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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文学批评: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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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譹?訛,思想界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两个凡是”被否定,中国社会进入与五十至七十年代历史相“断裂”的“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第一时间用小说形式引领民众控诉和反思“”的危害,理论批评界也迅速展开文艺观念上的“拨乱反正”。正是基于对“”的反思和对“现代化”的想象,“告别革命”、“走向世界”成为八十年代的主流社会认知。
时期的文学批评走向极端机械化和庸俗化,破除策略论的影响成为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界的首要任务。就此,“文艺与政治”、“工具论与反映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命题被重新审视。?譺?訛1917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曰:“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譻?訛六十余年后,中国文学再次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选择了“革命”,革“‘’的封建等级观念和英雄史观”、“封建家长制和‘文字狱’相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譼?訛。解放“文艺于政治的奴隶地位”、否定“工具论”、突破“三突出”创作禁区等,成为新时期最急切、最显著的文艺批评诉求。
“破”只是起点,“立”才是目的。新时期以来,苏联文论批评范式逐渐被弃置边缘,知识界掀起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又一轮“西学热”。1981年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美学》全三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始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譽?訛也陆续出版。过去长期被禁止的存在主义、形式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等西方文论资源,一下子涌入国门。强烈的欲求心理刺激着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以巨大的热情来吞咽西方积累近一个世纪的文论果实。
西方文论资源开阔了新时期批评家的理论视野,也开启了进入文学世界的新通道,到八十年代中期,一批迥异于先期的新型文学批评模式相继出现。林兴宅的“系统论”?譾?訛、鲁枢元的“文艺心理研究”?譿?訛、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和“主体论”?讀?訛等,正属新时期文论建文学批评: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设的代表性成果。站在当下的文化语境里以后来人的眼光审视,这些批评范式的时代局限性显而易见,然而,当我们跳出这种特定的理论批判性视野,退回到八十年代初的文学场给它们以历史性的考察,就会发现,它们的作用不在于能否经受住世代检验,而在于凭借全新的理论视野和独特的解读路径有效压倒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策略一头独大的势头,为以文本为中心的“新批评”闯出了一条大道。它们昭示着一种崭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开始确立。《文艺理论与批评》于1986年9月创刊,作为“更集中更固定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的刊物”,其主要负责人陈涌指出“现在有些人用的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实质上却在削弱、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讁?訛此说法也正好从侧面说明新型批评模式给传统批评带来了深重的“影响的焦虑”。用刘再复的话总结,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由单一的、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或政治的阶级论角度来观察文学现象转变为从美学、心理学、学、历史学、人类学、精神现象学等多种角度来观察文学,把文学作品看作复杂的、丰富的人生整体展示,这样,就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了机械整体观念,用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代替单向的、线性因果联系的思维。”?輥?輮?訛
《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上海文学》等是八十年代新型批评策略主要的实践场地?輥?輯?訛。1985年,《你别无选择》(刘索拉)、《花非花》(何立伟)、《爸爸爸》(韩少功)、《冈底斯的诱惑》(马原)、《无主题变奏》(徐星)、《山上的小屋》(残雪)、《枯河》(莫言)等一大批新潮小说绽放,这极大激发了批评家的文本批评实践热情,就如吴亮所言:“一九八五年的小说创作以它的非凡实迹中断了我的理论梦想,它向我预告了一种文学的现代运动正悄悄地到来,而所有关在屋子里的理论玄想都将经受它的冲击。”?輥?輰?訛对应于“新潮小说”,我们大概可以将吴亮代表的这一批批评家称作“新潮批评家”。他们用精神分析、符号学、接受美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新理论武装自己,像擎着一只只探照灯,充满自信地潜入文本细部去发掘小说的深层意蕴,动用全身的官能去品鉴新潮小说繁复幽深的美感。
