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再深思：困境及策略

论文导读：
摘要：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理由上陷入了改革的困境。从改革的主体角色来看，政府在“顶层设计”时将自己界定为提供与获取社会福利的双重角色，与民争利的政府和通过隐性渠道获得转移性福利的企业共同导致了社会福利分配的公平缺失。另外，由于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我国社会福利呈现出个人福利过分寄生于公共福利的现象。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必须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神话，转变政府职能定位，倡导按劳收入分配制度，遏制非劳动性收入的过分增长，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
关键词：社会福利;公平缺失;收入分配;市场原教旨主义
1001-862X（2015）01-0099-005
伴随开放程度的扩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深化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的力量。2013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9.04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半，比日本经济总量多出三分之一。然而，我国社会福利水平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这说明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协调发展。尽管正在逐步开展从补缺型社会福利体系向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转变，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陷入了困境，其理由既包括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次要理由，更重要的是新时期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度调整的决策失误。

一、福利制度改革主体角色定位：

政府“顶层设计”的偏妥
笔者认为，社会福利可以分为“市场配置型”和“政府配置型”两类，前者是指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与服务市场的竞争性均衡状态下市场参与者所能获得的社会福利，这部分福利必须依赖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客观作用;后者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市场配置型”社会福利的替代性补充，另一方面是“市场配置型”社会福利的缺陷性补偿。一般而言，“市场配置型”社会福利总量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主要针对的是“政府配置型”社会福利，即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
从当前世界各国的社会福利总量水平来看，“政府配置型”社会福利占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在社会福利制度的“顶层设计”中政府角色定位是否合理是决定改革成效大小的关键理由。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改革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其理由有二：一是政府是缺陷性补偿社会福利的直接提供者;二是政府掌控着影响社会福利配置的基本要素，比如财政转移支付、社会福利法律条文的约束等。我国政府在“顶层设计”时将自己界定为提供与获取社会福利的双重角色，这造成了当前社会福利改革困境的最根本因素。
从作为缺陷性补偿社会福利的供给角度来看，政府的作为是不足的。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来看，全国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436528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6.73%。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与社会福利直接相关的五个行业投资总额分别为2037、5486、3184、5251、5908亿元，占投资总量的0.4%、1.25%、0.73%、1.2%和1.35%，共计5%。相比较而言，当年全国房地产业投资总额达到111424亿元，占投资总量的25.53%。这说明国家在提倡和引导社会福利投资方面力道是不足的。其次，2013年居民消费指数比上年增长2.6%，其中一篮子权重商品中食品上涨4.7%、居住上涨2.8%，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分别上涨1.8%和1.3%。这说明当前百姓收入最大的支出仍然要用于基本的饮食和住房需要，故而在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的可支配收入面对缩水。
从作为社会福利的获得者来看，政府与民争利的作为是有些过的。政府与民争利的表现不在于直接与民众争社会福利，而是通过强势部门、垄断行业等强行掠夺经济体制改革的利益，这种可获得的利益最终却并不会受益于百姓，其逻辑思维是先让政府富裕起来，然后再考虑居民，即所谓的“藏富于政府”而非“藏富于民”，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福利本身的蛋糕就不会做的更大。从全国的财政支出来看，2013年全国教育支出21877亿元，占当年GDP比重为3.8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520亿元，占当年GDP比重为0.44%;医疗卫生支出8209亿元，占当年GDP比重为1.4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417亿元，占当年GDP比重为2.53%;住房保障支出4433亿元，占当年GDP比重为0.79%。显然，上述与居民社会福利直接相关的项目财政支出是非常低的，究其深层理由，政府的财政收支管理制度不得不引起质疑。比如《中国经济观察报》指出仅从2010年6月至11月上旬，美元对人民币贬值3%，使中国外储和所持美国国债分别损失546亿美元和270亿美元，由此可见美国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中国的美元资产产生了大量缩水。实际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美国政府转移国内经济危机，让其他国家来为其经济复苏和维系人民生活买单，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故而也就成了美国危机的直接转移对象。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重要的内在联系，更加严重的是中国社会福利的大量流失造就了美国社会福利的强劲补偿。
上述分析说明政府“顶层设计”的失误应该为中国社会福利损失负责。《货殖列传》曾提出治国之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最差的治国之道就是政府与民争利，因此，政府在新一轮的“政府配置型”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中必须转变角色定位，从“提供与获取”社会福利的双重角色转向“提供”社会福利的单一角色，亦即政府需要让利。另外，政府的收入投向应该多用于能够拉动内需的实体经济，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社会福利蛋糕做大，惠及百姓;相反，虚拟经济泡沫越是膨胀，普通百姓的社会福利便会损失越大。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shxlllw/lw47608.html上一论文：探索谁和谁的“社会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