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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的学术透视

论文导读: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②  《报任少卿书》云: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收稿日期:2014-11-16  作者简介:徐正英,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透视摘 要: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资料颇为丰富。通过系统全面梳理西汉至清代1800余年间的有关资料,对其逐一作细致客观的解读、评析与学术透视,笔者发现古人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体系性认识尚少,基本局限于对“发愤著书”说、“春秋笔法”理论、“实录”精神、“立言扬名”思想、“爱奇”审美趣味等几个“点”的讨论。其讨论又是褒贬评论多而具体分析少,非理性感悟多而理论研究少,重复意见多而发展深化少,解决具体理由多而理论提升少。这些研究虽然整体上为司马迁文学思想体系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真正作用上的系统研究尚未能正式开启,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司马迁;文学思想;古代研究;学术透视
  1003-0751(2015)01-0141-12
  对司马迁(主要是《史记》)的研究源远流长,西汉刘向、扬雄即已肇其端,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①。然而,具体到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研究,则并非已无拓展空间,相反,留下的学术空间和学术盲点还很大、较多。依笔者的理解,所谓文学思想,应该包括理论原则的阐述、作家作品的评介、审美取向及艺术趣味等几大方面。而现有的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则基本上是围绕着“发愤著书”说、“春秋笔法”理论、“实录”精神、“爱奇”审美趣味等几个“点”进行的,较少关注各“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其他理由的研究也是及而不深,将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作为一种体系去观照,做得还很不够。实际上,司马迁的文学思想颇为丰富,且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能认识到的文学理由司马迁都曾思索、论及。所以,本文在对司马迁现存文本客观细读的同时,拟对晚清以前的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资料作一系统全面梳理与学术透视,以期找准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和着力点。
  司马迁现存的文本,除《史记》外,尚有《报任少卿书》《悲士不遇赋》《与挚伯陵书》残文及《素王妙论》片段。众所周知,他在如上文本中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春秋笔法”理论、“立言扬名”思想等。之后,一代代学者就这些文学思想以及新归纳出的其他文学思想,展开了反复评说。
  一、关于“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这一著名学说分别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两段文字大同小异。《太史公自序》云: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②
  《报任少卿书》云: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收稿日期:2014-11-16
  作者简介:徐正英,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③
  可见,所谓“发愤著书”说,其基本的意思是忍辱发奋,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忍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并且把因经历磨难而加深的对社会的认识与批评,融入到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当中去。这一理论实质上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理由,即文学生成论。司马迁这一著名文学理论学说,在文学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评论阐发者代代有继,且褒贬不一。其中贬损言论更早。
  东汉班固最早简略评及“发愤著书”理由,称这一思想体现在了《史记》中,“幽而发愤,书亦信矣”,并对体现于其中的褒贬之情持批评态度:“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④,认为书中不应该充满感伤情调。其实班氏对《史记》情感风格的把握并不太准确,“悲”“慨”似更合《史记》实际。
  南宋王若虚虽同情理解司马迁“发愤”之理由,但又以史学家的高度责任感批评司马迁不宜借修史宣泄私愤。王氏云:“信史将为法于万世,非一己之书也,岂所以发其私愤者哉?”⑤王氏的责任感虽可理解,但他一则错将司马迁个人的“发愤著书”行为和其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混同为一,以“愤”为动力未必就是在作品中泄私愤;二则王氏是针对班固、秦观关于《史记》的《游侠》《货殖》两列传的不同评论而谈的,并未从《史记》文本出发。其实,从北宋秦观到清人梁玉绳,均详辨两传,并不存在班固所说的“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理由,即没有泄私愤之嫌。所以,王氏批评的“发其私愤”并不存在,可能是秦少游的辩护不当(“以为迁被腐刑,家贫不能自赎,而交游莫救,故发愤而云”)误导所致。明末清初王夫之亦称司马迁“发愤著书”之“愤”是挟私愤,进而否定《史记》的信史价值。王氏云:“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⑥很明显,在明清易代之际,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和爱国者,王夫之是有为而发。其文中详细阐发的唯一理由是,李陵乃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司马迁为其文过获罪本乃罪有应得,其更不应该借修史称道李广而奖李陵之“世业”。王夫之的爱国情怀令人崇敬,然其论却未必符合实际。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时李陵尚未叛变,司马迁修史称道李广更未必是为李陵“昭雪”,王夫之之言过矣。
  与王若虚的脱离文本品评司马迁不同,也与王夫之有为而发不同,清人李晚芳对《报任少卿书》《史记》传记及赞文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之后,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予以全面否定。李氏认为,司马迁的愤愤不平主要是他心胸褊狭造成的:“由其立心褊蔽,未闻圣人之大道也”,“其褊蔽也甚矣”。又认为,司马迁之愤在于他不懂得自我反省:“全无一言反己内咎,所谓自是而不知其过者。”同时,他认为,司马迁的不平之气集中体现在《报任少卿书》《平准书》《封禅书》和诸传记的赞中。李氏的最终结论是:“操是(褊蔽)心而修国史,大本已失”,“尽属谤书”,“未敢轻信也”⑦。很明显,李晚芳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实践偏见极深,无一认可,足见其传统保守意识之浓厚。他犯了 全文地址:http://www.7ctime.com/shyylw/lw507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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