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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代北京社会和书院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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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要:书院自产生后就与社会有一种互动关系。清代北京社会各个阶层,上至总督、中到顺天府尹、下至知县和乡绅都对书院的发展持鼓励、支持态度,使北京书院在清代得到鼎盛,而书院也很好地回报了社会,为社会培养人才、教化乡里、传播知识。实践证明,社会和书院良性互动,对社会是福,否则书院将会走向政府的对立面。
关键词:清代;北京社会:书院
1003-854X(2013)11-0113-05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机构,与地方社会存在着密切互动关系。清朝是北京书院发展最快的时期,有名的书院有:金台书院、潞河书院、云峰书院、燕平书院、卓秀书院、蒙泉书院、近光书院、温阳书院、白檀书院、冠山书院和缙山书院等。这些书院的兴衰过程无不和北京社会的变迁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即北京书院的发展得到了地方社会的大力支持,反过来,北京书院的发展又推动了本地的文化教育、人才培育和良好社会风习的形成。

一、北京社会力量对书院发展的推动

清朝自雍正皇帝以后,对书院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要求各级地方长官关心书院的发展。乾隆以降,对于府州县之书院,凡经费紧张的,准许地方政府给予经费支持。乾隆四年(1739),又首开捐资助学者授予官职奖励的先例。道光和光绪两朝,为推动书院发展,鼓励社会力量捐资,或修建书院,或作为膏火。清代北京书院的发展固然得益于朝廷的重视与鼓励,但地方官员以及士绅、商人等民间力量更是直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贡献至大。
1 地方官吏对书院的重视
(1)创办并不断对书院加以修缮重建。通州的潞河书院,始终受到地方官员的重视,才使其薪火相传,弦歌不断。潞河书院最初由仓场总督张仪朝、通州知州朱英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创办。乾隆四十六年,通永道道台李调元到任,见潞河书院破败不堪,士子没有固定的学习场所,于是,筹集白银700两,买了位于天恩胡同东端北侧(今靳家胡同幼儿园处)的陈桐家瓦房31间,灰房4间,动工重建,四个月后完成。光绪十七年,通永道杨宗濂在靳家胡同原址上重建潞河书院。
金台书院在清代北京地区级别最高,能够享受省级书院的待遇,规模大、影响大。金台书院旧为义学,乾隆十五年,改为书院。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顺天府官员对金台书院进行修缮,“讲堂学舍,焕然一新。”光绪五年(1879),顺天府尹周家楣又主持对金台书院进行了大修。
房山县的云峰书院,清乾隆十八年,房山县知县邱锦创建。嘉庆十一年(1806),知县黎德符见书院“土宇荒芜,荆榛满地,慨焉兴叹,遂与邑进士徐梦陈等倡捐修举,起盖上房五间,东西厢房六间,大门及照房共七间。”道光十五年(1835),知县杨巨源又对云峰书院的讲堂进行了重修。
冠山书院在延庆州崇文街上,乾隆二十年,知州芮泰元创办。道光六年、九年,知州周起瑶和吴增嘉又相继对冠山书院进行修复。
昌平原有谏议书院,乾隆二十三年,知州芮泰元“重建书院,改名燕平。”乾隆四十五年,知州归景照重修。道光二十四年,昌平道张云藻、知州雷致亨又加以修缮。
