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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儒学在韩国的传播及对教育的影响

论文导读:和教育内容,崔致远阐释为:“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说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仍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此为无为之事,燕不行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在这几种思想潮流中,“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的儒家的忠孝思想则处于主导地位。  随着新罗国家不断地发

儒学在韩国的传播及对教育的影响[摘要]儒家文化不仅对韩国教育内容、科目、书籍、机构、策略等方面,而且对当今韩国教育理念、内容、对象、目的等方面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通过分析以上理由,以期能为韩语教育者及学习者提供一些借鉴之处。
  [关键词]儒学韩国教育影响
  []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12-0033-04
 儒学在韩国的传播及对教育的影响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http://www.7ctime.com整理提供,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  一、儒学在历史上对韩国教育的影响
  还不能确定儒学流入朝鲜半岛的准确时间,但可以确定的是汉武帝时期“汉四郡”的建立为儒学的传播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汉武帝在位时,颁布了相应的制度规定四郡国也要学习汉朝文化,那一时期“四郡“中设立了许多的学堂来专门学习汉朝文化,很多学者认为儒学就是通过这一渠道进入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认为这是儒学文化首次进入朝鲜半岛的历史证据。而儒学在传播到朝鲜半岛后,也逐渐成为韩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对韩国的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在朝鲜历史上教育制度和中原王朝大体一致,在形式上是学校教育,从其目的来看,是为了培养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人才,从其内容来看,则以儒家经典著作为主。这可以说是古代教育制度的精髓,其对韩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也有重大影响。
  (一)高句丽时期的教育制度
  高句丽从建国初就开始使用汉字。据史料记载,高句丽“国初使用文字,时有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汉字在高句丽的进一步传播,儒学思想也进一步传入。大致在公元前后的高句丽建国初期,儒学已经传入高句丽。
  据有关文献记载,高句丽于公元372年,小兽林王二年曾正式设立“太学”。《三国史记》记载“立太学,教育子弟”。太学是高句丽在 建立的儒学最高学府,模仿中国东晋太学制度,它所推行的是儒学教育,并且是用来专门教育王族和高级贵族子弟的。高句丽迁都平壤后,继续推行这一制度,根据《北史》记录,这一时期高句丽使用的教材大多数是《三国志》、《五经》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中比较注重儒学,使用的大多数为儒学教材,儒学在这一时期就比较受到欢迎了。
  除此之外,高句丽还在全国各地建立学堂,提供学习之地。据《旧唐书》载,高句丽“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也就是令未婚的官家子女或者部分平民子女在此学习《三国志》、《文选》等书。
  (二)百济时期的教育制度
  公元一世纪开始,先进的中国文化不断传入百济,推动了百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百济很早就开始吸收中国的博士制度,据文献记载,百济至晚在公元374年就设有通晓易、诗、书、礼、春秋的五经博士。王仁、高兴等著名的儒学家得到博士称号。比如百济曾经多次派学者或者使节来到中国学习,或者邀请南朝学者前往百济进行教学,据《三国史记》载,百济武王在626年至640年,先后10次派遣使节进入唐朝或朝贡、或庆贺、或奉表,也“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唐朝建立初,李渊父子振兴国学,注重用儒学经典培养贵族官僚子弟,以儒臣治天下。唐朝皇帝振兴国学的盛况,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旧唐书》载:“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也。”《新唐书·选举志》云:“贞观十三年,东宫置崇文馆……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相续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大批的留学中国的百济子弟,对百济儒学教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可以肯定,百济也曾经模仿中国而建立起传播儒学经典的学校教育制度。
  (三)新罗时期的教育制度
  受到很多不利条件的影响,也许是国家的重视不够、也许是地理环境的理由,新罗受到儒学的影响相比其他国家来说相对较晚。新罗至三世纪中叶,汉字虽然已开始流行,但到三世纪末,新罗才开始接受儒学。
  据《三国史记》载,新罗真兴王为了培养新罗青年的忠君爱国情操,在全国选出几百名品貌俱佳者组成“花郎团”,正式推行“花郎道”制度,以“知人邪正,择而用之”。关于花郎道的实质和教育内容,崔致远阐释为:“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说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仍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此为无为之事,燕不行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在这几种思想潮流中,“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的儒家的忠孝思想则处于主导地位。
  随着新罗国家不断地发展,逐步与唐朝建立了一定的友好关系,在这种基础上儒学在新罗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了解了唐朝文化、儒学文化之后,新罗从六世纪四十年代起逐步支持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当时许多的新罗留学者来到了国子监进行学习,学习的大多数都是儒学知识,比如“凡受教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兼习之”,在学习领悟了这些知识之后,将这些知识带回到新罗进行传播。那一时期新罗许多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其中参加唐之科举考试而中举者有数十名。新罗对归国的留学生加以重用,分配到王廷的文翰机构,负责撰写外交公文、碑文等。著名儒学家,主要有强首、薛聪、金大问、崔致远等。
  新罗在发展的过程中实力逐步显现了出来,最终统一了三国。在统一了三国之后的第二年新罗神文王立即设立了国学机构,招收了大批学者。这个机构实际上就是研究儒家文化的机构,机构中使用的教材大部分都是儒家经典文化教材,比如《周易》、《论语》等。公元747年1月,置诸业博士、助教,招十五到三十岁的贵族子弟,用九年时间学习研究儒学经典,培养封建统治阶级骨干。当时的新罗政府采用了多种多样的策略来迫使人们学习儒学文化,比如入仕考试中有关儒学的理由,通过这类策略增加人们学习的兴趣,具体颁布了“读书三品出身制度”。这项制度规定:“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重用之 全文地址:http://www.7ctime.com/shcbxlw/lw358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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