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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电影《万箭穿心》社会学解读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17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5887 浏览:19842
论文导读:
[摘 要] 影片《万箭穿心》中的男性角色往往被“弱化”,甚至处于“缺失”状态,这种女性主义的视角高扬了女性角色的“主体性”“强化”了女性身份与地位,同时也“异化”了女性个体的生命价值,这必定导致不平衡的、不和谐的关系。而女主人公李宝莉最后“走”出幻想的“家”,以“解脱”的方式来对自我价值进行重新肯定,这种对个体生命价值追求的积极方式为关系的重新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万箭穿心》;艺术社会学;女性主义;关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江西都市化过程与城市公共文化艺术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2YS31);2013年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文化产业‘倍增’战略视野下‘非遗’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开发研究”(项目编号:YG2013156);2013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课题“文化产业‘倍增’战略视野下赣傩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开发研究”(项目编号:YS1333)阶段性成果。
影片《万箭穿心》改编自现代著名女作家方方的同名小说,小说以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来诠释作家对女主人公李宝莉悲剧命运的深思,表现李宝莉身上的传统美德。而影片的导演王竞、监制谢飞对其原著进行了重新定位,在保留原著故事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改编,使影片呈现出双性的视角。正如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弗吉尼娅·沃尔弗在其长篇论文《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明确提出“双性同体”的思想,她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种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1]这种双性和谐合作是艺术创作成功的重要保证。对于影片《万箭穿心》来说,它一方面体现了女作家和男导演的双重智慧,另一方面也使影片在关系的探索上呈现出双重视角。电影《万箭穿心》与其说表现中国传统女性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优良品德,不如说是以男性的“缺失”与“弱化”来显示女性身上的美德,而男性与女性的置换,是以女性放弃自我价值为代价的。因此,“走”出幻想的家才是真正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

一、 女性主义视角:男性的“弱化”与“缺失”

影片《万箭穿心》中的男性角色往往被“弱化”,甚至处于“缺失”状态。这充分体现了影片女性主义的视角。这一视角使关系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不平衡的状态。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引起了男女主人公的心理矛盾,是男女主人公生活悲剧的根源。
影片一开始就塑造了女主人公李宝莉的丈夫马学武沉默寡言、小心谨慎、畏畏缩缩的形象。他不苟言笑,言语很少。在李宝莉眼里,马学武是一个可以任意摆布的木偶。可是,马学武在单位里却判若两人,和女同事出去吃饭时,滔滔不绝。可是,这样一个老实怯懦的男人却冒险寻找了另外一段感情,以“婚外情”的方式表明自己想活得“像个男人”,最终却被女主人公李宝莉告发,不得不重新低头做人,甘受妻子的权威。当得知告密者是妻子李宝莉时,堂堂一个男子汉却不顾儿子的幼小、年迈的老母,选择跳江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如果说“婚外情”和“跳江”的行为是追求个人存活价值和自我尊严的话,那么这种捍卫的方式却显得“可笑”和“懦弱”,因为这种方式全然不顾家庭与责任,表现了一种“消极的”“弱化的”的反抗与捍卫。
女主人公李宝莉的好友,生活富裕并不幸福。她的丈夫始终处于“缺失”状态,这种“缺失”不仅表现为其丈夫从未出现在影片中,而且也没有出现在女友的生活中。他只是一种“符号”,存在女主人公李宝莉与女友的话语中,是一个被她们话语建构的“形象”。 女主人公的儿子小宝长期和奶奶生活,由于父亲的理由,他对母亲李宝莉怀恨在心。因此,对于李宝莉而言,这个儿子在现实和心理上也是处于“缺失”状态。影片中的另外一个男性角色小混混建建入狱多年,直至最后才出现,这本身也是一种“缺失”状态。
因此,男性的“弱化”与“缺失”表现了影片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观察男性,他们的喜怒哀乐全然成为女主人公李宝莉对男性的“幻想”,充分体现了女性主义的视角。这种视角表明了影片中关系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构成了整部影片的矛盾焦点,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影片叙事的策略,为女主人公李宝莉的悲剧命运营造了情境与氛围。

