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雅可布逊和巴赫金：20世纪两种语言艺术理论家

论文导读：也是从这一角度着眼于对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美学功能和交际功能的区分的。在他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中，屡次出现的关键话题就是诗歌语言“聚焦于表达自身”，尽管后来他又提出了语言交流的六个因素及其六个功能，全面覆盖了信息、作者、读者、环境、接触、意动这六个方面，但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他却始终坚持语言的“诗性功能”
内容提要：雅可布逊和巴赫金是20理论发展史上两位著名的语言艺术理论家。雅可布逊致力于建构诗歌体裁的独白理论范式，而巴赫金则发掘了小说体裁的对话理论范式。巴赫金曾对同时代的形式主义进行过批评，所以学界多年来一直认为巴赫金是反雅可布逊阵营的。本文通过对雅可布逊的诗歌理论与巴赫金的小说理论的异同进行对比研究，试图阐发二者之间的相通性和互补关系，其理论范式的实质，及在语言艺术理论研究中所作出的不同贡献。
关键词：雅可布逊 巴赫金 诗歌 小说 独白 对话
20世纪20年代，俄国未来主义先锋派在诗歌领域一度掀起了向传统宣战的狂飙运动，而从理论上给予有力推动的是活跃在20年代的形式主义学派和后来转移到布拉格的后形式主义（或前结构主义）学派。形式主义学派首先关注的是诗歌语言研究。罗曼·雅可布逊（1896—1982）是早期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力的诗学理论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主义和形式主义在20年代受到过俄国另一位著名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的批评。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与形式主义的诗歌理论，无论在研究视角还是策略上都显得迥然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巴赫金本来也是形式主义出身，他对语言艺术的理解也肇始于对文学本体的内部规律的观照。但巴赫金不赞同未来主义的文学自足观，所以对形式主义亲未来主义而把形式与内容完全割裂开来或内容“悬置”的策略进行了批判。因此，学界通常把巴赫金理解为反雅可布逊阵营的。雅可布逊后来因政治理由辗转欧洲各国，虽然一直没有背离形式主义的初衷，但在世界观及策略论上确实发生过很大的变化，有待进一步深入知识。有关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批评，国内已有过专门的介绍，而关于雅可布逊的诗歌理论和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之间的关系，国内却少有人做过比较研究，仅有法国著名学者托多罗夫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所发表的一篇文章。②对于业已形成的有关他们两种理论之间的鸿沟，有待理性的梳理和深入的深思。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对巴赫金的小说“对话”理论与雅可布逊的诗歌“功能”理论之间的差异及其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理解雅可布逊和巴赫金两位语言艺术理论的实质。

一、独白范式：雅可布逊的诗歌功能理论

雅可布逊是从20世纪20年始研究诗歌的。在这个先锋主义时代，对于文学与艺术体系的探索，开始要求从本体论角度来理解。与从前的纯印象主义或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大相径庭，这股潮流试图把文学作为自足的文化现象来考察。俄国形式主义起初就是未来主义文学流派的理论体现。如：形式主义代表什克洛夫斯基从对立区分的角度探讨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这一主张与未来主义彰显诗歌的“无作用语言”完全相符。雅可布逊也是从这一角度着眼于对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美学功能和交际功能的区分的。在他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中，屡次出现的关键话题就是诗歌语言“聚焦于表达自身”，尽管后来他又提出了语言交流的六个因素及其六个功能，全面覆盖了信息、作者、读者、环境、接触、意动这六个方面，但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他却始终坚持语言的“诗性功能”优先论，寻找属于文学固有的“文学性”本质。