传统的文学外部研究策略习惯从文学与经济及其他意识形态之关系的角度去评定一部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社会价值,“新潮批评”则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关注文学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关注作品超越阶级而存在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正如当时尚称青年批评家的丁帆所说:“阐释性批评的价值,在于它应该是独立的、受批评家审美经验、情感方式制约的阐释,批评家只对作品负责,对作品以外的其它因素不可能负责,甚至对作者也不能负责,更不能受他的支配……”?輥?輱?訛“新潮批评家”不再需要具备高度过敏的政治第一意识,却需要一个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如果没有一定的西方现代文论知识储备和一定的西方现代文学阅读经验,面对新异怪诞的新潮小说,就真如身处迷宫,只能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那样粗暴简单地将其定为“精神污染”。正是基于此般情境,理论视野开阔、审美触觉敏锐的青年批评家群体开始崛起。陈骏涛将他们称为“第五代批评家”,这份名单包括吴亮、陈思和、丁帆、蔡翔、许子东、王晓明、程德培、李劼、吴方、毛时安、黄子平、季红真、张陵、李洁非、南帆、林建法、周政保、李庆西等,“‘第五代批评家’的一个突出特点:不安于目前状况、不崇拜‘权威’,勤于深思,勇于探索,企图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批评世界。”陈骏涛发现“一些中、老年批评家并不熟悉,甚至从未读过,即令读了也未必读懂、读通的西人论著,有些年轻批评家却读了,而且津津乐道于他们读后之所得。”由此老一辈批评家生出这样的想法,“由于我感到自己在有限的岁月里不可能有更大的超越,因此,我转而对‘第五代批评家’寄予了超越的厚望。”?輥?輲?訛如今打量这论文导读:知识分子的启蒙批判传统,就像富里迪说的,“不管个人的性格如何,知识分子总是被迫挑战当代的观念和传统。这类冲突的潜在根源存在于知识分子的普适视角中,该视角与习俗和传统相对立,后者是出于指导特定群体的生活这一实用目的而建立的。”“正因为有着普适信念的知识分子常常质疑流行的习俗与假定,引起不安,因此他们常被视为不
份名单,知道老一辈批评家的期望的确没有落空,名单中人不仅引领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潮流,而且绝大部分在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的文学批评领地继续发挥着扛鼎抃牛之功。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去意识形态化”特征,不管是以系统论策略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批评潮流,还是以精神分析、接受美学、新批评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批评潮流,都有效颠覆了乃至“十七年”的文学批评规范。独断论式的单一化线性思维模式被打破,“人”字被重新大写,文学的自足性被高调论证,作为对“工具论”的强力反拨,以审美为中心的纯文学批评风头矫健。然而正像伊格尔顿所揭示的那样:“‘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有些理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像它们在企图全然无视历史和政治时那样清楚地表现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性。”“我们只要稍加反思就可以发现其实是联系于并且加强着特定时代中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的。”?輥?輳?訛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变革依托于否定、开放门禁的时代机遇。通过揭露“三突出”原则的“封建等级观念和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结合”的本质和“”的“封建家长制和文化专制主义”面目?輥?輴?訛,文艺被政治束缚的绳索得以松动,文艺批评单纯的“传声筒”功能遭到质疑;通过引进西方近现代哲学和美学文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开始深刻认识“文学是什么?”这一命题。形式主义、接受美学、精神分析派、结构主义等理论流派,它们虽有不同的研究侧重和理论旨归,但却合力打破了马克思主义文论鳌头独占的局面,更从根本上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之说。文学的主体性地位得到热切呼吁和论证,纯文学批评风行,这一方面可看作批评界自觉与政治脱离联系,努力建构中立的学术价值立场;另一方面也可看作他们是在主动夺取文学批评的独立话语权,回归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道路。
八十年代社会思想大解放,“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在全社会高度认同,知识分子从“被改造的对象”变为推动社会改革的主力,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思潮直接将知识分子推到社会的中心地位,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感前所未有地增强,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被大大激发。“通过为那些超出特定经验的价值——理性、合理、科学、自由辩护,知识分子重新肯定了启蒙运动的独特之处。”?輥?輵?訛在文学批评界,自1985年始,有关“评论自由”和“批评模式改革”的呼声持续升高,?輥?輶?訛至1989年进而扩展到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全面清算。?輥?輷?訛八十年代的批评家完全继承了知识分子的启蒙批判传统,就像富里迪说的,“不管个人的性格如何,知识分子总是被迫挑战当代的观念和传统。