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学术

论文导读：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②《报任少卿书》云：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收稿日期：2014-11-16作者简介：徐正英，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摘 要：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资料颇为丰富。通过系统全面梳理西汉至清代1800余年间的有关资料，对其逐一作细致客观的解读、评析与学术，笔者发现古人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体系性认识尚少，基本局限于对“发愤著书”说、“春秋笔法”理论、“实录”精神、“立言扬名”思想、“爱奇”审美趣味等几个“点”的讨论。其讨论又是褒贬评论多而具体分析少，非理性感悟多而理论研究少，重复意见多而发展深化少，解决具体理由多而理论提升少。这些研究虽然整体上为司马迁文学思想体系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真正作用上的系统研究尚未能正式开启，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司马迁;文学思想;古代研究;学术
1003-0751（2015）01-0141-12
对司马迁（主要是《史记》）的研究源远流长，西汉刘向、扬雄即已肇其端，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①。然而，具体到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研究，则并非已无拓展空间，相反，留下的学术空间和学术盲点还很大、较多。依笔者的理解，所谓文学思想，应该包括理论原则的阐述、作家作品的评介、审美取向及艺术趣味等几大方面。而现有的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则基本上是围绕着“发愤著书”说、“春秋笔法”理论、“实录”精神、“爱奇”审美趣味等几个“点”进行的，较少关注各“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其他理由的研究也是及而不深，将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作为一种体系去观照，做得还很不够。实际上，司马迁的文学思想颇为丰富，且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能认识到的文学理由司马迁都曾思索、论及。所以，本文在对司马迁现存文本客观细读的同时，拟对晚清以前的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资料作一系统全面梳理与学术，以期找准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和着力点。
司马迁现存的文本，除《史记》外，尚有《报任少卿书》《悲士不遇赋》《与挚伯陵书》残文及《素王妙论》片段。众所周知，他在如上文本中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春秋笔法”理论、“立言扬名”思想等。之后，一代代学者就这些文学思想以及新归纳出的其他文学思想，展开了反复评说。

一、关于“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这一著名学说分别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两段文字大同小异。《太史公自序》云：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②
《报任少卿书》云：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收稿日期：2014-11-16
作者简介：徐正英，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③
可见，所谓“发愤著书”说，其基本的意思是忍辱发奋，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忍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并且把因经历磨难而加深的对社会的认识与批评，融入到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当中去。这一理论实质上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理由，即文学生成论。司马迁这一著名文学理论学说，在文学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评论阐发者代代有继，且褒贬不一。其中贬损言论更早。
东汉班固最早简略评及“发愤著书”理由，称这一思想体现在了《史记》中，“幽而发愤，书亦信矣”，并对体现于其中的褒贬之情持批评态度：“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④，认为书中不应该充满感伤情调。其实班氏对《史记》情感风格的把握并不太准确，“悲”“慨”似更合《史记》实际。
南宋王若虚虽同情理解司马迁“发愤”之理由，但又以史学家的高度责任感批评司马迁不宜借修史宣泄私愤。王氏云：“信史将为法于万世，非一己之书也，岂所以发其私愤者哉？”⑤王氏的责任感虽可理解，但他一则错将司马迁个人的“发愤著书”行为和其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混同为一，以“愤”为动力未必就是在作品中泄私愤;二则王氏是针对班固、秦观关于《史记》的《游侠》《货殖》两列传的不同评论而谈的，并未从《史记》文本出发。其实，从北宋秦观到清人梁玉绳，均详辨两传，并不存在班固所说的“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理由，即没有泄私愤之嫌。所以，王氏批评的“发其私愤”并不存在，可能是秦少游的辩护不当（“以为迁被腐刑，家贫不能自赎，而交游莫救，故发愤而云”）误导所致。明末清初王夫之亦称司马迁“发愤著书”之“愤”是挟私愤，进而否定《史记》的信史价值。王氏云：“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⑥很明显，在明清易代之际，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和爱国者，王夫之是有为而发。其文中详细阐发的唯一理由是，李陵乃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司马迁为其文过获罪本乃罪有应得，其更不应该借修史称道李广而奖李陵之“世业”。王夫之的爱国情怀令人崇敬，然其论却未必符合实际。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时李陵尚未叛变，司马迁修史称道李广更未必是为李陵“昭雪”，王夫之之言过矣。
与王若虚的脱离文本品评司马迁不同，也与王夫之有为而发不同，清人李晚芳对《报任少卿书》《史记》传记及赞文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之后，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予以全面否定。李氏认为，司马迁的愤愤不平主要是他心胸褊狭造成的：“由其立心褊蔽，未闻圣人之大道也”，“其褊蔽也甚矣”。又认为，司马迁之愤在于他不懂得自我反省：“全无一言反己内咎，所谓自是而不知其过者。”同时，他认为，司马迁的不平之气集中体现在《报任少卿书》《平准书》《封禅书》和诸传记的赞中。李氏的最终结论是：“操是（褊蔽）心而修国史，大本已失”，“尽属谤书”，“未敢轻信也”⑦。很明显，李晚芳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实践偏见极深，无一认可，足见其传统保守意识之浓厚。他犯了论文导读：
与王若虚同样的概念混乱错误。人格尊严遭受极大伤害的司马迁，在书信中向友人倾诉真情并不是心胸褊狭。书信中的不平更不能与修史实践中宣泄私愤画等号，也不能把“发愤著书”理论与修史实践中的“实录”对立起来。传赞中有不平之论并不等于传记文字失真。其所谓“大本已失”不配修史之论更是不公。另外，李晚芳还在评《屈原列传》时批评了司马迁借屈原“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并指出，屈原是为国为“宗社有累卵之危”而怨，“宜怨”;司马迁是为私为“庇一李陵”而怨，“不宜怨”。此论亦属于对司马迁的误解与偏见。陶必铨亦认为，《屈原贾生列传》是“史公亦借以自写牢骚耳”⑧，只是对司马迁的做法未予以明确褒贬，算是笔下留情了。

