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新乡村建设运动与社会转型时期乡土复兴

论文导读：的大局势下，比起农村运动的成败与否，民族存亡更为迫切。假设如果没有这场外来的战争，乡村建设运动便会风生水起一帆风顺吗？实际的情形是，他们的启蒙和改良的努力，必定会因自身的时代局限最终走入困顿与艰辛。1930年，彭禹廷被敌对派系，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则被下令关闭。国难当头，各派政治力量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都不
摘要：自晚清始，乡村建设理由一直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晚清的精英们对乡村社会的建设与改良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因各种理由，结果不尽如人意。在物质建设丰富繁荣的同时，如果失去了文化自觉和传统精神，社会转型时期的新乡村建设难免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背景下，重提乡村建设，让精英回归，承继传统、弘扬文化，是一个可探讨的选择。
关键词：乡村建设；村治运动；文化自觉；传统精神
1672-3104（2014）04?0181?05
中国社会近百年的历史中，乡村建设始终是国人最重要、最关切的议题之一。尽管伴随着社会变化、历史发展而数度沉浮，但每次都反映了中国各种政治派系和知识力量对乡土建构、社会改造能力的印证和检视。时至今日，在对现代性的追寻中，它仍然是中国必须审视而又难于迅速的重大理由。在当今这样一个崇尚现代都市、日益趋于物质追求并沉迷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下，开展乡村建设实践而达致乡土复兴、对农民的关怀、对农村的坚守、对农业的重视，也面对与民国同样的困境。

一、百年中国的乡村建设回顾

中国的精英阶层探索乡村社会的改良始于晚清。河北的米氏父子①，是最早的先行者。1902年始，米氏父子提倡“村治”，普及村民教育、识字读书和地方自治。“村治”的理念得到了时任定县县长孙发绪的高度首肯，在其赴任山西省长后大力弘扬，引起了阎锡山的关注和鼎力支持，使乡村实验运动在山西构成规模。1924年，由华北精英绅士王鸿一、米迪刚、米阶平、彭禹廷、梁仲华、伊仲材、王怡柯等联袂创办的《中华日报》《村治月刊》，标志着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村治派”的确立，开启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新局面。1925年“五卅惨案”后，乡村建设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有学者统计，到1934年，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团体多达600余；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更是达至1000处之多[1]。在这些先行者中，影响最大的是梁漱溟和晏阳初，前者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山东邹平进行了积极实践，后者领导中华平民教育推动会在河北定县开展实验。二者的实施方针和指导思想大相径庭，梁氏的“旧派”乡村建设哲学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和导向，渊源于“村治派”； 晏阳初的“新派”则依靠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以基督教为信仰。回溯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总体看来，当时的乡村建设实践主要形成了六大流派：① 西方派。信仰西方宗教，依靠外国得扶植，以晏阳初为代表；② 本土村治派。弘扬传统传统思想的宝贵经验，发扬儒家思想的村治精神，代表人物为梁漱溟；③ 教育派。以陶行知为代表，其在南京建立的晓庄师范学院享誉东南，可称为该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主要实践成果； ④ 军事型。依托村治建立地方防卫政体，以彭禹廷的河南镇平地方防卫治理为代表；⑤ 官府型。由为主导并提供大部分支持的村治类型，以南京国民政府直接出资支持的浙江兰溪和江苏江宁为主要代表； ⑥ 精英建设派。以开明士绅作为领袖来主导本土村治实践，比较出色的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由高践四领导）在无锡黄巷进行的村治实践和中华职业教育会（由人士黄炎培领导）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进行的村治实验，二者在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为积累中国本土经验做出了有益探索，对民国的本土村治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理由在于，这些乡村建设的所有类型都与政治密不可分，“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关系。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定引起政治方向的理由和合法性的理由，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动。”[2]在政治土壤不充分，政治条件悬而未决的处境下，希冀凭借教育文化、经济建设的社会运动来改良乡土社会，即便在局部可见起色，但无法给中国的乡村理由提供根本之解决方案。政治因素的影响是乡村建设始终面对的巨大理由，不仅阻碍了它繁衍发展，也最终导致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结局。尽管有先行者如晏阳初从运动开始就希冀他的乡村建设远离政治局势，但现实的结果让他最后不得不喟然叹息“事实的情势使我们也不能不钻入政治”[3]。而儒家村治派梁漱溟更是一语中的，道出乡村建设的最大困难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其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4]乡村建设在政治态度上的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不能从根本上走向“政治解决”，最后的命运必定是难得善终。
乡村建设运动的繁荣局面并未持续多久便遇到了1937年日本的侵华，异族的入侵中断了乡村建设的实践。在“救亡压倒了启蒙”[5]的大局势下，比起农村运动的成败与否，民族存亡更为迫切。假设如果没有这场外来的战争，乡村建设运动便会风生水起一帆风顺吗？实际的情形是，他们的启蒙和改良的努力，必定会因自身的时代局限最终走入困顿与艰辛。1930年，彭禹廷被敌对派系，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则被下令关闭[6]。国难当头，各派政治力量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都不得已投入到救亡图存的行动中，梁漱溟经营多年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被迫解散，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推动会虽未解体，却也只能做出随国民政府西迁的抉择。到重庆后，晏阳初通过组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来继续其乡村建设的梦想。1950年，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贸然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并军事接管，晏阳初在大陆的努力至此结束②。
乡村建设派的缺陷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复杂的时代处境以及对当时积重难返的中国社会的认识不够深入。千家驹就认为晏阳初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大有理由：“他们以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病根是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之愚、穷、弱、私，所以要救中国必须针对这四个字着手，可是他们就没有想到愚、穷、弱、私，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病态之表现，怎样会发生这四个病态的现象理由，是不能由这四个字本身得到解决的。”[7]而对于梁漱溟，比起晏阳初，尽管其作为一度享有盛誉的“乡村哲学家”对中国理由的剖析稍许深入些，但其为农村社会理由提供的解决方案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老树开新花：“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来好似尽善尽美，仿佛真可以令学众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论文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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