这类冲突的潜在根源存在于知识分子的普适视角中,该视角与习俗和传统相对立,后者是出于指导特定群体的生活这一实用目的而建立的。”“正因为有着普适信念的知识分子常常质疑流行的习俗与假定,引起不安,因此他们常被视为不爱国的、世界主义的局外人。”?輦?輮?訛很快,《历史无可避讳》一文受到严厉批判?輦?輯?訛,《文学评论》杂志也因为“宣扬了许多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文学批评: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健康发展的理论见解,例如‘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独立于政治’的观点,‘无须在文学之外另设生活为源泉’、‘意识形态不能使人自由思想’的观点,‘文学应当向内转,转向内心世界,转向人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观点,等等”,“已经偏离政治方向”?輦?輰?訛,必须接受整顿?輦?輱?訛。
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家们以挑战者的姿态积极推进文学批评的全面变革,至1989年末,策略论变革的热情方才止息,批评家的“启蒙”势头被迫回落。文学批评将在九十年代如何展开它的命运?当时的人们无法预知。

文学批评是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进入九十年代的,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之于八十年代,最鲜明的变化就是建立未久的文学主体地位观念顷刻间坍塌。
为了批判文学批评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文学评论》编辑部于1990年6月14日邀请首都部分老、中、青文艺理论工作者举行座谈,专门讨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理由。?輦?輲?訛1991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全国新时期文艺论争学术讨论会”在重庆召开,指出新时期论争“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同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分歧上,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輦?輳?訛。1991年12月16日至19日,、中国文联、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北京召开“文艺评论研究会”,指出要“发挥文艺批评的政治批评功能,反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壮大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队伍。”?輦?輴?訛意识形态压力抑止了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继续向西方学习借鉴的趋向,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现实的动机遭到质疑,批评家被迫由文化舞台的中心地位向后台转移,“文化英雄”不再是荣耀的称号而可能变成政治棒杀的引线。
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发展市场经济时期。文学批评几乎毫无准备地跌入商品社会的湍流之中,无可选择地面对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机。实用功利性是商品社会的最大特点,大众作为消费者被抬升到“上帝”的地位,批评“大众”显然已变得不合时宜,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里难以为继。进入九十年代,先锋作家纷纷转向,自觉放弃先期浓厚的实验色彩而开始遵守平实中和的叙事原则;“新写实小说”主张“回到现实,回到具体人生,回到自然形态的故事”,无疑是“从前一阶段的小说创作有一部分流于孤芳自赏而失去读者中吸取了教训,尽力接近和争取读者的一种追求。”?輦?輵?訛文学批评却无法这样轻松地登上时代的快车,只能选择被动地退守,批评与创作再不复八十年代那样紧密扭合、相互映照的关系。
“市场对文化生产的内在价值毫不关心——它只对它的货币价值有兴趣。商业上的考虑构成了强大的压力,要求艺术形式和思想通俗化。”?輦?輶?訛与之相应,九十年代社会上兴起一股“反精英”情绪。王朔可谓代表人物,他说“我的作品的主题用英达的一句话来概括比较准确。英达说:王朔要表现的就是‘卑贱者最聪论文导读:
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我没有念过什么大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象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制约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輦?輷?訛我们自然不会天真地视王朔为“粗人”,这不过是九十年代由大众、权力、市场、消费各要素构成的新型社会生产机制的折射,是大众文化夺取市场的一种策略而已。“繁复的语言、复杂的思想、挑战性的教育,以及高难度的艺术形式,如今都被贴上精英化的标签,因此被认为是件坏事。”“保护民众远离精英文化,被认为是必须做的事,因为这类文化被认为是对普通人的自尊的威胁。”?輧?輮?訛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无可选择地要在市场经济权威的统摄下展开它的征途。商品大潮兴起,知识分子首先面对着经济地位丧失的危机,正是“搞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而随着大众文化、通俗文学的盛行,知识分子的文化优势地位也是摇摇欲坠。顺应市场需求,媒体批评崛地而起,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成形的以审美价值评判为中心的纯文学批评无力再引领批评的潮流。批评家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为自己定位。