可见,清代北京地区的书院大都由地方官员倡导创办,而且在今后的修缮重建中。地方官员也发挥了主导作用。
(2)带头捐款,筹集经费。清代北京的地方官员为创办、修缮书院和办学费用的筹集,带头捐俸捐廉,保证了书院的存活和发展。怀柔县的温阳书院,原名螺峰书院,位于怀柔县衙前面。康熙五十三年,怀柔知县吴景果为创办温阳书院“捐俸”。光绪七年,知县严暄重建,筹集“经费银二百两,每年得息银四十八两。”雍正元年(1723),黄成章任通州知州,为赎回抵押出去的潞河书院房屋并对书院加以修缮,他“自捐银贰拾两”,通永道高矿也捐银一百两。乾隆二年,通州知州韩亦诗“倡捐重修”。乾隆二十三年,通永道王检“捐银壹佰两,东路厅范公延楷捐银陆拾两,”对书院进行修复。道光八年,因书院破旧狭窄,东路厅同知辛文沚“捐廉为倡”,并为书院筹集修金和膏火银。乾隆二十年,延庆知州芮泰元为创办冠山书院,率先捐俸,还发动劝捐,“首出俸钱,又劝捐得五百金,付之商人,权其利息,为修脯膏火之资。”嘉庆二十一清代北京社会和书院互动关系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年,知州王芝田又捐给书院千金。道光六年,知州周起瑶为修缮书院,“爰集州中向来急公首事董其役,捐赀若干。”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金台书院大修时,顺天府官员又慷慨解囊。道光十三年,知县李宣范“捐金五百两建(白檀)书院。”光绪五年,金台书院大规模修缮,顺天府尹周家楣筹集到1万多两白银,还有前顺天府尹、兼尹、前天津关道、东海关道、常镇道、宁绍台道、奉锦道官员以及顺天府的州县官员及士绅都捐了钱财。
(3)参与书院管理。北京地方官员为自己辖区内的书院延请院长(山长)、考课生徒,并且对书院的经费使用情况加以监督。有的还亲自参与书院的管理工作,如昌平知州雷致亨为燕平书院制定了《燕平书院章程》。金台书院的院长由顺天府尹选聘,必须是京师官员中很有学问的人担任,“金台为首善书院,顺天府主其事,每延京朝官有文望者为山长。”昌平知州雷致亨《燕平书院章程》规定,对于那些并不到书院办公,却领取薪金的院长,要坚决禁止滥冒,如发现昌平州违反规定,允许缙绅向霸昌道,史载:院长由州延请附近文行兼优,科甲出身之绅士,务期馆政克勤。士心翕服,其有他处推荐者,概不得延入主讲,致开冒滥之端。查支取干俸,并不到馆之弊。道光二年,钦奉谕旨,永行禁止。清代北京书院入学考试一般在年初进行,称为“甄别”;肄业期间有考课,主要有官课、师课、斋课等名目。官课与师课交叉进行,官课一般是每月1次,师课每月2次。官课又叫“大课”,指由官府主持的考试。顺天府尹就主持金台书院的官课,每季度一次,秦瀛“余尹顺天,课金台书院。”如果书院所在地有两个官府,那么,官课就由各个官府长官轮流主持。如燕平书院,每个月均有官课,“每月课期二次,初三日为官课,十八日为斋课。官课由道(霸昌道)、州按月轮流扃试。”官员们对于书院考课存在的理由,十分重视,一经发现,必定整改。有一个时期,金台书院考课秩序混乱,“监院、教官,率多废弛,士之肄业者论文导读:
,或不躬亲,或携卷出院,流弊滋多。”针对这种情况,顺天府尹重新制订书院章程,通过一番整顿,金台书院“肃然改观”。地方官还参与书院的日常管理。冠山书院要求生徒安分学习,不准参与外界的事情,有事外出,必须请假。董事要切实负责起来,发现理由,及时解决。“若有前项情弊,即行禀州责逐,勿稍徇隐。”延庆州府对违反书院纪律的生徒给予斥责或开除的处罚。经费是维持书院正常运转的保证,能否合理使用至关重要。《燕平书院章程》规定,凡皇帝赏赐的官地租息,由昌平“州经管,每年将收支及实存钱数开列清单,张贴书院,仍于年终造册呈道署备查。如不足用,道、州捐廉垫办;如有盈余,归下年支销。”霸昌道对燕平书院经费的使用情况有监督的权力,“傥或本州瞻徇情面,以干食束修及囔悟馆政之人滥充讲席,即属有违,辜负皇仁,许绅矜就近禀请本道核办。”