雅可布逊着手研究未来派诗人赫列勃尼科夫的创作之际，深受先锋艺术的影响，把诗歌文本视为自足体，并把先锋派绘画解释为一种“无对象”艺术。他在《论俄国新诗》（1921）中指出：“诗不是别的而是依据内在规则实现的具有表达指向的话语。”后来，他又秉承索绪尔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观念，把诗歌理解为一种语言符号系统，认为诗歌语言的本质在于它能说出能指的自身所指，它的诗性功能是一种具有“自我指涉性”的符号范畴。可以说，他为建构以诗性功能为主导的诗歌独白范式做了毕生的尝试。雅可布逊出身语言学家，所以很快就在语言自身中领悟出文学语言的表达规律，文学语言（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关系，就像逻辑语法与言语表达的对立一样，呈现为定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文学性往往恒定地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所以找出文学性是以何种形态存在，当然就成为其诗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在他看来，文学批评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开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避开长期以来局限于印象主义、形而上乃至形而下的主观主义臆断。所以，他确信文学性应该蕴含在语言的各个物质层面上，并在诗歌中表现为一种平衡结构，也就是声音、字形甚至语法通过对等原则和平行手段展现出来的美感，而声音和作用乃至意象的对等，自然也就表现出文学性的更高层次的恒定成分。雅可布逊提出诗歌语言“聚焦于表达自身”，意在把诗学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诗歌语言自身。后来发表的《语言学与诗学》（1958）中他依据信息理论将“诗性功能”界定为信息的自我指涉：诗性功能即是“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上”。于是就诞生了雅氏独特的自指性-投射理论。
雅可布逊的诗歌理论来自于形式主义诗学，同时又是形式主义诗学在境外的延续和发扬者。如果说早期对文学的内部规律及其话语的诗性本质的探讨是雅可布逊诗学一直坚持的主导思想，那么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角度来进行诗学研究则使雅氏的新诗学范式（语言学诗学）日臻完善。雅可布逊的漫游式生活造就了他多元的学术视野。在他不断自圆其说、日趋成熟的研究中，不但有着感性的美学思想也有理性的科学范式；不仅有诗学理论建构还有充分的诗歌分析做实践验证；不仅运用语言学、符号学分析诗歌，还结合神话学、病理学原理建立起诗学普遍模式。正是对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二项对立的再深思让雅可布逊看到语言学和文学的结合点，从而打破了在此之前存在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壁垒，也对早期文学语言二分法中的自相矛盾进行了纠偏。这是一次伟大的跨界研究尝试，当然既带来了巨大影响，也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和批评。或许正因为语言学中科学和理性的一面使他的诗学研究显示出独自而排斥了对话。
我们知道，形式主义不仅关注诗歌研究，而且还在小说研究中颇有建树。什克洛夫斯基最早强调了形式的策略对考察小说情节的必要性。他认为，在情节结构中母题的重复，与诗歌中的语音重复一样，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母题的内容而且在于重复的手法。而在他的《小说理论》（1929）一书中，情节结构和风格手法还被视作“陌生化”手法。应该论文导读：雅可布逊和巴赫金：20世纪的两种语言艺术理论家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功能上，那么就无法解释小说语言的文学性，因为后者所运用的是日常语言，而不是独白式的诗歌话语。这些矛盾都被后人尖锐地提了出来。而雅可布逊后来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札记》（1935）一文中对小说理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研究恰是
说，在散文研究方面，形式主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当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譬如，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区分，如果是分别建立在美学和交际雅可布逊和巴赫金：20世纪的两种语言艺术理论家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功能上，那么就无法解释小说语言的文学性，因为后者所运用的是日常语言，而不是独白式的诗歌话语。这些矛盾都被后人尖锐地提了出来。而雅可布逊后来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札记》（1935）一文中对小说理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研究恰是对这种质疑进行有效回应。文中，雅可布逊基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提出的语言两极说，即隐喻和换喻理论，对俄国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进行了非常翔实的、富有说服力的分析，这就是诗歌语言偏重隐喻而散文语言倾向于换喻的著名论说。