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对当今文学教学反“唯物史观”反思
最后更新时间：2024-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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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了文学则精神世界就会如何地匮乏。其实文学教育的作用不能如此夸大。龙应台在一次讲座中提到，在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那些技艺娴熟的犹太籍音乐家们，会接受纳粹的要求，拉着优美的小提琴曲，送自己的犹太籍同胞走进毒气室。龙应台也指出，“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纵观文
摘要:文学教学因为其精神体验性，而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从形象、情感、生命体验等文学艺术较为突出的精神性特征着手进行文学教育，是古今中外文学教育者的共识。但因此而忽略了文学的社会生活、历史根源，以至于最终走向一种纯粹抽象、脱离社会生活的教育，是违背唯物史观的。文学对当今文学教学反“唯物史观”的反思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教学的改革，应该发挥唯物史观的作用，让学生认识到文学的坚实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文学教学改革;社会生活;唯物史观,反思
中图分类号：G420
本文是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ZD078。
结束后，为了对建国以来对待文学的态度文学过分功利化、实用主义化进行理论与实践上的纠偏，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各种教材积极地进行了重新修订，教材中出现了一种强调文学审美功能的趋向。这应该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现象。但是，在许多研究文学教育、文学审美教学的论文、专著中，文学变成了一种纯粹精神的家园，成为了纯粹心灵的产物，甚至是一种与社会生活不相关的文本自足世界。这样的文学教育教学只能使受教育者感到迷惘、困惑，感到文学的世界虚无缥缈，以至于接受了文学教育，反而在现实面前无所适从。所以，在文学教育基本原则，其底线还应是唯物史观。审美、精神本体需要凸显，但离开了现实生活、时代精神以及现实中的实际理由的所谓“纯审美”、“精神本体”，就走得似乎有些远了。而这些年来，由于“本体论”、存在论、“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哲学及美学等的影响，文艺理论教学更出现了一种脱离实际的“高蹈”状态。许多文学理论教学工作者，在教材撰写、课堂授课中，存在着片面将文学的作用神秘化、精神本体化的倾向。更高层次的文学，在某些教学工作者眼里，变成了一种所谓“存活论”的表达或者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态度。文学仿佛变成了一种“歌者的存活”，最高境界的文学就成为了一种脱离或者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纯粹“精神家园”，是一种远离了现实纷扰的存在，而文学的世界则比现实世界更加圆满而充实，文学成为了“精神乌托邦的养护和葆持”者。[1]这些文学教育中的观念，看上去无比迷人，其值得商榷之处还是明显的。
最重要的，不能将文学教育与社会现实生活割裂，使文学成为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东西，进一步把文学当作是一种纯审美的心灵家园，抑或纯粹领域的人生引领者。“以美育代宗教”观点的提出，时有其历史语境的。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是在我国反封建的现代审美理论发生与转折时期。当时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精神在我国开始传播，蔡元培主要吸收了康德与席勒的理性主义美学理论，把康德关于“知情意”及席勒的“游戏说”的观念作为了其重要的理论立足点。蔡氏也用理性、科学去批判宗教，从而强调审美优于宗教之处。但其最终的指向，却是牢牢扎根于当时的历史情境，立足于我国在近代、现代内忧外患的现实状况，具有极其强烈的“实践品格”。因而，把文学功能中的教育、认识作用仅仅看作是所谓纯审美教育的副产品，这是不符合文学存在的实际的。