(4)推动书院改制。清末推行“新政”,书院改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北京书院在地方官的推动下,陆续改制为学堂。光绪二十四年,顺天府尹孙家鼐率先把金台书院改为顺天中学堂。光绪二十八年冬,延庆知州周文藻将学务委任给永宁镇世家子弟池光宾,池光宾邀请举人袁华林筹办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密云知县陈雄藩把白檀书院改建高等小学堂。近光书院因常年失修,院落颓倾,光绪二十九年冬,知县张继信到任,即着手书院的改制,用募集到的2800余金,对藏书楼、讲堂、左右房舍进行了修复,又在讲堂西北的空地上修建起新校舍,使之符合小学堂的规制。
2 地方士绅对书院的贡献
清朝为推动书院发展,除要求地方官加大对书院的支持力度外,还颁布了《捐输议述章程》,明确规定:“绅民人等有乐善好施,急公报效,与议述例相符者,准予议述。”根据捐输的多少奖励出身或官职,加上书院教育对当地文化发展的贡献。使北京地区的乡绅和一般百姓对书院给予了格外关注,对书院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倡议并兴办书院。在政府发展书院的政策引导下,北京一些地方士绅积极倡议和兴办书院。延庆缙山书院“在永宁城,道光十四年,邑人胡先达等捐建。”参与此事者,自胡先达外,又有聂名拭(拔贡),吕全(教习),武生李韦长等乡绅。胡先达为道光二年进士,道光十一年,引疾家居,“慨然有振兴文教之志,”遍劝乡民,共捐银4557两,创立书院。有的士绅就是从书院走出去获得功名的,现在要回报学校,为书院校舍建设出力。房山县的云峰书院讲堂就是当地士绅李心莲倡议并且捐资创办的。道光十五年,李心莲致信知县杨巨源,倡议修建云峰书院讲堂,说自己曾读书于此,愿以“三百金为首倡”。他的行为感动了知县和乡亲,乡绅们纷纷解囊。有的乡绅则自己直接创办书院。《顺天府志》记载顺治年间贡生杜琳于密云新城西北建白檀书院,“白檀书院一在新城西北,顺治十八年,贡生杜琳建,古北口有文昌阁。”
(2)捐助书院。清代北京官员在创办书院的时候,士绅都是坚定的支持者、响应者,他们或捐资,或捐地,以各种形式捐助书院。乾隆二年,通州知州韩亦诗决定修缮潞河书院,当地贡生马羲瑞、周奇等州绅积极“倡捐”。乾隆十一年,“州绅士周、刘、魏三姓协捐。延师设课。”道光八年,因肄业者增加,旧书院狭窄,东路厅同知辛文浊“详请改建”,典得南门内四眼井一带刘姓房屋一所,价值1600缗,一时无法筹集,拟暂使用膏火生息银,等官绅捐款后归还,此时,绅士李如瑗愿意独立承担这笔费用。将来刘家赎回房屋,即把这笔经费发商生息,充当膏火银。另外,密云县知县李宣范创办白檀书院时,“邑人士复踊跃好义,共集若干金。”延庆知州李葆贞修缮冠山书院的时候,“与山长梁君瑞卿悉心商榷,旋集绅董,广谕乡民,解囊相助……并以余资补入膏火。”平谷县知县曹蓉舫在创办近光书院时,众人争相捐款,其中既有一般百姓,更多的是当地士绅。
(3)参与书院经费管理。清朝后期,地方书院经费大都由乡绅捐献或筹集,于是乡绅成为书院的董事,他们对书院拥有财政管理权。根据《缙山书院章程》记载,书院董事每年年初,“务先约期齐赴承办铺店,将上年账目公同结算。凡属董事及在院肄业诸生必须齐集,不得一人托故不到。”所有账目,除流水总簿外,其余的佃租收欠数目及修脯、膏火、岁修零用各款,平时均设有簿据,务各一一登明,再和总分簿据核对相符,最后在州府存档。@燕平书院有499亩地,地基15段,房舍1所,“此项房地,本系绅士捐置,所有收租事宜,仍归董事经理,每年将收支及实存钱数,开列清单,张贴书院,仍于年终造具二册,送州盖印,一存州署,一交董事,永远备查。此项地每年有应纳粮银,自道光二十三年起,按年由州捐廉代为完纳,已禀明道宪批示立案,永远遵行。”冠山书院的董事每年年终“将一岁出入账目,开具细数清单二份,一送州署备查,一贴书院照壁,使得公见共喻,以昭公允,而免口舌。”如果书院管理人员“稍有侵吞并挪移,准董事及肄业生童禀官究革。”可见,乡绅在书院经费管理中的重大作用。