九十年代伊始,一批批评家纷纷放弃与时代潮流并进的文化先锋姿态,选择向学院撤退,自觉追求职业化的学者身份。1925年周作人作出从“十字街头”到“之塔”的选择,他说:“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胸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輧?輯?訛虽说七十年后的知识分子有着与之不同的无奈,但彼时心境大概也相近吧。陈平原说:“我赞成有一批学者‘不问政治’,埋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研究”,“学者以治学为第一天职,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现实政治论争。应该提倡这么一种观念: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輧?輰?訛1992年《学人》丛刊发起“学术规范”讨论,预示着中国人文研究进入“学术自觉”的阶段。?輧?輱?訛文学批评界由此兴起“学院派”批评,“批评家将遭遇到的文学作品引入正规的学术话语轨道,按照学术话语的规则运转予以分析、解剖、考察。”“学院派批评的多数结论都将是一种学术话语的表述,这种深奥晦涩的言辞似乎只有在少数同行专家那里才能产生作用。”?輧?輲?訛“学院派”批评与八十年代审美主义纯文学批评有一个明显的共通之处,即同样的维护批评独立的姿态,纯文学批评反抗政治独断论,“学院派批评”则主要反抗商业功利主义的倾轧。而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与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明显不同在于,八十年代注重策略论的革新,九十年代则转向了对“历史”的梳理和研究。?輧?輳?訛
除了潜入学术的选择之外,九十年代还有一批批评家选择了投身文学商品化的浪潮,努力在新时代文学潮汐的变化中确立自身的存在感。这一类批评家最突出的事迹,就是联合报纸、期刊,甚至电视等媒体制造文坛热点。例如,“新写实小说”本是《钟山》杂志配合栏目需要提出的一个涵义模糊的创作潮流命名?輧?輴?訛,批评家则积极配合杂志社造势,拿着这个事先做好的“框”来套所有可能的作品,这样一来,九十年代初期发表的写实性小说几乎都被划入了“新写实”小说的名下,包括苏童的《米》(1991)、《我的帝王生涯》(1992)和余华的《呼喊与细雨》(1991)等?輧?輵?訛。类似的还有“私人写作”、“身体写作”以及“小女人散文”等潮流,批评家们显然没兴趣对这些模糊性的概念作科学理性的辨析,反而乐意强调其中暧昧的性别玩味色彩,这其中的媚俗倾向不言自明。更具有隐喻意味的事件是,1994年王一川编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輧?輶?訛,向通俗文学抛去橄榄枝,将金庸置于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排在第四位,金庸的武侠小说得到批评界的高调认可。九十年代批评家主动褪去“精英”意识,在市场驱力下迎合大众口味,这不应被单纯看作是为了经济文学批评: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目的而采取的造作之举,它还反映出批评主体在商品时代已失去了作为文化权威的自信。
萨义德指出:“对于知识分子阶层来说,专门技能往往是为权威奉献或出售的某种服务。”?輧?輷?訛学院派批评家以对“世界不干预”为基础追求“纯学术”,批评活动完全顺从学术制度。随着职业精神的增强和学者身份的凸显,这一类批评家不可能再完全担负“知识分子”的职责,即主动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对目前状况做出批评、充当社会的良心。“不找麻烦,不跨出认可的范式或界限,使你自己畅销,尤其是使自己体面,因此让自己不好争论、不涉政治,并且‘客观’”被认为是合宜的职业行为。?輨?輮?訛较之学院派批评家,商业化批评家对“知识分子”的传统背叛得更彻底,他们的职责早不再是监督文化生产的艺术水准、培养和提升大众的审美能力,而是变成了对当下文化产品不加批判地认同和赞颂。职业化和商品化是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两股重要的流向,它们共同将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本色让位给了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这恐怕也是九十年代文学批评被指“缺席”和“走向终结”的症因所在。
1993年,文学理论批评界展开“人文精神讨论”?輨?輯?訛,这场讨论很快扩展到整个人文学科领域。尽管参与者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不尽相同,理论动机或许也值得质疑,王晓明强调“终极关怀”、陈思和强调“岗位意识”、王彬彬强调“在入世层次上设置一个绝对价值坐标”、吴炫强调“探寻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话语,不再追随和认同他人”等,但复归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是其共同诉求。?輨?輰?訛这场讨论持续近两年时间,其中诸位批评家与作家关于“王朔现象”、“王蒙现象”的论争,涉及到文学批评标准、批评观念、批评价值立场等许多重要理由。
九十年代中期文化研究开始流行,这显然是西方新型理论批评潮流影响的结果,当然与中国社会后现代语境的逐渐形成也有深刻的联系。文化研论文导读:
究利用后殖民、新历史、后结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活动,冲破了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模式,增强了文学批评介入社会现实的能力。“阶级”、“种族”、“性别”是文化研究中的三个核心范畴,底层民众、少数族裔、妇女等边缘群体受到极大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知识分子追求普适价值、普遍真理不同,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权威建立在捍卫特殊群体身份的能力之上。后现代语境的本质就是消解价值、回避崇高、破除权威,信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自然不再为启蒙传统的丧失感到忧虑,而是顺从地接受世界本身格局的规范,即从“立法者”变成“阐释者”。文化研究的兴起,显示了九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明显区别于“人文精神讨论”旨归的另一种精神流向。