也不能把文学的精神引领作用与其知识教育、技术教育等方面割裂开来。精神，永远是扎根在每一件日常的、琐碎的生活中的，存在主义者让人通过自己的“自由”去赋予生活以作用。这种完全强调主体的“作用论”，是有价值的，它使个人行动富有主体、能动的特点，尤其是使主体成为负责任的个体。但这种存在论也使主体无限膨胀，有反唯物史观的倾向。我们并非要舍弃文学教学中对“超越性”的强调，也承认超越的确来自于主体的建构。但必须要申明，主体无论如何超越，都离不开具体的生活情境。对主体的绝对化的强调，必定走向主观唯心论而与唯物史观相悖。事实上，只要稍加考证就可看到，历史上任何所谓“超越性”的境界，几乎都是主体在现实中受挫后的精神退守。那种脱离了具体历史情境的，所谓“具有永恒意味的超越性”，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种纯粹理论意味的自欺与自我解嘲，说他们都带有欺骗性也不为过。文学的境界，多会儿都是在具体历史情境、平凡甚至平庸的生活状态中展开的，只不过，有的文学家善于总结，而有些文学家则只善于描述状态而已。
文学教育者不能把文学之精神世界的作用神秘化、夸张化，把“精神高蹈的人”与“芸芸大众”对立，把高境界、胸怀百姓的人，与芸芸众生隔离；更不能将高境界的人与其自身存活的历史性、现实性、生活的具体琐碎性割裂开来。所有被后世认为“伟大”的人物，其个人生活都扎根于他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的困扰中，正因为其现实的困扰，才会去寻求解脱。这种解脱，因而也是现实的、历史的。也正因为其现实、历史性，才成就了其伟大。后世之所以还能够在另一个历史情境中与其共鸣，并不能用所谓“永恒、抽象”的本体理论去诠释，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更有说服力。
在“精神本体论”者教材中，充斥着这样的观念：似乎文学能够让人境界高尚，而没有了文学则精神世界就会如何地匮乏。其实文学教育的作用不能如此夸大。龙应台在一次讲座中提到，在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那些技艺娴熟的犹太籍音乐家们，会接受纳粹的要求，拉着优美的小提琴曲，送自己的犹太籍同胞走进毒气室。龙应台也指出，“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纵观文学史，我们能够找到的此类例证也比比皆是。如果我们的文学理论教学不能合理解释这样的现象，却去空谈什么文学的“应如何”的引领作用，不是一种王婆卖瓜式的自矜，就是一种天真幼稚的理想主义，抑或是一种把文学真的当作准宗教的神秘化思维方式在作怪。
所以，文学及文学理论教学的角度，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如何，不应该笼统、整体地回答，更应无限理想主义地把文学“精神化”。文学教育的效果，恰恰与其扎根现实的内容息息相关。许多中学生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多读琼瑶作品、看琼瑶戏，就是觉得社会现实很复杂，孩子们接受了那么单纯的作品，将来真正恋爱、成家后，会很失望。这与几千年前柏拉论文导读：琼瑶，其作品文笔再好，境界再高，只要脱离现实土壤的滋润，脱离了历史境遇与具体的存活目前状况，就可能成为一种麻痹人们神经的慢性。文学教育，如果一味灌输一种脱离了具体生活情境的“精神本体”、“超越性”，只能将文学乃至艺术都变成一种神秘而玄虚的存在。文学是一种具体的存在，具体的接受者会对其有不同的反映。那
图要将诗人赶出其“理想国”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虽然柏拉图的观点现在看来有错误，但对我们的启发也不容置疑。就像我们谈到的琼瑶，其作品文笔再好，境界再高，只要脱离现实土壤的滋润，脱离了历史境遇与具体的存活目前状况，就可能成为一种麻痹人们神经的慢性。文学教育，如果一味灌输一种脱离了具体生活情境的“精神本体”、“超越性”，只能将文学乃至艺术都变成一种神秘而玄虚的存在。
文学是一种具体的存在，具体的接受者会对其有不同的反映。那种把文学看作是精神世界的东西的人，大多也不过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逃避态度而已，并非如许多人所想，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文学具体是什么，要看接受者具体的接受情境。接受者的接受情境，绝不能单纯以文学自身的境界高低去考量，而是要扎根纷繁复杂的社会。因为许多所谓高境界的文学，也不过是一种“高蹈”，是一种在无奈现实面前的逃避态度，这个社会的现实状态是怎么样的，这位读者周围的人是怎么样的状态，不是简单用文学就能够转变的。恰恰相反，是“这个社会的现实状态怎么样”，才让我们看到了“怎样的文学”。那些所谓“精神家园”的文学，“精神本体”、“超越性”的创作，也不过是对付、解决那位作家所遇到的社会现实的“某一种方式”而已，并且大多数时候还是无奈、逃避的解决方式。这才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文学定位。