二、关于“春秋笔法”与“实录”精神

“春秋笔法”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阐述《史记》写作指导思想和原则时归纳出来的，其《孔子世家》《儒林列传》中也有一些补充性言论。他概括《春秋》以史的形式“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并立志效法孔子著《春秋》思想来著《史记》。所谓“春秋笔法”就是著史书时既客观记录史实而又微言大义，寓褒贬于记事当中。依笔者理解，其实质就是坚持秉笔直书精神，而秉笔直书精神实际上就是“不隐恶”精神。用今天的眼光看，司马迁的这一理论和思想属于史学思想范畴，并不能算作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但因他的《史记》首创了纪传体，加之汉代仍未全脱先秦“大文学”的观念，因此“春秋笔法”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后人视为司马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了。
从现存史料看，最早对这一理论和思想作出反应和归纳的是刘向和扬雄。惜刘向言论已佚，仅能从后人转述中窥知一二，此略。扬雄未直接对“春秋笔法”作出褒贬，而是对《史记》特点作出了与这一理论相关的概括，云：“《太史迁》，曰实录。”所谓“实录”，表面看指客观记事，与褒贬无涉，实则是称《史记》有一种秉笔直书精神，而此精神实际就是司马迁所称颂的《春秋》“善善恶恶”的精神。“实录”精神的实质就是“不隐恶”精神。扬雄不仅将“实录”与《周官》的“立事”、《左传》的“品藻”并列，以示嘉许，而且还以《太史迁》代称《史记》，表明他对司马迁本人直书精神的推崇。从此，“春秋笔法”与“实录”精神便作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固定了下来。精神作用于笔法，笔法体现出精神，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接受着后人的评说。
扬雄之后，学者对司马迁这种秉笔直书和褒善贬恶的精神褒贬不