以往形式主义对散文理论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情节结构、母题单位的生成关系，而雅可布逊的小说理论则更注重广义上的诗性功能，解释语言艺术的文学性，这就显示出其诗学的包容性和成熟性。由于雅可布逊是在20年代离开封闭的俄罗斯前往布拉格再到欧美的，所以他与国内形式主义在后来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也谈不上他与巴赫金小说理论的对话。无论对诗歌还是小说的研究，雅可布逊的理论都是独树一帜的。20世纪中叶以后，雅可布逊受到了来自语境范式主义的猛烈攻击，随之而来的是，读者反应理论的崛起、文本间性理论的迅速流行。文学理论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二、对话范式：巴赫金的小说艺术理论

米哈伊尔·巴赫金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语言艺术理论家。他对（早期）形式主义持有鲜明的反对态度，《语言艺术创作中的内容理由，材料和形式理由》（1924）和巴赫金以梅德韦杰夫的名义发表的《文艺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策略》（1928）就是他研究形式主义的两篇力作。在这些研究中，巴赫金同形式主义进行了论辩，在某种程度上拓展并修改了形式主义原则。应该说，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批评基本上是建立在与其对话的原则上。虽然他并没有忽略诗歌研究，但其文学历史观或历史诗学观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对小说体裁发展的认识。在他看来，散文风格和诗歌风格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差异。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理由》写道：在小说艺术家眼里，世界上充满了他人的语言；他要在众多的他人语言中把握方向，他必须有灵敏的耳朵去倾听他人语言独有的特点。他必须把他人语言引入自己的范围之内，同时又不打破这个范围的界限。
从这一角度看，巴赫金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已接近20世纪一些新范式理论家，同样采取基于语境的研究策略。这就形成一种看法：巴赫金既然反形式主义，似乎就是反雅可布逊的。其实，这一现象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批评主要针对未来主义的文学自足观和纯形式观。
巴赫金首先批判了未来主义宣称独立于现实的文学自足观。他坚决反对把文学形式与内容、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完全对立起来。他认为，脱离于文化的艺术反而会失去自足性。在《文学雅可布逊和巴赫金：20世纪的两种语言艺术理论家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作品的内容、材料和形式理由》（1924）一文中，他对形式主义的“材料美学”进行了批判，认为文学的形式不是材料形式；他批评“无对象”的艺术，认为无对象不意味无内容，音乐虽然不具备对象的规定性和认知的区分性，但它却有着深刻的内容。他严格地区分艺术家和观察者在审美活动中的“审美客体”——作品形式与形式主义观念下的“材料美学”形式。而在《文艺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策略》一文中，巴赫金还指出艺术作品是与交际完全不可分的信息沟通，沟通的东西与沟通的形式、策略和具体条件是不可分割的，沟通本身是随着交际的形成而形成的。“形式主义者们在进行解释时，不作说明就假定有完全现成的和静止的交际以及同样静止的沟通。”他还这样写道：实际上，A与B（施语者和受语者）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形成之中，就是在沟通过程中它们也发生变化。也没有现成的信息沟通X。它是在A与B的交际过程中形成的。再说，它完全不是由第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但是它像一座意识形态的桥梁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来，在他们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建立起来。
在此，我们看到了巴赫金赫赫有名的对话理论的源起：巴赫金自己称对话理论为“超语言学”。这种对话——超语言学与雅可布逊的自指性——投射理论之间显然有着密切且紧张的关系。二者都赞同施语者、信息和受语者在功能、结构上是独立的因素。所不同的是，雅可布逊坚持某些信息，特别是诗性信息具有不变的内在结构；而巴赫金则把关注重点转移到对双方共享的情景状况上：所有的词语，无不散发着职业、体裁、流派、党派、特定作品、特定人物、某一代人、某种年龄、某日某时等等的气味。每个词都散发着它那紧张的社会生活所处的语境的气味；所有词语和形式，全充满了各种意向。词语不可避开地会带有在上下文语境中得来的韵致（体裁的、流派的、个人的）。