(4)积极推动书院改制。北京地方乡绅积极参与清末书院改制,或者直接主导改制,或者为改制捐款,筹资扩建校舍,使建筑规模、布局符合学堂规制。光绪二十九年,延庆留日学生高自利、高撰春改冠山书院为延庆高等小学堂。当时书院破旧不堪,亟待整修,且经费、师资并无着落,幸得举子袁华林和永宁乡绅池光宾共举善事,筹集经费,修缮校舍,学堂才建立起来。光绪三十年,平谷知县张继信进行书院改制,“幸各绅富踊跃输捐,共集成款二千八百余金。”正是由于乡绅的捐资,才使破旧的近光书院得以修缮并且改制成功。光绪三十年,乡绅见之深等人把卓秀书院改建为良乡县立高等小学堂。后陆续扩充学堂面积,建有庶务室、讲堂、教员室、仪器室、成绩室、大门、饭厅、厨房、宿舍,操场一处。

二、北京书院对社会的贡献

乾隆皇帝即位后不久即颁圣谕,称“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统治阶级之所以对书院高度重视,是因为认识到了书院的作用。北京书院对社会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营造了文化氛围
一所书院的存在,山长的学识和品行、书院中高耸的藏书楼、官员的题词和书额,这些对当地的文化氛围营造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院长作为书院的主讲和行政首脑论文导读:
,学问、品行如何不仅对书院教育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和书院所在地区的文化氛围营造亦有较大关系,因为“山长为一邑教化所关,必得品学兼优,不愧经师人师者,方可延请。”因此,北京书院对院长任职条件都有严格规定,清代北京社会和书院互动关系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必须是甲榜乙榜出身,即进士、举人,学问和品行俱佳者方可,禁止官员亲戚和幕僚,严防冒滥。书院的藏书和刻书能够推动文化普及,巍峨的藏书楼、丰富的藏书,对营造当地浓厚的文化氛围具有较大影响。北京书院大都建有藏书楼,如平谷的近光书院就曾经建有“藏经阁三楹”。延庆的冠山书院“东西置书室”,密云的白檀书院“建尊经阁五楹,”潞河书院和近光书院也建有尊经阁,而金台书院了皇帝赐予的《淳化阁法帖》。这些藏书楼都是书院的主体建筑。北京书院还重视刻书工作。潞河书院于乾隆四年刊刻了张叙院长撰写的《孝经精义》,还在光绪九年出版了《通州治图》。燕平书院出版了叶庆褆的《文庙思源录》,云峰书院出版了恽毓鼎的《云峰书院励学录》等。清代北京书院有的还手抄图书,如燕平书院就把购买来的书籍再缮写一本,藏在书院。为了展示书院教学成果,也为了让在校生徒学有榜样,金台书院还将书院课艺刊刻出版,道光年间出版了汪锡才主编的《金台书院课艺》,光绪年间出版了张集馨主编的《金台书院课士录全集》。官员或乡绅为书院题词、书额也能够增加书院所在地的文化氛围。乾隆二年,知州韩亦诗创办潞河书院,通永道鄂昌亲自书写了“潞河书院”匾额。乾隆四十六年,通永道道台李调元对书院加以修缮,并为书院题写“潞河书院”匾额,把讲堂命名为“通惠”。光绪十七年,通永道杨宗濂重建潞河书院,也书“潞河书院”匾额。道光二十二年,知县曹擢新创办近光书院,书院建成后,龚公名书院日“近光”,协办大学士卓公书“近光书院”匾额,廉访使陆公和国子监祭酒花公分别书楹。2 教化乡里
教育生徒立德、立功、立言是清代北京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书院还通过祭祀先圣先贤对生徒进行品德教育。咸丰三年(1853)后的一段时间,著名财政学家王茂荫(1798-1865)任潞河书院的山长。史料记载他“循循善诱,生童谒见者,必勖以读书立志,效法古人。每课命题,必标明题旨,改窜无异塾师,自是文风丕振。”康熙年间,怀柔知县吴景果到怀柔后看到的是“邑人不知学,童子应院试,不满岁取额,诸生亦无中科者。”便创办了温阳书院,“察诸生中之能文者杜复一,给资乡试,得隽,遂骋为书院长。俾以经籍,倡导其邑人,而怀柔文风由此兴。”路德平主讲近光书院20年,他在《平谷县创建渔阳书院记》这篇文章中,自述对弟子的殷切期盼是希望他们“为真儒,为良吏,生有益于人,死有闻于世,如古所称三不朽者,斯幸矣。”祭祀是书院的三大活动之一,目的是“祀先贤以教德”,“使诸生有所矜示”。古代书院几乎都设有祀祠、祀像和牌位(木主),供祀先圣、先贤和先师。密云的白檀书院,专门在西院建造三间房屋,作为祠堂,即李宣范公祠。祭祀之。改制为学堂后,改为供祀孔子。金台书院先是供祀孔子,后又供祀冯从吾和邹元标。