一、大体上毁者三成，誉者七成。

班彪、班固父子，站在儒家正统立场上，在承认刘向、扬雄所称赞的《史记》具有“实录”特征的同时，对司马迁褒善贬恶的标准进行了全盘否定。相比之下，班彪的言论还稍显温和，班固的言论虽本于班彪，而其批评的尖锐程度则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班固云：“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依笔者理解，自开头至“此其所蔽也”一段文字是对司马迁“笔法”说的总体定性;“然自”以下文字则是对刘向、扬雄称赞和描述《史记》“实录”精神的转述。很明显，班氏对“笔法”的整体评价有失客观和公允。实际上司马迁对六经的重视程度是远超过黄老的，并非“先黄老而后六经”，其将孔子列在《世家》而将老庄申韩合列在《列传》就是明证;他既未“退处士”也没有“羞贫贱”，所以也就无所谓“蔽”;所谓“是非颇谬于圣人”更是不理解司马迁的独创精神。班氏对司马迁“春秋笔法”理论的评论，成为历论者广泛征引和依据的经典言论，对后世产生了长久影响。汉末王允，甚至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也不予承认，干脆诬其为“谤书”，是典型的褊狭之论。南朝刘勰亦完全赞同班固对司马迁的不公之论，并以班氏之评代替己评，此乃刘勰以儒家思想为《文心雕龙》指导思想的又一实证。
隋代王通则从修撰信史的角度否定了司马迁，认为其过于强调“善善恶恶”，借修史表达匡世思想，而导致了“论繁而志寡”，议论多而录事少，留下了历史缺憾。这一评论，视角新颖，从理论上启发人们认识到，在人物传记写作中“春秋笔法”与“实录”精神要做到完美统一并不容易，褒贬会影响“实录”。不过，王通以前，学者们不论诟病还是肯定《史记》记事特点，一般都称司马迁记事“广”而“杂”，如扬雄、桓谭、班彪、班固、袁宏、裴松之等，而王通却以记事“寡”批评《史记》，似乎并不太符合该书实际情况。
至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进一步阐发了王通的观点，云：“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教，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如果说只是因为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的“春秋笔法”说诱发王通对《史记》一书的价值产生了误解的话，刘知几则是从史学理论高度，直接对司马迁的“春秋笔法”论本身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司马迁的理论既不符合史学本质，也没有可操作性，史书主要就是记录史实，而不是借以褒贬善恶和阐发作者思想。因此，他认为司马迁根本没资格以《史记》比《春秋》：“安得比于《春秋》哉！”其实，刘知几对司马迁理论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史书以叙事为主司马迁做得很出色，其借人物传记阐发自己的是非善恶观也运用得非常成功。《史记》就是践行其理论的成功典范，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实证。
宋代苏轼虽受班固父子影响，认为司马迁“善善恶恶”的标准失当，但又认为其大失不在于班氏所说的“先黄老后六经”等，而在于“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很显然，苏轼乃有为而发，借反商鞅变法而反对王安石变法，其谅解司马迁“先黄老后六经”亦乃因他本人信奉黄老之学。可见，以个人政治需要评论古人思想学说则很难客观公允，也不足为训。
至清代，邵晋涵则干脆不承认司马迁效法“春秋笔法”思想的存在。邵氏云：“史迁著书，自命《春秋》经世，实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学，渊源其深。”他认为司马迁虽自称效法《春秋》褒贬善恶论文导读：
的精神，但在学术上师承的实则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所谓效法“春秋笔法”乃言不由衷。笔者以为，邵氏从学术渊源的高度评说司马迁的文学和史学思想不失为探讨理由的视角之一，但其结论并不可取。司马迁虽确实受业于董仲舒学公羊学，但不论是今文经学的《公羊春秋》，还是古文经学的《左氏春秋》，其讲授的都是《春秋》，司马迁为何就不能受业董氏而效法《春秋》呢？况且“春秋笔法”主要是指《春秋》在表达“善善恶恶”思想时的微言大义表现策略，其与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思想解《春秋》是两码事。即便从单纯的学术思想看，司马迁写《史记》也并未盲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他对今古文经学采取的是整合融会态度。扬雄之后，对司马迁“春秋笔法”与“实录”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的，也不乏其人。
东汉王充在称赞司马迁之作气魄宏大之后，又肯定了他的“实录”精神。王氏云：“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从“子长少臆中之说”可知，王充所理解并推崇的司马迁“实录”精神，倒不是班固转述刘向、扬雄所理解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而是认为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实质是言必有据。这一理解明显打上了王充“疾虚妄”思想的烙印，不太符合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原意。
