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文化软实力提升与中国声音

论文导读：
内容摘要 从现实角度来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孔子学院的普及性工作，通过学术出版而达到的高层次对话以及与国际汉学界的合作共同推介中国的文化学术。而在具体方面，则不仅应在国际中国研究领域发挥领军作用，同时也应对一些具有普世作用的基本理论理由的研究发出中国学者的独特声音。此外，对外国文化学术的研究也要至少达到与其同行平等讨论和对话的境地。如果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有所突破的话，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就不是一句空话了。
关键词 中国文化 走向世界 话语权 软实力 汉学
作 者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上海 20024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文化经典外译与跨媒体传播研究”（13JZD032）
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于中国文学的重大作用，国内外已有不少人讨论了，我也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一些见解，这里不想再重复。①我想特别指出的是，莫言的获奖所产生的重大作用远远不只是文学上的，而更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提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不再甘心囿于一隅，而是要以积极的姿态大踏步地走出国门，融入世界，不仅要得到世界的承认，同时也更要对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在这方面，中国文学的创作走在了人文学术研究的前面，对于我们从事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和鞭策。2012年12月，《探索与争鸣》杂志在上海举办了一个专家咨询会，围绕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热点话题进行了讨论。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之后应编辑部之约整理成文，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自觉与自信——基于海外孔子学院成败得失的分析》为题，发表在该刊2013年第1期。②但我总觉得有很多话还未说出来。本文是前文的进一步深化和发挥。
经济繁荣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毋庸置疑，最近几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强大，“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对于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如何走出去，或者说，通过我们的努力奋斗，中国文化确实已经走出国门了，但是走出去以后又如何融入世界文化的主流并对之产生影响，国内的学界却远未达成共识。有人天真地认为，中国的经济若是按照现在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将变得更加强大，自然就会有外国人前来找我们，主动要求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译介到世界，而现在，我们自己则没有必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化。这种看法虽不无天真，但听起来倒似乎有几分道理。然而我要提醒他们的是，在当今的中国学界，能够被别人“找到”并受到邀请的文化学者或艺术家恐怕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只有像“等待戈多”那样在等待自己的作品被国际学界或图书市场“发现”。这实在是令人悲哀的事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民族文化，因此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无需费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最好的结局是让世界文化来到中国，或者说让外国人也都用中文发言和著述。毫无疑问，这更是一种盲目自大的妄想。我们只要看一下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就会觉得这种想法的荒谬了：中国学者若要去英语国家进修，必须通过严格的英语等级考试，要去英语世界的高校讲学更要具备用英语讲授的能力，否则便得不到邀请；而我们所邀请来中国任教的专家是否也要通过汉语水平考试呢？非也。我们是否也要求他们用汉语授课呢？更是不可能。因此对这种天真的看法根本无须反驳。
我这里想指出的是，不管中国的经济在今后变得如何强大，中国文化毕竟是一种软实力，也即外国人可以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将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引进，甚至对于一些针对当代的社会科学文献也会不遗余力地组织译介，而对于涉及价值观念的人文学科和文化著述，则会想方设法挡住你的文化进入到他们的国家。对于这一点，莫言倒是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认为，文学的最大用处就在于无用。李泽厚也认为，要想让世界全面了解中国文化至少要等上100年。③我认为，像李泽厚这样过于悲观的看法也要不得，实际上，李泽厚本人的《美学四讲》收入英语世界最具权威性的《诺顿理论批评文学》（第二版）（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 2010），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的著作已经跻身世界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中。可以预言，随着他的更多著作翻译成英文，他在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影响会越来愈明显地显示出来。因此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努力去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就不一定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但是究竟该如何去努力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呢？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为了在海外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在世界各国建立了400多个孔子学院和更多的孔子学堂。我们现在不难从海外建立孔子学院的一些成败得失中得出一些经验和教训。