3 培养人才
古代书院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诚如史料所载:“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北京书院亦是如此。金台书院在历届会试中,均有数人、数十人中进士,出过状元、探花、解元,这些人或成为官吏,或成为学者。李绶《重修金台书院碑记》记载,金台书院创办初期,即乾隆初期,“肄业诸生蒸蒸向化,每逢大比,掇巍科者指不胜屈,可谓盛矣。”顾镇、姚汝金主讲金台书院时,到此学习的人达上千人,会试中进士的多达百人,“人才辈出,极一时之盛”。乾隆后期,金台书院培养了如吴邦庆、王麟书、桂芳、施杓、蒋攸锸、自镕、林天培、穆隆阿、李煨、李光先、李光里等很多人才。同治十三年,金台书院爆出重大新闻,应试学子陆润庠金榜题名中了状元,成为大清王朝第一百零一名状元。陆润庠,字凤石,苏州人。历任国子监祭酒、山东学政、礼部侍郎、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转东阁大学士,屡典科试,晚年任宣统帝的师傅。白檀书院建成后,“由是县有乡举士。”“迄今十有余年,院课生徒南宫者一,举京兆者五。”即白檀书院生徒中进士1人,中举者5人。冠山书院在18世纪最后30年就培养了如胡宗顺、谢元章、孟人文等人才,三人于乾隆三十五年同时进士及第。乾隆年间,还有解诠、张学濂、解侨、胡培祖、李德淦等9人中进士。
三、结论
首先,书院本身具备的功能是其和社会清代北京社会和书院互动关系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互动的前提。书院自产生后,就具有培养人才、教化社会的作用。“书院之设,所以正人心,存天理,其有关于世教岂浅鲜哉。”书院是学术研究中心、社会舆论阵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决定了书院必定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只有社会充分认识到书院的价值,才能支持书院的发展。明朝时期,政府之所以几次禁毁书院,其中的主要理由在于没有认识到书院有利于社会的一方面,看到的只是书院讲学的自由和对时政的抨击,这种思维一直影响到清朝初年顺治皇帝。顺治皇帝禁止书院的诏书和张居正禁止书院的言论如出一辙。康熙帝逐步扭转对书院的态度,雍正伊始,以后的历代清朝皇帝,无不大力支持书院的发展,朝廷对书院的认识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官员对书院的认识转变。顺天府地方官员都以振兴书院为己任。通永道道台李调元刚到任,“谒庙毕,即巡视书院所在。”曹擢新担任平谷知县后,“尤以振兴文教为己任。”缙山书院创办人胡先达,“道光辛卯间,致仕家居,慨然有振兴文教之志。”顺天府尹周家楣决定大修金台书院,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书院能“以崇地望,以育人才。”
第三,社会支持书院,书院回报社会,两者才能良性互动。元朝对南宋遗留下来的书院加以保护,对稳定南方局面起到了作用。清朝大力发展书院,书院为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清朝学术中心,并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而明朝和清初,书院受压制,书院的存活很困难,与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前者是良性循环,后者是恶性循环。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