晋代以后不少学者对班固否定司马迁的言论开始了反驳。葛洪认为，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论褒贬都是极为科学确当的，班固“以迁为谬”的言论“未可据”。葛氏云：“其（司马迁）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他虽未上升到理论高度褒扬司马迁的“春秋笔法”理论，但对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出的“不虚美，不隐恶”精神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评价，颇为客观，同时又首次称誉这种精神“不雷同以偶俗”，颇为中的，亦具说服力。南朝宋裴松之则结合《史记》实录汉武帝功过的实例，直言反驳王允的“谤书”说，以此为司马迁“春秋笔法”理论正名。裴氏对司马迁倡导的秉笔直书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褒扬，云：“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
与裴松之同时稍晚的范晔反驳班氏父子的策略颇为独特。他以班氏之矛攻班氏之盾，认为班氏父子讥刺司马迁的“春秋笔法”“是非颇谬于圣人”，而其著《汉书》的是非标准却比司马迁更谬于圣人。范氏云：“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值得注意的是，范晔所列班固《汉书》当为而不为之例如“杀身成仁”等，恰恰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最重视、最突显的价值理念，也是儒家所谓“圣人”宣扬的价值标准。这就不仅充分肯定了司马迁“善善恶恶”的“春秋笔法”本身，而且还间接肯定了他所宣扬的“善”“恶”标准。同时的裴骃《史记集解·序》、唐代司马贞的《史记正义·序》也都首肯司马迁的直书精神和《史记》的“实录”特征。
北宋欧阳修亦肯定其“实录”精神，称“迁书不诬”。李廌《师友读书记》也认为“班固之论不得其实”，不懂司马迁“春秋笔法”的真正作用。宋神宗则径改班固之评原文，给予“春秋笔法”及是非标准极高评价，称：“唯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秦观则辨析班固所列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之例，认为有些纯属无中生有，根本不合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实际。稍晚的沈括在其《补笔谈》中也称班固对司马迁之讥“甚不慊”，不合适。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详辨班固言论后称，司马迁的理论事出有因，班固不理解司马迁的内心世界，“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晁氏还结合司马迁的遭遇对其思想形成理由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先黄老后六经”乃是从文景尚黄老到武帝尊儒术时代特征转折的必定体现，晁论颇有启发作用。宋末黄震以司马迁将孔子列入《世家》，将老子列于《列传》为例，具体否定了班氏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之讥。
与如上唐宋学者重在否定班固对司马迁理论之讥不同，宋人吕祖谦则重在正面揭示司马迁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因此对班氏之论的否定更具说服力。他认为，司马迁“春秋笔法”理论及其实践产物《史记》的精神实质是：“高气绝识，包举广而兴寄深。”其具体体现为：“其义指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义起于彼，有若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纵迹者矣。”我们不难看出，吕氏的概括全面而准确，符合司马迁思想及《史记》的实际，具有定义性作用，值得珍视。据此，吕氏对班固所作“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的质疑，也就更令人信服。
元人王袆也认为，司马迁的是非评判标准“皆合乎圣人之旨意”。明人何乔新则逐一举例印证《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乃名副其实，其推崇之意不言自明。柯维骐亦认为，讥“先黄老而后六经”不合实际。何良俊也认为，司马迁“指陈得失，有若案断，历百世而不能易”。郝敬也认为，司马迁没有“先黄老而后六经”。大思想家李贽以其一贯的叛逆性思维指出，班固对司马迁是非标准之讥“适足以彰迁之不朽”，恰恰说明了司马迁思想的伟大，“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他站在哲学和理论创新的高度揭示司马迁新立善恶标准的崇高价值道：“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李氏之论可谓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李氏这里只是从纯思辨角度阐发自己的观点以反驳班氏言论，并没有顾及《史记》的客观实际。实际上，前人如秦观、黄震等早已做过实证性分析，证明司马迁并没有彻底抛弃传统而另起炉灶重新确立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体系。班氏父子批评他是因为班氏父子自身思想过于正统保守所致。我们今天的基本认识是，司马迁价值标准的创新是在尊重儒家传统价值标准前提下的创新，所以李氏的辩解其理论作用大于实际作用，他对司马迁的理论及实践把握得也不尽准确。进而，李贽又从文学创作的生命在于抒发真性情的理论高度斥班固之讥是扼杀文学性，云：“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阐说至此，虽离司马迁原论题已嫌稍远，然亦足见李贽对于文学真谛的谙熟。论文导读：86页。〔南朝〕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