根据我本人在多个欧美国家的孔子学院的考察和演讲，我发现，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的尝试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因为它毕竟使得中国文化走出了国门，进入了国外，尤其是进入了长期以来被“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主导的西方国家，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的大学生开始选修中文课，甚至在一些中学，也开始有青年学生选修中文并尝试来中国实习了。仅在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选修中文的学生已经超过了选修日文的学生。但是需要我们去深思的是，这些青年学生中将来究竟会有多少人把精力放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上？据调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想通过学习中文来进一步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或掌握基本的中文知识后立即改学商科，以便将来和中国做生意。因此许多人只学了中国语言文化的一点皮毛就迅速地进入了专业领地，而真正愿意花费毕生心血潜心研究中国文化者实在是寥寥无几。因此实际上，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尚未真正进入到在高层次推进中国文化在全世界传播的境地，而只是在相当的程度上处于普及中国语言和文化基础知识的层次。④
另一个令人思考的理由就是，尽管迄今中国政府通过国内的高校已经在世界上建立了数百个孔子学院，但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为什么不积论文导读：助.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作主题发言，从而在国际学界发出越来越强劲的中国的声音；而相比之下，西方的汉学家能用中文著述或演讲者却寥寥无几。因此，我始终认为，在对外学术交流中，要等待这些为数极少的“非主流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译介出去实在是不切实际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在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过程
极配合我们建立孔子学院呢？众所周知，在这些世界名校，中国理由研究的系科实力很强，学者的学术档次也很高，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国际学界同行常常起着某种导向的作用。例如，仅在哈佛大学这一所学校，从事中国研究或与中国理由相关的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就多达300人，几乎是全欧洲所有大学的中国理由教学和研究者数量的总和，因此哈佛大学若是建立一所孔子学院，肯定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其结果如何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中国的声音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呢？所遭到的抵制也是最为强烈的。这其实也并不奇怪，在西方学界的不少人看来，建立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试图推进文化输出和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们的内心是抵触的，怎么可能去积极配合我们推广中国文化呢？有些大学虽然建立了孔子学院，却是“花中国政府的钱，做自己想做的事”，根本不受国家汉办的约束。如果说，孔子学院在海外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只是起到一种普及作用的话，那么出版界与国外出版机构的合作，则有可能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著作推向世界。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今后在世界上推广中国文化的一个实质性的战略目标。但是由于种种理由，目前的合作出版目前状况并不尽如人意。我们都知道，尽管中国的不少一流出版社大量购买国外学术著作的版权，但相比之下，国外的一流学术出版社购买中国学术著作的版权者却很少。即使出于文化学术交流的目的，它们不得不象征性地购买一些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的版权，但大多数都是一些基础性的或普及性的读物，因为这些图书也许会有一定的市场价值。而那些专业性很强、学术价值很高的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却很少被译介成世界主要的语言，更谈不上在国际权威出版社出版了。显然，国外的学术出版社有着自己的选择，他们不愿被动地把中国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倒更乐意在中国国内或国外物色那些可以直接用外文著述的学者，按照他们的选题计划来撰写他们所需要的中国文化方面的学术著作。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却造成了输出和输入的极不平衡的状态：西方的非主流的汉学家的著作大多可以在中国找到译本，甚至在中国学界受到盲目的追捧，中国的一些出版社的做法通常是组织人忠实地将其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有时甚至不惜花钱去购买他们著作的中文版版权。出于学术交流的目的，国内一些大学需要邀请一些国外学者前来出席学术会议或演讲，常常由于邀请者自身外语水平的局限，他们会邀请一些汉学家前来国内的重点高校讲学并出席高层次的学术会议。而中国的一些公认的一流人文学者却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走出国门去和国际学界的主流学者进行高层次的交流，他们除了在国内的小圈子中受人尊敬外，出了大陆，甚至在香港和台湾地区都鲜有人问津，更不用说受到世界一流大学的邀请了。
从这些事实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学界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学界的了解确实大大多于后者对我们的了解。就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界而言，我的不少西方同行连鲁迅是何人都不知道，而且也丝毫不以此为耻。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全然忽视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少数佼佼者，已经具备了用外文著述并在国际权威出版社或学术期刊上发表著述的水平，并可以得到高规格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中国的声音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作主题发言，从而在国际学界发出越来越强劲的中国的声音；而相比之下，西方的汉学家能用中文著述或演讲者却寥寥无几。因此，我始终认为，在对外学术交流中，要等待这些为数极少的“非主流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译介出去实在是不切实际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在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和主动的努力，其次才可依赖国外汉学界的帮助。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有着深切的体会，并乐意将其与国内同行分享。
