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经济必须冲出三重断裂带

论文导读：
当前各种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进入了伤停补时阶段，近期很多指标（包括消费、投资、货币供给）都出现了近十年以来的最低值（还不用说令人疑惑的平减指数理由），但这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理由应该是在中国经济自身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三重断裂带——分别是增长断层、改革断层和全球化断层。
按照现在广为流传并逐渐形成一致预期的“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来判断，传统的增长动力已经逐渐丧失，而新的增长点的有效形成还需要时间。在完成动力的切换之前，可能市场看到的就是经济的不断下滑以及风险因素逐渐释放的不稳定过程。这个过程必定会惊险连连，我们担心以前决策者惯常使用到的所谓“最复杂的一年，最困难的一年”可能都无法描绘，在今年由于一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这会让宏观判断上找不到感觉，这就是位于改革锦标赛和深度城市化之间的高风险的未知地带，2014 或许是惊险的一年。
GDP 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的断裂
第一重是GDP 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的断裂。传统的GDP 锦标赛的能量级明显下降。这一方面是源于已经高企的地方政府负债和略显紧绷的货币政策。但更重要的理由，特别是短期面上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上的调整，目前全力展开的行动，以及对楼堂馆所等新建基建项目的抑制。应当说这些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措施，但其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压制作用也正在显现。据观察，目前在某些基层官员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消极怠工的状况。现在官员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也不方便戴表，那他们也就不积极推动项目进展了。很多民营企业主反映，他们宁愿回到从前，至少那时候的官员收钱同时也干活，这些投入都可以折算为交易成本进入项目，如果还有钱赚就做。显然传统的GDP锦标赛，是明显亲投资的，特别是对于系统内的成员来说是所谓“激励高度相容”的，因此地方政府历来在通过增加投资以加速经济增长方面相当驾轻就熟，但是目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趋势性变化。
而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新一轮的放权改革必将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这还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对于民间资本，观察显示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效应（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是指人质被绑匪绑久了之后，会对绑匪产生一定的心理依赖，若被释放之后可能还很不适应，还会回头去找那个绑匪寻求慰藉）。由于很长一段时间，民间资本已经习惯在政府的强势下存活，他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觉醒去认识到自己可以发挥的功能的重大变化，仍然对政府报有明确的期待。因此即便政府放权，他们暂时也不大会迅速拓展自己的空间，而且在缺乏政府指导的情况下，可能一时也无所适从。这从一些民企大佬近期的谨言慎行中可以略窥一斑。
这点也可以从以下现象中观察到，例如在各种经济论坛中唱主角的仍然主要是各部委的官员，而理论上应该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在安静的听着他们在说些什么。再如就拿当下改革创新的上海自贸区来说，各部委至少在形式上对上海自贸区已经给出了包括金融开放在内的诸多承诺，但笔者听到的来自于金融机构和企业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等细则”。难以想象的是，本来应当都是由商业机构主动发起的各种金融创新的尝试以及各种新产品的发明，居然要可笑地要等着主管机关给出一条条明确的操作指引。最近释放出来的金融创新案例也就是管理层听取了民间的声音，再给以背书确认的过程，但总体创新的进度无疑是低于预期的。
这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推动力落差，或者说是青黄不接的交接时刻，原来的增长模式已经明显地减速，而民营经济活力暂时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那么结果就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如同一辆低速行进的自行车开始摇摇晃晃，保持平衡会更加困难，对此决策者必须见微知著。
更重要的是，中期来看，新一轮国家和政府治理改革的三大标志性工作将很快全面展开（即第五个现代化）。这包括但也不限于：1）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这将最终牢牢约束住政府这只有形的手；2）以透明预算和全口径预算为核心的公共财政制度的确立，这将把每一次重大项目的决策从暗箱放到台面上；3）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这本质上是一个以增量带存量的中国式阳光法案的雏形，切勿低估它的严肃性和作用力。
加上适当的网络监督，这些应该就是所谓“制度的笼子”的最坚固部分。笔者坚信上述改革会从根本上重塑中国成长的动力源泉，使得民间资本在未来拥有最大的空间和舞台，也同时让政府变得清正廉洁、高效和精简。但短期的抑制在所难免，也许这才是当下以至未来中期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可能始终会不太给力的根本理由。
改革锦标赛内部的断裂带
第二重则是改革锦标赛内部的断裂带。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令人兴奋的宏大改革蓝图，打响了改革锦标赛的发令。改革就意味着变化，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改革是一个慢变量，而增长是一个快变量。不仅如此，改革本身也分成比较快的变量和慢的变量，断裂处就在于改革的各个元素之间短期内未必能够形成有效配合。
例如行政体制改革可能是一个快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的下放或者取消，而配套的民间资本进入的实质举措则是慢改革；再如要素改革，其中提高水电煤的或者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都可以是快改革，而配套的资源税征集反哺环保产业则是慢改革，有效降低宏观税负，推动产业链跃迁是慢改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提升则可能是更慢的变量；至于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则是最慢的改革，这样也会形成一个内部的不相衔接的错层。在犬牙交错的改革断裂地带，各种矛盾和风险会逐渐地充分地暴露出来。
尤其明显的是：我们一度认为金融改革是最复杂的，因而也应该是最慢的改革变量。但现实是现在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原来金融改革可以很快。实际上目前来看，金融改革反而已经变为了一个最快的变量-- 金融改革的三大主要环节，操作起来说简单也很简单，利率、汇率市场化，然后开放资本账户。从去年开始大幅度推进的金融改革已经通过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作了两次压力测试，而年初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又在资本市场上做了一次压力测试，同时大宗商品近期也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式的波动，最近又是开放资本市场的重大举措——沪港通6 个月内就会成行。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qygllw/lw34142.html上一论文：试议低碳经济下甘肃省工业主导产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