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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作《瞻对》用历史关照现实阿来,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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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藏族,当代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
曾任《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社长。2000年,由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其作品独特,有丰富的藏族文化意蕴。
2013
年,阿来完成了历史纪实文学新作《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并陆续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连载。新书还没上架,2013年12月,阿来已经领到了《人民文学》颁发的“年度最佳非虚构类小说”奖,并被这样评价:“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并在叙述中融入了文学的意蕴和情怀。”
《国家人文历史》记者听过他的几次讲座,阿来是一个既有诗人禀赋又不乏学者气质的藏族作家。一次演讲时,他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 阿来的藏族血统来自母亲,父亲则是一个把生意做到川西北藏区的回族商人的儿子。阿来自幼生活的环境是大渡河上游的“嘉绒藏族”村庄,属川藏高原的一部分,这里的藏族世世代代过着半牧半农耕的生活。
采访中,阿来的表达平和稳重,没有禁忌,让人感到他对待一些理由坚定而深刻的深思。正如他的作品,始终执着于藏文化的探索,从不追随社会公众专注的焦点,并且时常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认知和视野。
他对《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说:“我记得美国一位科幻作家曾说,文学应该有三重观点:第一是个人的观点,从个人视角看世界;第二是国家、民族、文化的观点,因为我们生下来就自然成为某一个国家、民族或文化的人,这个我们没有选择。大部分时候我们的文学就停留在这两个层面了,但是文学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概念,就是人类的概念。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能够反思很多理由,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独立的身份,独立的文化价值,那么国家认同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被削弱的。”
走出想象中的阿坝草原
阿来认为:“在近年来把藏区边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人们塑造了一个想象中的西藏,把它想象成现代社会的反面,我们这里没有的希望它都有。如果我们是复杂的,它就是单纯的,如果我们是文明的,它就应该是原始的,如果我们是世俗的,它就应该是超脱的。其实西藏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全世界只要是人构成的社会,有政治、权力、经济,就不可能是我们期望的样子。”
在他的书中,康巴不再是文青们想象中人人淡泊物欲、虔心向佛、民风纯善的“香格里拉”,除了森林、雪山和牧场,那里也经历了漫长、复杂和坎坷的民族纠葛史。回忆起自己的成长历程,阿来说:“因为我成长在‘’时期,我觉得我并不特别爱我的家乡。”
1959年,阿来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寨, “”的来临并没有让这里因地处偏远而幸免。他回忆道:“那时人都被分了等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不好,相互猜疑,相互告发,让我感觉非常压抑。而我们家乡的风景非常好,山坡的一面是牧场,另一面是森林,峡谷里是一个个小小的盆地,盆地中间就是农庄、田野。这与我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我总想要逃避,不喜欢与人打交道。”
于是,阿来的整个童年几乎没有玩伴。他时常是一个人到森林里去,到草地上去,设想一株草、一棵树、一块石头都扮演起了不同的角色,在相互交流、对话。以至于周围的人都把他当作另类,“这家几个小孩都很乖,就是老大不好,见人不打招呼”,阿来解释说:“因为,我觉得那人很坏,我和他打招呼是屈从于他的一种表示。家长就会教育我,让我对人家尊敬一点,但是越这样说,我的这种反感越强烈,越难以忍受。”
一次,寨子里来了几位地质队员,他们拿着各种勘探设备穿梭在森林和牧场中,调查当地的森林、水流和矿物资源。休息的时候,当地的孩子们就会聚拢过去听他们讲到各地考察的新鲜事。这些地质队员的一切对于年幼的阿来来说都太神奇了,尤其是其中一位地质队员给他看的一张阿坝地区的航拍照片。阿来回忆:“一看到那张照片我就震惊了,这个世界太大了!几十里长的山沟,那么高的雪山,那么宽的牧场,在一张小小的照片上完全呈现出来。我们的村子在这张照片上根本找不到,就是一座座大山中的一个小小的褶皱。”这更增强了他对外面世界的渴望,阅读成了他唯一的途径。
在“”时期这样的小村寨中,能有本书读是件非常金贵的事情,阿来的阅读更是七零八碎。汪曾祺的《沙家浜》剧本,便是他在一张糊墙用的报纸上读到的。上了中学后,学校旁边的一间小造纸厂成了阿来的“淘书”乐园,因为造纸厂的原料便是从各地查抄或收购的旧书。每到放学,阿来便偷偷溜进造纸厂的库房,从一堆堆废旧书报中,寻找喜欢的揣进自己的怀中,“那时读得比较多的还不是文学书,都是地理、历史,我记得当时看到一套介绍全世界各个国家情况的书,比如西班牙、法国等等,但并不是旅游指南,就是正儿八经的介绍,这对我影响比较大,看了更想从山里走出去。”
在初中毕业后,附近的一座水电站招民工时,阿来毅然决然地报了名,“当时就是特别想出去看看,即使是去当民工也觉得不错。”水电站的工作就是挖水渠、抬石头。一百多公斤一块的花岗岩条石,对于年仅16岁的阿来来说,其劳动强度是难以忍受的。但这里让他感觉比在村子里面轻松很多,“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在村子里那种精神上的压力。”
不仅是藏民族的代言人
1976年,阿来考上了一所中专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县中学的语文老师。一年夏天,放暑假,阿来没地方解决吃饭理由,就参加了县文化局组织的文学笔会,“每天交8毛钱,中午管饭,而且每餐有肉。这个很赚,8毛钱如果下饭馆不一定能吃到肉,这我还能听听他们的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诗歌、文学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潮流,即便是在偏远的县城里,也聚集着一群志向高远的文学爱好者,交流他们创作的诗歌、散文。“不过,大家的水平有限,多是些‘’期间常见到的那种打油诗。”每天开会,听得多了,原本专为“吃饭”的阿来终于按捺不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立刻遭到了众人的质疑。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之后还能保住这个“吃饭”的机会,第二天,阿来就从自己以往的日记中摘取了一段比较像诗的描写,带到了笔会上。阿来说:“那是我在乡下的时候,见新作《瞻对》用历史关照现实阿来,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到论文导读:西藏文学》上。这个无意之举,开始了阿来的文学创作,且一发不可收拾。当时,阿坝文化局的《新草地》文学双月刊缺人手,阿来被调过去做了编辑。在教书期间,阿来研读了大量藏族历史的书籍,接触到了土司制度,对土司制度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陆续发表了《月光里的银匠》、《宝刀》、《旧年的血迹》等短篇小说和诗歌。新作《瞻原文出自:中报教育网论文中心 www.zbjy.cn
一些藏族妇女,在青山绿水间,一边劳动一边唱歌的景象,当时觉得太美了,就记到日记里面了。当夜我就把这段抄了出来,稍微改得更像诗一点儿,压韵一点儿。”没想到,这首诗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并且被拿去发表在了《西藏文学》上。这个无意之举,开始了阿来的文学创作,且一发不可收拾。当时,阿坝文化局的《新草地》文学双月刊缺人手,阿来被调过去做了编辑。在教书期间,阿来研读了大量藏族历史的书籍,接触到了土司制度,对土司制度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陆续发表了《月光里的银匠》、《宝刀》、《旧年的血迹》等短篇小说和诗歌。新作《瞻对》用历史关照现实阿来,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