汉学的助力与本土学者的努力
我们都知道，西方学界之所以会出现对东方以及东方文化的“东方主义”式的偏见，与西方的东方学学者的歪曲性误读和建构不无关系。同样，西方学界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汉学主义”式的偏见也与那些汉学家的建构不无关系。对此已有学者对所谓的“汉学主义”作了批判。⑤实际上，随着中国本身的变化，西方的汉学界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发生着变化，这里可以从美籍香港学者丹尼尔·乌科维奇（Daniel Vukovich）的专著《中国和东方主义：西方的知识生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China and Orientali： Wester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P.R.C.）中对中国的描述见出端倪。在乌科维奇看来，当代中国的形象在西方媒体及学术著作中已经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
那么，为什么又是中国呢？让我们首先假设诸如东方主义这种对立和认识论上的挑战，它们三百年来一直包含了中西方的关系。让我们现在假设它们依然存在，并且在理论上与中国有关……因此，同样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几乎一直是一种经济的（同时也是政治的）关系。中国的崛起，他作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作为世界性的制造业者，新的亚洲霸主，世界历史的消费市场，美元的不得已的最后买家，第二大经济体，等等。⑥
当然，这也不一定是乌科维奇本人的看法，但是从这一描述中，我们确实再也看不到曾被人描述为“东亚病夫”的贫穷落后、远离文明中心的旧中国，而是一个被“神化了”的新中国。这一新的形象自然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地位不无关系。但是却忽视了作为一个依然在“发展中”的大国的中国的另一面：城乡差别和贫富等级差别是巨大的，相当一部分人还在为基本的“温饱型”生活去奋斗，更不用说达到小康水平了。最近，莫言的获奖也使得中国的文化大国的地位开始浮出地表。其实，莫言之所以能顺利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的卓越的翻译以及海外汉学界的评论和推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因而葛浩文在中国受到追捧就不是偶然的。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在主张中国学者自己努力译论文导读：
介和著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另一股强有力的力量，也即海外汉学家的助力，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加盟和帮助，我们要促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难度就会大得多。但是，究竟如何通过与国外汉学家的合作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则是我们需要认真深思的，我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策略和想法，陈述如下：
首先，国内不少学者依然抱有这样的看法：将中国文化，包括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译成外文，应该是所在国的译者的任务，如果他们有这种需求就会花大力气去翻译我们的著作，这一点中国学者是无法做到的，因此我们只有被动地等待国外汉学家去翻译我们的著作。当然就语言的道地而言确实如此，但是如果认为这一看法不可颠覆的话，那么我们将等到何年何月呢？又会有多少人甘愿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和精力甚至财力去翻译中国人文学者的著作呢？恐怕愿意者寥寥无几。当然，文学作品的翻译也许会有一定的市场，例如葛浩文翻译的莫言的作品随着莫言的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而一下子变得“洛阳纸贵”，但在此之前，葛浩文却收益甚少。所以他坦率地告诉我，他有时也不得不靠翻译一些能够畅销的小说来支持这些精英文学作品的翻译，此外，他的夫人一直在大学任教，其收入还可以补贴家用，直到最近才辞去教职专门配合葛浩文从事文学翻译。被公认为一流的英文翻译家葛浩文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初出茅庐的青年汉学家了。刚刚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汉学家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在上好课的同时，在有限的几年时间内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成专著找一家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还要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几篇论文，这样，他们才能顺利地拿到终身教职。他们还会有时间从事文学或学术著作的翻译吗？即使出于个人爱好可以翻译一些书的话，又如何去寻找市场呢？即使有一定的市场，所出版的译著也不能用于帮助他们申请终身教职。因此，指望他们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尽快地培养一支精通两种语言并且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理论造诣的翻译队伍，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学术理论著作译成外文。当然，这方面译文的最后定稿，还得请我们的外国朋友帮忙，但较之从头开始翻译，则要容易得多，并不会占用他们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他们修改润色之后我们国内的译者再对照原文校阅，这样经过几个回合，我们才能确保译文的质量和可读性，最终有效地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传达给国外读者和同行。其次，根据西方出版界和图书市场的动向，我们也不可忽视另一支潜在的力量：一批曾在国外留学多年并获得学位然后回国任教的中青年学者有着深厚的中外文造诣和文化理论功底，他们完全可以直接用外文著述，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评述和总结的方式介绍给国际学界。再加上那些毕业后仍留在国外大学任教的华裔文学和文化研究者的努力著述，中国文化至少在国际文化学术界不至于“失语”，而且还可以发出日益强大的声音。即使他们的外文著述的初稿在经过国际同行审读后需要修改，他们也可以自己去独立完成，而不必先写出中文，然后再请译者帮忙了。对于这一股力量的潜在作用我们决不可低估。而且实际上，西方世界的一些主流出版机构把更多的目光和希望放在这批学者的身上，而不是被动地听任国内出版社的推荐。⑦他们往往有着自己的独立眼光来选择应该翻译的著作，并有着自己的选题和出版计划。对中国感兴趣的这些出版社有着强大的编辑力量和财力，并掌握图书市场的需求情况，因此将自己的著述交给它们去编辑出版，既能保证质量同时也能确保进入主流的流通渠道，对此我们切不可视而不见。