二、女性“主体性”的高扬:

女性的“强化”与“异化”
男性的“弱化”与“缺失”显示出女性“主体性”的高扬,这在女主人公李宝莉的性格特点、行为举止、精神面貌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对女性身份与地位的“强化”充分表现了女性“主体性”的高扬,但生活本身所带来的艰辛、儿子的不理解却在“强化”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解构了“女性”个体生命的价值,从而使真正的女性“本体”得以“异化”。
泼辣是女主人公李宝莉性格的鲜明特点。她和搬家师傅斤斤计较,一副决不吃亏的神情;在家里,李宝莉对丈夫和儿子也是指手画脚、颐指气使,一副怨气冲天的神态;在外工作时,李宝莉麻利能干、雷厉风行,深受老板的肯定。这一鲜明的个性与其丈夫马学武沉默寡言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顿时凸显出李宝莉“强势”的主体性地位。
然而这种“强势”与“主体性”却是一种“象征性地歼灭”。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来看,“大众媒介通过不在场、谴责或者浅薄化而把妇女们象征性地歼灭。……她们往往被象征着需要得到保护的孩子似的装饰品,或者被归入家庭的保护性限制”[2]。对于女主人公李宝莉这样一个“强势”的女性而言,丈夫的背叛、家庭的破裂让她迷失“自我”,泼辣能干的本性在和丈夫的移情别恋较量时只能甘拜下风。所以,她号啕大哭,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哭,所有的埋怨、嫉恨、不甘、苦楚涌入心头,不吐不快。当她冲上楼准备踢门而进时,一个孩子“妈妈”的叫声扰乱了她,转变了她的决定。最后,李宝莉选择向门“告发”,以此惩罚马学武。但,这种处罚犹如一把双刃剑,毁坏马学武声誉的同时,也是对她自己精神的摧残。可以说,“告发”的行为表面上高扬了女主人公李宝莉的“主体性”,实际上却是李宝莉自我“异化”的开始。放弃“踢门而进”而选择“告发”就是为了给孩子保留一个完整的家。一声“妈妈”喊醒了李宝莉作为“母亲”的角色意识与责任感,而作为个论文导读:
体的“自我”却要在背叛的痛苦中煎熬。当丈夫马学武离开人世,家庭的重担压在女主人公李宝莉一个人身上时,她没有哀声叹气,选择男人的活“挑扁担”来养育家庭。对于她来说,既有背叛的精神痛苦,又有生活压力的身体痛苦,双重的痛苦与压力让她越来越异化“自我”,正如她自己说:儿子是她惟一的希望。因此,早出晚归、省吃俭用、吃苦耐劳,甚至是为了儿子,不惜用玻璃砸向建建的头。这一切的行为举止都表明了李宝莉以外表的“坚强”掩盖“自我”的“异化”,以道德与责任来解构自我价值与情感的追求。女主人公李宝莉的遭遇并不是个案。她的好友、挑扁担的工友,她们和李宝莉一样深陷道德与责任的双重束缚之中,在不平衡的关系中失去了对个体生命价值追求的意识。与其说,这些活生生的女性以“主体性”的高扬来显示她们的权势与身份,不如说,女性意识的“强化”却是以放弃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为代价的。这必定导致不平衡的、不和谐的关系,使男性和女性深入矛盾与悖论之中。