由此可以看出，巴赫金正是在批判形式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对话性理论的。他专门研究了长篇小说话语的“双声性”，特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性”进行了独创性探索。如果可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对话性”视作材料的复杂性，那么小说的对话性就类似于诗歌中的多义性，绘画中的无对象性和音乐中的复调性。而在巴赫金看来，小说的双声或对话和诗歌的多义又有所不同：小说的双声话语是双重作用和多重作用的，而诗歌话语的多义性则是比喻的或象征的，需要明确意识到的，但绝不是对话性的。诗歌中重复性作用满足的只是一个声音，一个重心系统，它象征的是一个统一体，以及与自己相同一的声音。在他看来，诗人所遵循的思想，是只有一个统一的又是唯一的语言，只有一种统一的独白式封闭的话语。
所以，诗歌是单语的、独白的，没有其他声音，诗人的意识是独立的；而小说则是多声的、社会的，声音就是意识。如果从这一角度看雅可布逊的诗歌语言的自足性，或许也就不难理解了。
学界之所以误认为巴赫金是反雅可布逊的，主要是因为雅可布逊在20年表的一系列探讨诗歌语言理论成果的确是建立在未来派创作思想基础上的。然而，纵观巴赫金论文导读：1937）确实是针对巴赫金批评形式主义诗歌分析法撰写的一篇极具特色的文章。而后来他在《语言学与诗学》（1960）中提出的“聚焦于信息自身”的“诗性功能”，以及针对读者一对象提出的“交流功能”等概念，确实是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相对立的。与雅可布逊从符号层面解释文学语言材料独特性有所不同，巴赫金所关注的是文学的“审
对形式主义的批评我们发现，巴赫金并没有直接针对雅可布逊的诗学进行批评，他批评的不过是形式主义与未来主义太过相像，针对的也是未来派和形式派共有的缺陷，而不是侨居于布拉格的雅可布逊本人的理由。但值得注意的是，雅可布逊的《普希金诗歌神话中的雕像》（1937）确实是针对巴赫金批评形式主义诗歌分析法撰写的一篇极具特色的文章。而后来他在《语言学与诗学》（1960）中提出的“聚焦于信息自身”的“诗性功能”，以及针对读者一对象提出的“交流功能”等概念，确实是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相对立的。与雅可布逊从符号层面解释文学语言材料独特性有所不同，巴赫金所关注的是文学的“审美客体”，即言语交际领域所体现的“他者”层面，他所力争解释的是这个层面上所无法解释的小说语言的独特性。虽然二者都关注语言艺术的结构理由，但巴赫金的研究侧重于“审美客体”建构（архитектоника）的结构层面，这就与身兼语言学家的雅可布逊建立在“布局”这样的结构层面的诗歌观念有所不同。我们知道，早期形式主义诗学，一度陷入纯音响即纯形式研究的歧途，而雅可布逊的诗学研究的特点却在于他始终都把作用理由当作诗学研究的目的所在，而注意探讨诗语外在的音响层次与其内在作用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与巴赫金坚持认为语言学是诗学的辅助性领域的观点并不矛盾。从这一点上看，雅可布逊和巴赫金的语言艺术理论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下面就看他们是如何互补的。
三、批评与反批评：两种语言艺术理论的殊途同归尽管巴赫金对于形式主义始终持有批判态度，但巴赫金与雅可布逊的理论思想之间却有着诸多的相通性。一般认为二者都起源于形式主义，都试图突破形式主义的局限性：一个超越了形式主义，一个发展了形式主义，并且都为形式主义（乃至结构主义）文论作出了贡献。雅可布逊在从形式主义走向结构主义的同时一直都没有背离形式主义根基，而巴赫金也被称作是终极的形式主义者，有人甚至说他的研究才真正符合了形式主义最终的目的。因此，两人尽管在理论上有着多种分歧，但从根基和目标而言却是相通的。他们对诗歌和小说两种不雅可布逊和巴赫金：20世纪的两种语言艺术理论家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同语言艺术的探索，有着共同的形式主义起源和结构主义思想宗旨。下面我们将尝试从三个方面分别验证二者的相通性。
1 语言和体裁的关系
雅可布逊提出，诗歌主要是依赖于语言的相似（选择）轴的操作来实现的，因此隐喻是诗歌的主要特征；而散文（小说）则恰恰依靠组合（毗邻）轴上的操作得以实现，因此换喻才是这类体裁的主要表现手段。无独有偶，巴赫金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同样认为小说与毗邻轴关系密切，与选择轴的关系要疏远一些。如果说前面所提到的雅可布逊和巴赫金的分歧之一是他们对于文学批评中的语境的态度，那么可以说雅可布逊并非否认语境，他只是认为在诗歌中语境的作用并非主导。如：他曾把史诗看作是一种靠近毗邻轴的体裁，因为史诗作者不是以表达自己思想为主而是侧重对历史发展的记录，因此作者实际上和读者都是在听说历史的讲述，他们共享着一个毗邻轴。雅可布逊对史诗的认识与巴赫金对小说的认识可谓异曲同工。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指出小说作者和创作语境之间有着对话，隐含的作者声音和人物之间也有着对话，而作者和读者之间还有着对话。虽然读者的回应是无声的，但是这种回应似乎通过某些形式的反馈而使作者得以感知，而读者的反馈在文本之间又生成了对照关系。而在雅可布逊的史诗论述中，作者作为听话者聆听着语境的讲述，这便对应了巴赫金的第一层对话关系，亦即作者一语境关系；此外，作者和读者通过文本这个介质共享同一个语境，因此读者的无声反馈可以和文本形成比照，反映出二者对同一种感知对象的不同认识，如对于语言交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体验，这就相当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后两层关系。