再者，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出版发行机构的助力。我认为，为了更为有效地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我们需要有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理论著作或论文在国际学界发表，而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就应该首先瞄准国际著名的出版社或学术期刊，因为它们已经有效地占据了图书和期刊的流通和发行渠道，知道广大读者或学界同行需要什么样的著作，因此经过它们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中国的声音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推介也会省去我们自己出版并推广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主编以及一些高校的科研主管部门却对国际权威的数据库“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都不太知道，认为这只是图书馆的编目，并不具备评价的功能。对此，我曾在多种场合和报刊杂志上做过类似“扫盲”和普及的介绍，此处不必赘言。我只想问问这些官员和主编们，你们既然连这两大数据库对期刊的遴选标准都一无所知，你们怎么能够指导并帮助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国际学界发出声音呢？⑧因为我们一方面要借助于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中国学者的论文，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完善我们自己的中文刊物，使其早日跻身国际权威的引文数据库。只有跻身其中，才能融入国际学界并发挥应有的影响。
最后，我想重提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90多年前，苏联在十月革命诞生后，曾经有一度时期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有过突飞猛进的发展，确实也引起了西方世界的瞩目。但是，西方世界一方面加大力度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成果，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这方面的情报；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对苏联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加以抵制，因而长期以来，在西方学界，不少学者只知道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前苏联作家，或者19世纪以前的俄罗斯作家，而对那些占据主流且著述甚丰的作家和理论家的著作则很少了解。我们既然不希望这样的情形发生在当今的中国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身上，那我们就应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努力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并使我们的学术研究融入国际学术界，通过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文化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同时也使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国际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就这方面而言，我们确实任重而道远。任何盲目自大或妄自菲薄的看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全球文化语境中中国的声音
两年前，美籍日本裔学者和思想家福山在和中国学者俞可平的对话中称，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⑨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主流思想界的一种看法。确实，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确实是最大的受益者之

一、这一点已经得到全论文导读：

方位的体现：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文学艺术的。但是中国人文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声音又如何呢？我依然认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述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甚理想：数量上远远落在欧美国家的后面，即使有不少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并收入了SSCI或A&HCI数据库中，但是其中的刊物档次并不高，而且他引次数也很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虽有一些中国学者应邀作大会发言或主题发言，但受邀的中国学者的数量与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庞大队伍并不能成正比。绝大多数国内的学者仅仅满足于一种“自娱自乐”式的内循环式的学术研究：研究中国理由的学者并不能对国际中国理由研究产生影响，研究西方学术的人则更是羞于与国际学术同行进行讨论和对话，仅仅满足于向国内的外行人士作一些普及介绍性的工作，虽然这也很有必要，但并不能代表中国学术的发展方向。曾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想，作为一位主要属于民族主义者的，即使在新中国刚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之际就发出了这样一种具有博大世界主义胸怀的号召，确实具有很大的胆识、魄力和理论的前瞻性。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我们，究竟应该奉献给国际学界什么呢？我这里仅提几点倡议作为本文的结语。