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上一页12345下一页

李贽之后，明末思想领袖陈子龙则对司马迁的“春秋笔法”理论及其实践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和一分为二的评论，在两类评论者中独树一帜。他首先从理论高度提出了与王通、刘知几不同的史学本质观。他认为，史书“非独以纪其事，将以善善而恶恶也”，强调“善善恶恶”是史书编纂的要义之一。又进而指出，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善善恶恶”乃史书之最高境界，“非君子不能知之”，《春秋》之褒贬则树立了微言大义的典范，其“或言近而指远，或文与而实非，或彼此异辞，或前后异旨，所谓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也”。在此基础上，他最后落脚到司马迁深得《春秋》微言大义之精神：“太史公之书，每不立正辞，往往见于抑扬之中，疑似之说，自非博学，不能深知其意。”并委婉批评班固看理由过于表面化：“徒信其诡激宏肆之辩，溺其旨矣。”同时，陈子龙也对司马迁作了委婉批评，认为其《自序》中以《史记》比《春秋》有些言过其实，因不得志而褒贬善恶“太过”。在古论中，像陈子龙这样以辩证观来系统探研司马迁“春秋笔法”的言论还不多见，值得关注。不过，陈氏有关司马迁以《史记》自比《春秋》并褒贬“太过”的结论，似不太符合实际，司马迁本就自谦不敢以《史记》比《春秋》的。认为司马迁不能拿《史记》的价值与《春秋》比，则显得过于正统尊经，以今人的眼光看，实际上《史记》的价值当远大于《春秋》。第二，与上一理由相联系，就广度而言，古人的讨论多触及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某些“点”而未能及“面”。我们由以上梳理可见，历代学者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讨论，仅局限于“发愤著书”“春秋笔法”“实录”“立言扬名”几个具体的“点”。尽管这些“点”在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体系中居核心地位，颇为重要，但毕竟不是其文学思想的全部，如“文学概念”“作家评介”“作品征引与点评”等不少“点”均未被言及。更令人遗憾的是，讨论者未能确认每个“点”在司马迁文学思想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也未能揭示出各“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实现连“点”成“片”、连“片”成“面”的研究风貌。因而，近两千年的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呈现出的始终是一种孤立、零散的状态。
第三，就深度而言，整体认识水平肤浅，评多析少，重复多发展少，有个案解读，几无理论提升。古人对司马迁文学思想各个“点”的讨论颇不均衡。有的理由如“立言扬名”思想仅为汉章帝诏书言及，未能纳入历代学者视线;有的理由如“春秋笔法”则讨论者之多、争论之烈、延续时间之长、文献资料之丰，都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少有的。但是，我们系统梳理这些资料却发现，它们并没有对该学说的内涵、外延、本质特征作理论探讨和科学分析。除了宋人秦观、张耒、黄震、吕祖谦，明人陈子龙，清人袁文典、梁玉绳等具体分析文本、以实证阐明其观点外，多数学者则都是以肯定或否定的空口评论代替具体分析。而评论又往往以褒贬司马迁的写作实践行为代替褒贬其创作理论，甚至以评判班固的评说言论代替对“春秋笔法”学说本身的评判。同时，综览近两千年的研究情况，除偶然发现某些思想闪光点外，不少言论低层次重复，代代重复，很难看到对同一理由研究的逐代深化、发展进程，甚至一些后人的评论重复前人而又不如前人详尽。对司马迁文本解读上升至系统理论高度的成果，则更是寥寥无几。像欧阳修从个人创作经验论“爱奇”思想与“实录”精神的统一，宋祁从人与文、先天禀赋与后天学习关系角度论“爱奇”成因，陈子龙从史书要义和境界视角论“微言大义”精神实质，章学诚论“发愤著书”说的本质特征，刘大魁从文学标准高度论“奇”的境界，实属凤毛麟角。
第四，就形式而言，古人的讨论多感悟性“闲谈”，属于片断言论，几乎无学理性专论。除李贽的《藏书》、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梁玉绳的《史记质疑》、刘大魁的《论文偶记》外，其他成体系的论著几无发现。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理论化、体系化的形成。
综上可见，古代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研究，仅仅是初步的，基础性的。而近现代研究的范围，基本是对古代研究对象的延续，且又呈现出狭窄趋势，这是颇为令人遗憾的。但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为当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注释
①曹晋：《〈史记〉百年文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②〔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3300页。
③④〔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

5、2738、2737—2738、2727—2735页。

⑤〔宋〕王若虚：《滹南遗老集》（第二册），《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117页。
⑥〔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

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83页。

⑦〔清〕李晚芳：《读史管见·读史摘微》，日本陶所池内先生校订本。
⑧〔清〕陶必铨：《萸江古文存》卷

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16页。

⑨〔晋〕葛洪集，王根林点校：《西京杂记》卷

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⑩〔明〕李贽：《藏书》，《李贽文集》卷

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95页。

〔清〕储欣：《史记选》，受祉堂原本，蔚文堂藏板，第1页。
〔清〕袁文典：《读〈史记〉》，《永昌府文征》卷十

二、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434页。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第221页。
〔清〕李景星：《史记评议·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引，《史记论文·史记评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部分观点可参阅陈子谦《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历史发展》（《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王英志《发愤著书说述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袁伯诚《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理论作用》（《固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5年第1期）等文。另外，笔者曾在张新科教授指点下检索过相关成果，不够理想。
〔汉〕扬雄著，汪荣宝疏：《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413页。
〔南朝〕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1327、200