三、 走出幻想中的“家”——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

传统的艺术社会学认为:“艺术客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隐喻性地描述为一种直接的联系。”[3]这种直接的联系有两种取向:反映取向与塑造取向。反映取向认为艺术是社会的镜子;塑造取向认为艺术对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万箭穿心》来说,它在反映取向与塑造取向的双重矛盾中呈现了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主题。
影片的名字为《万箭穿心》,“万箭”穿的不仅仅是女主人公李宝莉的“心”,而且也是每一个人的“心”。“万箭”包含传统观念、责任意识、社会习俗、生活认知、观念等丰富的内涵,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面对“万箭”的诘难必定会遭受身心交瘁的痛苦。
李宝莉丈夫马学武的“跳江”除了下岗失业、生活艰辛的客观理由外,还在于女主人公李宝莉对他长期的压制和不理解。正如搬家师傅所言,他活得不像一个“男人”,自我尊严的丧失使他变得唯唯诺诺、胆小怯懦。他选择“移情别恋”与其说是为了寻找真正的“爱情”,不如说是对自己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这是他逃出“家”的初次尝试,但最终因为李宝莉的“告发”而以失败告终。对于“移情别恋”的方式,我们姑且可以从道德观念的角度来批判,但这种行为的实质却是为了追求个体的尊严与生命的价值。当得知女主人公李宝莉不顾他的尊严,而以“告发”的方式来毁灭他的声誉,这个懦弱的男性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彻底地逃离“家”对他的束缚与压制。
对于女主人公李宝莉而言,丈夫所要逃离的“家”其实也是她所幻想的“家”,这个“家”并没有给她带来爱情、温暖与快乐。她宁愿忍受丈夫马学武的背叛,违背心意坚守这个完整的“家”;她宁愿辛苦劳作、忘却自我来经营这个“家”,最后却换来儿子的不理解和“驱逐”。夜晚河边的沉思让她终于明白: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只是她幻想中的“家”,在这样的“家”中,她不仅仅没有得到家人的肯定与理解,而且也没有获得自我价值的肯定。她不仅仅没有给丈夫和儿子以真正的理解和关爱,也没有给自己以尊严与作用。正如她自己所反省:自己的儿子从未像其他孩子那样开心过、笑过。这说的不仅仅是儿子,而且也是她自己。影片的最后,女主人公带着她的行李离开了这个早已不属于她的“家”,不管在建建那里是否会获得“幸福”与“快乐”,但这种“走”出,却是她对自己“解脱”,对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重新肯定与追求。
影片最后以李宝莉女友的口说出“家”风水不好来解释女主人公李宝莉的“离去”,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家”与“风水”具有独特的作用,它是人们历史形成的“惯例”思维。作为“一种经心照不宣的意见一致过程而建立起来的共同实践”对于艺术创作与艺术消费而言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懂得文化形式的惯例会提高人们的享受程度。……遵守惯例,艺术家能生产出被认为是好的作品,从而能在艺术市场上交换”[4]。可见,《万箭穿心》的导演正是依赖了中国文化中“风水”与“家”的惯例作用,使其增强了影作本身的传播效果。但,本文认为,导演王竞是想借助“调侃”的方式来弱化人们对女主人公李宝莉悲剧命运的怜悯之情,掩盖女性主体“异化”的真相,在矛盾之中完成从女性视野下的男性向男性视野下的女性,再到同体的置换。
因此,不可否认的是,李宝莉“走”出幻想的“家”比马学武的“跳江”、女友的“独居”显得更具积极的作用,虽然都是对自我生命价值追求的方式,但李宝莉的“走”是建立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之上,经历了家庭破裂与身心创伤之后的选择,如同《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其“走”的作用大于结果。这也使我们重新深思男女不平衡关系背后的真正理由,找到平衡自我生命价值与道德观念、家庭责任的最佳途径,明白真正幸福的婚姻应该是男性与女性双方互相欣赏、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任何一方压制另一方都是考虑个体的“主体性”,而忽视“他者性”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英]弗吉尼娅·沃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北京:三联书店,1989:120.
[2]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01-202.
[3] [英]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
[4] [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56-258.
[作者简介] 喻琴(1979— ),女,江西南昌人,文学博士,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社会学、影视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