首先，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必须首先在国际中国研究领域内掌握主动权和必要的话语权。而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即使是在国际中国学研究领域内，我们中国学者也没有任何话语权，一任汉学家的判断。近十多年来，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外的，尤其是西方的汉学界，本身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大批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新中国留学生加盟新的汉学，或曰中国研究，给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汉学带来了新鲜血液。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在国际学界，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国理由的学术期刊的问世和学术丛书的出版，相当一批中国学者或外籍华裔学者跻身作者队伍或编辑的行列，极大地转变了国际中国研究学界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格局，为中国学者争得了应有的话语权。但是这与中国庞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队伍相比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在这方面还要进一步掌握主动性，以便达到引领国际中国理由研究潮流和方向的境地。
其次，作为一个大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仅仅在国际中国研究领域里发声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就一些具有普世作用的理论话题提出我们自己的议程和话题，从而达到在国际学界探讨基本理论理由的话语权并发出中国的声音。在这方面，我曾提出一个“全球人文”（global humanities）的概念，但现在看来仅仅是全球人文还不够，还应该涉及社会科学的一些具有普世作用的话题，例如在当下的国际学界颇受关注的“世界主义”理由、生态理论和生态文明，我们中国学者所发出的声音就很小，因而造成的印象是我们就一些基本的理论理由常常只能做到“自说自话”式的讨论，很少对国际学界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我想这一目前状况应该得到根本的转变。最后，作为一个开放的文化大国，中国学界在译介国外，尤其是西方学术理论和文化思潮方面确实有着“拿来主义”的开阔胸襟，因而近代以降的各种主要的国际性的理论思潮的代表性著作都有了不止一种中译本。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对这些国外重要理论思潮的研究并未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因而很少受到邀请在这方面的国际性的专题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或在相关领域内的权威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而相比之下，国外汉学界对中国各个时期的文化学术的研究却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在各种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上，他们都会受到邀请作主题发言，而不管其发言的内容是否达到了前沿水平。因此，即使在对国外学术的研究方面，我们也至少要达到与国际同行平等讨论和对话的水平。
如果能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到极致的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研究已经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反之只能是低层次的重复。总之，中国的文化学术必须走向世界并且对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作出较大的贡献，作为人文学者的我们责无旁贷。
注释：
①这方面可以参考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以及即将发表的论文《世界主义、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
②参阅王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自觉与自信——基于海外孔子学院成败得失的分析》，《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期。
③参阅《文化重量与海外前景——王岳川与李泽厚在美国的学术对话（上）》，《中华读书报》，2010年7月21日。
④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合办的孔子学院于2013年10月25—26 日与美国人文中心合作举办了高层次的国际研讨会：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与跨文化交流，但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发言者的语言障碍，一些在学术上造诣深厚的中国学者在英语世界仍未得到认可。
⑤对汉学主义的批判，海外华裔学者顾明栋（Ming Dong Gu）发表了大量著述，参阅他的中文论文：《什么是汉学主义？——探索中国知识生产的新范式》，《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以及英文专著Sinologi：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 and Postcolonial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⑥Da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中国的声音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niel F. Vukovich， China and Orientali： Wester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P.R.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ledge， 2012， p. 142.
⑦据我所知，下列西方的主流出版机构有着出版中国研究丛书的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实施这样的计划，仅以英语出版物为例，就有这样一些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utledge， Palgre， Brill， Springer， Blackwell论文导读：，等等。⑧关于中国高校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情况及相关分析，参阅王宁：《世界主义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8期。⑨参见《俞可平与福山的对话：全球化、当代世界和中国模式》，《北京日报》，2011年3月28日。编辑叶祝弟上一页12345
，等等。
⑧关于中国高校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情况及相关分析，参阅王宁：《世界主义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8期。
⑨参见《俞可平与福山的对话：全球化、当代世界和中国模式》，《北京日报》，2011年3月28日。
编辑 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