6、1386页。

〔南朝〕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论文导读：1年，第1478—1488页）云：“夫史公考信必于六艺，造次必衷仲尼，是以孔子侪之《世家》，老子置之《列传》。尊孔子曰至圣，评老子曰隐君子。《六家指要》之论归重黄、老，乃司马谈所作，非子长之言，不然胡以次李耳在管、晏下，而穷其弊于申、韩乎？固非先黄、老而后六经矣。《游侠传》首云‘以武犯禁’，又云‘行不轨于正义’，而称季次、
年，第284页。
〔隋〕王通：《中说》卷

二、四部丛刊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8册，第9页。

〔唐〕刘知几：《史通·叙事二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第279册，第92页。
〔宋〕苏轼著，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卷

五、中华书局，1981年，第107页。

〔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八《邵与桐别传》，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77页。
〔汉〕王充：《论衡》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3页。
〔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十》，中华书局，1985年，第184页。
〔晋〕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

六、中华书局，1982年，第108页。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桑怿传》，中华书局，2001年，第972、971页。〔宋〕司马光著，宋神宗序：《资治通鉴·序》，中华书局，1956年，第33页。
〔宋〕秦观著，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00—70

1、701页。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四

六、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08册，第271页。

〔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

二、《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725页。

〔元〕王袆：《文训》，《皇明文衡》卷二十

二、四部丛刊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16页。

〔明〕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卷二《诸史》，台湾伟文出版社，1976年，第67页。
柯维骐语见凌稚隆辑《史记评林》，《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一辑），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十二册，第529页。
〔明〕何良骏：《四友斋丛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明〕郝敬：《史汉愚按》，明崇祯间郝氏刻山草堂集本。
〔明〕陈子龙：《史记测议·序》，〔清〕程馀庆：《史记集说》（第一册），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第1478—1488页）云：“夫史公考信必于六艺，造次必衷仲尼，是以孔子侪之《世家》，老子置之《列传》。尊孔子曰至圣，评老子曰隐君子。《六家指要》之论归重黄、老，乃司马谈所作，非子长之言，不然胡以次李耳在管、晏下，而穷其弊于申、韩乎？固非先黄、老而后六经矣。《游侠传》首云‘以武犯禁’，又云‘行不轨于正义’，而称季次、原宪为独行君子。盖见汉初公卿以武力致贵，儒术未重，举世任侠干禁，叹时政之缺失，使若辈无所取材也，岂退处士而进奸雄者哉？《货殖》与《平准》相表里，叙海内土俗物产，孟坚《地理志》所本。且掘冢博戏、卖浆胃脯并列其中，鄙薄之甚。三代贫富不甚相远，自井田废而稼穑轻，贫富悬绝，汉不能挽移，故以讽焉。其感慨处乃有激言之，识者读其书因悲其遇，安得斥为崇势利而羞贫贱耶！况孟坚于史公旧文未尝有所增易，不退处士，不羞贫贱，何以不立逸民传，又何以仍作《游侠》、《货殖》？此文人之习气，各自弹射，递相疮痿，蹈袭抵牾，目睫不见，所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有拙。晋张辅论《汉书》三不如《史记》，有以也。”
〔唐〕欧阳询著，汪绍楹点校：《艺文类聚》卷三十，中华书局，1965年，第541页。
〔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中，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71页。
〔汉〕班固：《典引》，《昭明文选》卷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58页。
过常宝、高建文：《“立言不朽”和春秋大夫阶层的文化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汉〕扬雄：《法言》卷十

二、世界书局，1935年，第38页。

〔南朝〕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1325页。
〔宋〕张耒：《张右史文集》，四部丛刊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9册，第442页。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读书录·仲尼弟子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第76页。
〔清〕冯班：《钝吟杂录》卷八，中华书局，2013年，第121页。
〔宋〕王正德：《余师录》卷

一、《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10页。

〔宋〕苏辙：《栾城集》卷二

二、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12册，第236页。

〔宋〕楼昉：《过庭录》，《说郛》涵芬楼本。
〔明〕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一《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344册，第464—465页。
陈文烛言论见《二酉园文集》卷二《古文短篇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第139册，第33页。
〔清〕蒋中和：《眉三子半农斋集》卷

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第224册，第57页。

〔清〕刘大魁：《论文偶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6—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