李泽厚说:“现代社会的特点恰恰是没有也不需要主角或英雄,这个时代正是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时代。所谓散文时代,就是平平淡淡过日子,平凡而琐碎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理由。没有英雄的壮举,没有浪漫的豪情,这是深刻的历史观。”“老实说,以为可以依靠‘精英分子’来转变中国社会的目前状况,以为充当王者师或社会精英,可以设计一套治国方案、社会蓝图,然后按照这套方案和蓝图去转变中国,完全是一种幼稚病。”?輨?輱?訛知识分子从“英雄”降为“平民”,文学批评从八十年代的“先锋”走到九十年代的“游卒”,都只是时代转型的一种真实映照而已。从制度规范和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属于新的制度雏形建立未久就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世纪之交开始的新电子媒体时代,不仅对九十年代文学是一种远离,甚至也是对传统文学(批评)的整体性告别。技术平台的更新和政治语境的转变,预示着新的制度机制的建立还有待于将来。
【注释】
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譺?訛代表性论文,陈恭敏:《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戏剧艺术》1979年第1期;吴元迈:《略论文艺的人民性》,《文学评论》1979年第2期;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理由》,《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本刊评论员:《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譻?訛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
?譼?訛刘再复:《封建主义在文艺领域里的复辟——论“”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封建性》,《学术月刊》1979年第1期。
?譽?訛包括《美学文学批评: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与哲学》(桑特耶纳)、《艺术原理》(科林伍德)、《美学与哲学》(杜夫海纳)、《艺术理由》(朗格)、《艺术与视知觉》(阿恩海姆)、《情感与形式》(朗格)、《美学的历史》(克罗齐)、《艺术哲学》(奥尔德里奇)、《审美价值的本质》(斯特洛维奇)、《美学与艺术理论》(德索)、《审美特性》(卢卡奇)、《阅读活动》(伊瑟尔)、《眼与心灵》(庞蒂)、《视觉思维》(阿恩海姆)、《智能的结构》(加德纳)、《想象心理学》(萨特)、《走向表现主义的美学》(卡利特)、《符号学美学》(巴特)、《真理与策略》(伽德默尔)、《弗洛伊德论美文选》(佛洛依德)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知识出版社分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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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鲁枢元:《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讀?訛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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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刘再复:《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读书》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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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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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輲?訛南帆:《90年代的“学院派”批评》,《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輧?輳?訛代表性成果,古继堂:《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黄曼君:《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5~1990》,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古远清:《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版。
?輧?輴?訛《钟山》1989年第3期设“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
?輧?輵?訛参见宋遂良:《评几部“新写实”长篇小说》,《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
?輧?輶?訛参见王一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輧?輷?訛[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页。
?輨?輮?訛[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輨?輯?訛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輨?輰?訛参见丁东、孙珉编选:《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輨?輱?訛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