文学教育、文学理论教育能够提升的，根本不是人的“精神境界”，不是把接受者带到一种对人生“应如何”的轨道，而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修养、趣味，再高一些，是一种清醒。文学教育，大多时候，就是在培养这种修养，与真正的“高境界”、“精神本体”，还远远不是一回事儿。真正“人生境界的提升”、人生“应如何”的深思、道德水平的教育，一要看具体文学的内容，二要看社会教育的综合状况。这种状况对此时此刻、现实存在的普遍价值观念，社会整体的风气、诚信度，法治、契约的实现度，以及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整体导向，包括经济基础、经济条件，经济与政治的契合度等的依赖性，远远地要大于对文学教育本身的依赖。文学教育在其中的定位，应该说可以推波助澜，但真的不是就能让一个人提升到了如康德所言的，能够把道德、境界看作“绝对律令”水平的高度。更何况，康德的那个道德律，其实也是很神秘的，如他自己所言，就像头顶的星空一样神秘。这种脱离了现实依据的神秘，绝不是文学理论教育、教学所要指引的方向。一个人真正高境界的精神世界，真的很复杂，不是片面的文学教育就能够实现的。所以，“精神本体”的提法，本身就有理由。“精神”神秘时候也成不了“本体”。本体，永远是我们看到的、身处其中的繁琐的、平凡乃至平庸的社会存在、社会现实。离开了对社会现实、人生百态的干预、改造，那个所谓的精神境界，怎么能毫无依托地存在呢？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真正超越其老师柏拉图的地方。柏拉图将精神看作完全脱离现实的一个永恒、完美的存在物，而现实因为“摹仿”、“分有”于这个完美世界，所以，就成了虚假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打破了这个乌托邦，还原了文学及艺术的本体。
各种文学及文学理论的教材的编写、文学教学的改革，将文学的超越性、精神旨归进行强调，本来没有错。但反历史地脱离社会现实生活，把文学变成“纯粹的精神本体”，甚至普遍、抽象化对文学艺术的审美活动，不仅不能把历史上那些苦闷、退隐或是闲情逸致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准确概括出来，对当代文化生态、文学艺术存在的理由，也不能合理解释。当代文学艺术如果不论是否尽如人意，真的仅仅是一个“精神世界”的理由吗？
参考文献：
[1]秦春:中国文学教育历史轨迹及价值反思(博士论文).第137页.
摘要:文学教学因为其精神体验性，而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从形象、情感、生命体验等文学艺术较为突出的精神性特征着手进行文学教育，是古今中外文学教育者的共识。但因此而忽略了文学的社会生活、历史根源，以至于最终走向一种纯粹抽象、脱离社会生活的教育，是违背唯物史观的。文学对当今文学教学反“唯物史观”的反思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教学的改革，应该发挥唯物史观的作用，让学生认识到文学的坚实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文学教学改革;社会生活;唯物史观,反思
中图分类号：G420
本文是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ZD078。
结束后，为了对建国以来对待文学的态度文学过分功利化、实用主义化进行理论与实践上的纠偏，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各种教材积极地进行了重新修订，教材中出现了一种强调文学审美功能的趋向。这应该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现象。但是，在许多研究文学教育、文学审美教学的论文、专著中，文学变成了一种纯粹精神的家园，成为了纯粹心灵的产物，甚至是一种与社会生活不相关的文本自足世界。这样的文学教育教学只能使受教育者感到迷惘、困惑，感到文学的世界虚无缥缈，以至于接受了文学教育，反而在现实面前无所适从。所以，在文学教育基本原则，其底线还应是唯物史观。审美、精神本体需要凸显，但离开了现实生活、时代精神以及现实中的实际理由的所谓“纯审美”、“精神本体”，就走得似乎有些远了。而这些年来，由于“本体论”、存在论、“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哲学及美学等的影响，文艺理论教学更出现了一种脱离实际的“高蹈”状态。