巴赫金与雅可布逊在文学体裁的看法上基本相同。巴赫金指出：统一的语言这一范畴，是语言的组合和集中的历史过程在理论上的表现；是语言的向心力的表现……它都同实际中杂语现象相矛盾。但与此同时，统一的语言又是克服杂语现象的力量，是保证起码的相互理解的力量。
也就是说，在语言中，与向心力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一股离心力，而“统一的语言”正体现着语言和思想的具体组合与集中的力量，它具有颠覆异质语言和思想的性质，形成多语和各种思想的内在对话性。既然小说通常能反映并关注“统一的语言”的更迭现象，因此它无疑成为理解现实、感知现实的重要元素。但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和相近的艺术散文体裁，历史上却是在分散、离心的轨道上形成的。”而在诗歌中，语言和思想所具有的组合和集中化的向心力已形成一股洪流，在这股洪流中孕育着诗歌体裁的主流类别。进一步地说，尽管小说是一种“诗意的语言”，却不能把它排斥于诗作之外，但依托语境的小说促使语言和思想规范在文学历史的不断发展中产生了缝隙，从而不断分裂、演变；而诗歌体现的恰是语言和思想具有的组合、集中化的力量，是主流因素，而不易具有异化的能量。诗歌“在语言中是直接表现自己的”；诗歌话语是“自满自足的，并不要求在自身之外一定得有他人的表述”。巴赫金这种对小说和诗歌体裁的判断分明是与雅可布逊不谋而合的。
上述分析表明，在对语言艺术（包括诗歌和小说）以及作者、读者、语境的基本认识上，雅可布逊和巴赫金并无实质性差异。有学者甚至认为巴赫金对诗歌和小说功能的差异性区分很像是雅可布逊对二者区分程式的翻版。
依据雅可布逊所言，诗歌的魅力在于它依托于语言的选择轴，有着隐喻性。诗歌语言凭借着声音的相似、语法对等的相似创造了词语之间的隐喻关系，从而模糊了话语作用。这种对作用的模糊从非文学语境角度是无法解决的，因此诗歌中外部语境只能退居其次。事实上，诗性的确不依赖于作用的指称，形式上的对称、押韵、照应才是引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感的主要手段。这种隐喻关系“使诗歌有着质疑并动摇符号和指称之间关系的能力，因此诗歌才是转换点，在该点上文学向着和语言一意识形态规范相背离的方向转变，并且它具有颠覆规范的能力”。
2 文本与论文导读：是如何建构的，二者却纷说不一。巴赫金学派认为文学作者建构了特定环境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学作品反映了现实环境；雅可布逊则认为文学作为语言符号，所构建的现实只是一个可能存在的层面，文学文本（主要是指诗歌）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环境，它独立且能涵盖和反映诗人个性及世界观。很明显，在雅可布逊和巴赫金之间有着关于符号
语境的关系
雅可布逊和巴赫金后来都从结构主义出发，认为现实是一个相对的、不稳定的存在，现实并非实体而是通过观念、意识形态乃至符号系统建构起来的存在。不过对于现实是如何建构的，二者却纷说不一。巴赫金学派认为文学作者建构了特定环境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学作品反映了现实环境；雅可布逊则认为文学作为语言符号，所构建的现实只是一个可能存在的层面，文学文本（主要是指诗歌）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环境，它独立且能涵盖和反映诗人个性及世界观。很明显，在雅可布逊和巴赫金之间有着关于符号与现实谁屈从于谁的分歧。以帕斯捷尔纳克散文为例，雅可布逊没有像分析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未来主义诗歌那样运用以符号为中心的分析策略。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创作正值普遍突显符号自身的诗歌时代，这或许就是巴赫金所言的散文的异质性所在。雅可布逊也明示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方式与革命时期的俄国岁月有着因果关系，即动荡不安的社会和混乱的意识形态对帕氏的散文创作所起到的作用：
尽管那个年代有着意识形态上的混杂……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成就很大部分却要归功于那个特殊的时代。这一点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他不但用创新的手段持续不断地消除着客体存在，而且重建了艺术语法。
这就是说，雅可布逊一方面肯定了帕斯捷尔纳克散文中不可回避的客观语境功能，另一方面也发掘出帕氏散文所反映的另一个诗学事实，即散文的诗化及被诗歌文化浸染而呈现出的独具一格的文学性。这意味着，帕氏的散文艺术在消除或模糊客体的存在，拒绝让环境成为主导因素，拒绝让符号服从于现实。雅可布逊和巴赫金：20世纪的两种语言艺术理论家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