识分子命运浮沉的历史教训使得当下知识分子整体上一直有意与政治权力之间保持相当的距离，尤其是文艺理论工作者。其研究本来应该是“最具人文关怀的事业”，然而却日益失去对于现实社会理由的深思，而一味地强调学科自律，自划疆界，不愿自己的研究与现实政治发展产生过多的关联，有时他们的研究甚至无法正视现实，其学术自然便成了“空中楼阁”。而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向无疑给文艺理论界提供了一条宽阔的发展道路，陶东风在继承伯明翰学术传统基础上针对中国具体现实语境所形成的政治批判关怀，或许也应该成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学者品质。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