许多文学理论教学工作者，在教材撰写、课堂授课中，存在着片面将文学的作用神秘化、精神本体化的倾向。更高层次的文学，在某些教学工作者眼里，变成了一种所谓“存活论”的表达或者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态度。文学仿佛变成了一种“歌者的存活”，最高境界的文学就成为了一种脱离或者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纯粹“精神家园”，是一种远离了现实纷扰的存在，而文学的世界则比现实世界更加圆满而充实，文学成为了“精神乌托邦的养护和葆持”者。[1]这些文学教育中的观念，看上去无比迷人，其值得商榷之处还是明显的。
最重要的，不能将文学教育与社会现实生活割裂，使文学成为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东西，进一步把文学当作是一种纯审美的心灵家园，抑或纯粹领域的人生引领者。“以美育代宗教”观点的提出，时有其历史语境的。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是在我国反封建的现代审美理论发生与转折时期。当时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精神在我国开始传播，蔡元培主要吸收了康德与席勒的理性主义美学理论，把康德关于“知情意”及席勒的“游戏说”的观念作为了其重要的理论立足点。蔡氏也用理性、科学去批判宗教，从而强调审美优于宗教之处。但其最终的指向，却是牢牢扎根于当时的历史情境，立足于我国在近代、现代内忧外患的现实状况，具有极其强烈的“实践品格”。因而，把文学功能中的教育、认识作用仅仅看作是所谓纯审美教育的副产品，这是不符合文学存在的实际的。
也不能把文学的精神引领作用与其知识教育、技术教育等方面割裂开来。精神，永远是扎根在每一件日常的、琐碎的生活中的，存在主义者让人通过自己的“自由”去赋予生活以作用。这种完全强调主体的“作用论”，是有价值的，它使个人行动富有主体、能动的特点，尤其是使主体成为负责任的个体。但这种存在论也使主体无限膨胀，有反唯物史观的倾向。我们并非要舍弃文学教学中对“超越性”的强调，也承认超越的确来自于主体的建构。但必须要申明，主体无论如何超越，都离不开具体的生活情境。对主体的绝对化的强调，必定走向主观唯心论而与唯物史观相悖。事实上，只要稍加考证就可看到，历史上任何所谓“超越性”的境界，几乎都是主体在现实中受挫后的精神退守。那种脱离了具体历史情境的，所谓“具有永恒意味的超越性”，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种纯粹理论意味的自欺与自我解嘲，说他们都带有欺骗性也不为过。文学的境界，多会儿都是在具体历史情境、平凡甚至平庸的生活状态中展开的，只不过，有的文学家善于总结，而有些文学家则只善于描述状态而已。
文学教育者不能把文学之精神世界的作用神秘化、夸张化，把“精神高蹈的人”与“芸芸大众”对立，把高境界、胸怀百姓的人，与芸芸众生隔离；更不能将高境界的人与其自身存活的历史性、现实性、生活的具体琐碎性割裂开来。所有被后世认为“伟大”的人物，其个人生活都扎根于他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的困扰中，正因为其现实的困扰，才会去寻求解脱。这种解脱，因而也是现实的、历史的。也正因为其现实、历史性，才成就了其伟大。后世之所以还能够在另一个历史情境中与其共鸣，并不能用所谓“永恒、抽象”的本体理论去诠释，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更有说服力。
在“精神本体论”者教材中，充斥着这样的观念：似乎文学能够让人境界高尚，而没有了文学则精神世界就会如何地匮乏。其实文学教育的作用不能如此夸大。龙应台在一次讲座中提到，在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那些技艺娴熟的犹太籍音乐家们，会接受纳粹的要求，拉着优美的小提琴曲，送自己的犹太籍同胞走进毒气室。龙应台也指出，“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纵观文学史，我们能够找到的此类例证也比比皆是。如果我们的文学理论教学不能合理解释这样的现象，却去空谈什么文学的“应如何”的引领作用，不是一种王婆卖瓜式的自矜，就是一种天真幼稚的理想主义，抑或是一种把文学真的当作准宗教的神秘化思维方式在作怪。
所以，文学及文学理论教学的角度，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如何，不应该笼统、整体地回答，更应无限理想主义地把文学“精神化”。文学教育的效果，恰恰与其扎根现实的内容息息相关。许多中学生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多读琼瑶作品、看琼瑶戏，就是觉得社会现实很复杂，孩子们接受了那么单纯的作品，将来真正恋爱、成家后，会很失望。这与几千年前柏拉论文导读：琼瑶，其作品文笔再好，境界再高，只要脱离现实土壤的滋润，脱离了历史境遇与具体的存活目前状况，就可能成为一种麻痹人们神经的慢性。文学教育，如果一味灌输一种脱离了具体生活情境的“精神本体”、“超越性”，只能将文学乃至艺术都变成一种神秘而玄虚的存在。文学是一种具体的存在，具体的接受者会对其有不同的反映。那
图要将诗人赶出其“理想国”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虽然柏拉图的观点现在看来有错误，但对我们的启发也不容置疑。就像我们谈到的琼瑶，其作品文笔再好，境界再高，只要脱离现实土壤的滋润，脱离了历史境遇与具体的存活目前状况，就可能成为一种麻痹人们神经的慢性。文学教育，如果一味灌输一种脱离了具体生活情境的“精神本体”、“超越性”，只能将文学乃至艺术都变成一种神秘而玄虚的存在。
文学是一种具体的存在，具体的接受者会对其有不同的反映。那种把文学看作是精神世界的东西的人，大多也不过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逃避态度而已，并非如许多人所想，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文学具体是什么，要看接受者具体的接受情境。接受者的接受情境，绝不能单纯以文学自身的境界高低去考量，而是要扎根纷繁复杂的社会。因为许多所谓高境界的文学，也不过是一种“高蹈”，是一种在无奈现实面前的逃避态度，这个社会的现实状态是怎么样的，这位读者周围的人是怎么样的状态，不是简单用文学就能够转变的。恰恰相反，是“这个社会的现实状态怎么样”，才让我们看到了“怎样的文学”。那些所谓“精神家园”的文学，“精神本体”、“超越性”的创作，也不过是对付、解决那位作家所遇到的社会现实的“某一种方式”而已，并且大多数时候还是无奈、逃避的解决方式。这才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文学定位。
文学教育、文学理论教育能够提升的，根本不是人的“精神境界”，不是把接受者带到一种对人生“应如何”的轨道，而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修养、趣味，再高一些，是一种清醒。文学教育，大多时候，就是在培养这种修养，与真正的“高境界”、“精神本体”，还远远不是一回事儿。真正“人生境界的提升”、人生“应如何”的深思、道德水平的教育，一要看具体文学的内容，二要看社会教育的综合状况。这种状况对此时此刻、现实存在的普遍价值观念，社会整体的风气、诚信度，法治、契约的实现度，以及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整体导向，包括经济基础、经济条件，经济与政治的契合度等的依赖性，远远地要大于对文学教育本身的依赖。文学教育在其中的定位，应该说可以推波助澜，但真的不是就能让一个人提升到了如康德所言的，能够把道德、境界看作“绝对律令”水平的高度。更何况，康德的那个道德律，其实也是很神秘的，如他自己所言，就像头顶的星空一样神秘。这种脱离了现实依据的神秘，绝不是文学理论教育、教学所要指引的方向。一个人真正高境界的精神世界，真的很复杂，不是片面的文学教育就能够实现的。所以，“精神本体”的提法，本身就有理由。“精神”神秘时候也成不了“本体”。本体，永远是我们看到的、身处其中的繁琐的、平凡乃至平庸的社会存在、社会现实。离开了对社会现实、人生百态的干预、改造，那个所谓的精神境界，怎么能毫无依托地存在呢？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真正超越其老师柏拉图的地方。柏拉图将精神看作完全脱离现实的一个永恒、完美的存在物，而现实因为“摹仿”、“分有”于这个完美世界，所以，就成了虚假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打破了这个乌托邦，还原了文学及艺术的本体。
各种文学及文学理论的教材的编写、文学教学的改革，将文学的超越性、精神旨归进行强调，本来没有错。但反历史地脱离社会现实生活，把文学变成“纯粹的精神本体”，甚至普遍、抽象化对文学艺术的审美活动，不仅不能把历史上那些苦闷、退隐或是闲情逸致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准确概括出来，对当代文化生态、文学艺术存在的理由，也不能合理解释。当代文学艺术如果不论是否尽如人意，真的仅仅是一个“精神世界”的理由吗？
参考文献：
[1]秦春:中国文学教育历史轨迹及价值反思(博士论文).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