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蒋一谈“知识分子”小说艺术性探微

论文导读：
内容提要：首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和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获得者：蒋一谈，其小说创作立志于壮大中国当下短篇小说的根基。其小说在艺术性上具有互文性、当下性、理由性和痛感美学的特点。蒋一谈的知识分子小说的主人公大多带着存活无力感和疼痛宿命。他们试图以旅行的方式逃避或逃离原本枯燥、单调的生活环境，以期得到存活的救赎。然而，存活环境作用上的救赎不可能实现，唯有在内心上的自我安妥和自我救赎。
关键词：蒋一谈知识分子互文理由小说
蒋一谈的小说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小说中的名人比较多，如伊斯特伍德、赫本等。特别是对鲁迅及其鲁迅小说人物的活用，就更加突出。以期呈现各种名人与当代平凡人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突出名人对当代人生活轨迹的内在动力性因素的深思。这种互文只是蒋一谈小说在形式上的创新和创造。而实际上，走向蒋一谈小说的中核，会发现其对当代人存活困境的展示，要比其小说的互文手法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揭示蒋一谈小说对存活困境的展示方式，探索其小说创作的艺术倾向性，就对探究其小说成功的关键所在、揭示当今小说发展特点具有重要作用。

一、蒋一谈小说的“当下”叙事

蒋一谈敢于书写“当下”的存活困境，而“当下”是常常被许多作家所回避的，只敢于写“昨天”的故事。“当下”的写作风格保持着对今天发生故事的在场描述的直言精神，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蒋一谈小说叙述语言具有忧郁、不露声色的特点。在表现当代人的存活、社会理由时，这种阴冷的叙述口吻，正符合其所表达的主人公的存活状况和现实困境，在叙述风格上表现出一种与人物心境相一致的整体格调。在品读蒋一谈的语言时，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压抑着愤怒的叙事语气，并对主人公的遭际表示着深切的同情。作者意在用一个又一个生活失败的人物的遭遇，来向读者展现这些无法融入生活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被压制，如何穷困潦倒、如何委屈存活。蒋一谈所描述的人物的经历大多数都是失败的人物的妥协、退让和无可奈何，这共同组成了蒋一谈众多小说的阴郁色调。
“当下叙事”的优势在于，能够更为直观地表现出当代人所具有的普遍性的精神状态和存活困境。蒋一谈在被问及其小说中的人物是没有外貌时，蒋一谈解释：“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多人都没有个性，千人一面。我们大家过的生活是类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孔不重要。”用没有面貌描写的泛化人物，可以使其在揭示“当下”社会理由的普遍性，也使“当下叙事”更具典型性，能够较为敏锐地捕捉到当代人的精神状况。

二、蒋一谈小说的“理由”性呈现

这种“当下”写作风格，也从侧面透露出蒋一谈小说的“理由”倾向，当一个作家的作品具有很明显的“当下”特征时，其作品所表现的故事，势必与当今的社会热点相结合。唯有这样，才能明显表现出其明显的时代感和“当下”烙印，使其作品具有极强现实感。这些都促使蒋一谈小说有着明显的“理由小说”的特色。如：《在酒楼上》《林荫大道》对当前的“大学后”的“知识分子”在大城市——北京的落魄命运和困苦斗争的展示；或《鲁迅的胡子》对“知识分子”而被迫下海后处于社会最底层对北京困苦生活的种种遭际的白描展现；《ChinaStory》或对城乡距离阻隔下的两代人牵挂的展现；《金鱼的旅行》表达了“我”的妻子对国内知识分子群体相互竞争下无法实现学术抱负，唯有寄希望于移民，换得更为宽松的科研学术环境；《驯狗师的爱情》也向我们展现了在北京生活圈下苏庭没有变化、原地打转的生活模式。
这些小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或者曾经是知识分子，强调了“大学后”知识分子的多种命运归途。命运的归途各不相同，却共同反映出知识分子的存活困境。我们将蒋一谈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拿出来进行比较，会发现：这些人物图谱所组成的“知识分子”或“类知识分子”长廊里，可以清晰看出他们都具有在城市生活的重压下的怯弱的、扭曲的人格的特点。知识分子的最初的理想变得偏失了方向；和活力被樊笼所规训，如同《金鱼的旅行》中“我”对自我困境的描述：“被一层一层衰朽的布慢慢缠绕，直到整个躯体变成一个没有只有疲惫的囊中物。”这些理由的凸显都给读者阅读带来了深深的精神压抑，而压抑之后，是读者精神上的恍如惊魂般的失落——原来知识分子在“当下”虽处于社会的中高层，却和众生一样被生活的种种困境、压力压在困苦生活的泥潭，难以自拔。
蒋一谈这这一类型的“理由”小说呈现样式，为我们全面揭开了知识分子的多重内核。这些小说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场内不仅有光鲜一面，还有黑暗的一面，知识分子每天还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面对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扬和学术的创新，还要学习如何明争暗斗。如若不这样，将无法“适者存活”。

三、蒋一谈小说深刻性：无力感和疼痛命运

蒋一谈小说中存活困境，是外在的知识分子存活场域内的各种规则下对无法“适者存活”的知识分子的限制和规训。但是，这不是知识分子艰难处境的最为根本的理由，最为根本的理由是主人公自我对存活的无力感，即对未来道路的无信心和无力量面对。这是其小说深刻性的首要体现方面。
蒋一谈小说的深刻性还在于，以小说人物命运的疼痛感生活和叙事语感的疼痛性叙述，无情地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世界。蒋一谈在自己谈自己小说的写作初衷时表示：“这个时代，写出几篇、十几篇被人称道、赞扬的短篇小说已经不算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写出尽可能复杂丰富的现实世界，描绘出更多人物的困惑内心和疼痛命运，才是最难的、最重要的。”蒋一谈的小说人物都有一种意欲“逃离”的思想，如小说集《栖》实际上是逃离的一种变体，表达出了对于疲惫生活环境的厌恶、对理想生活栖息地的向往。这些小说表达出对生活困境的不满，也表达出男主人公的懦弱和不谙世事，皆是人物“疼痛命运”的具体体现。主人公无法和这个社会的“潜规则”相融合，一贯地保持着自我做人的准则。这样必定会导致这些主人公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在长期地固守和坚持自我之后，处于精神压力的边缘的主人公，必将会逃离这个生活圈。但是，逃离之后就能得到幸福生活吗？下一个环境会比原来的环境适合自己吗？没有！存活困境处处存在，新的生活环境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甚至比原来的存活环境更加艰难。最论文导读：
终，经过远离原来的生活环境之后新的生活压力下的反思，“我”发现：“逃避”和“逃离”无法解决理由，唯有转变内心态度，才能得到自我救赎。如《在酒楼上》。《在酒楼上》是蒋一谈向伟大作家鲁迅致敬的作品，“我”从北京到绍兴，本想转变生活的种种窘境，却发现困境处处都有。在北京等待自己的是单调、乏味而无作用的工作环境，在绍兴自己需要面对的依然是单调、极需耐心的看护工作，两地的生活经历都表现出“我”的懦弱性格，而这一切注定了“我”即使是逃离，也无法换来令自己满意的生活。主人公自己回头细看，绍兴“酒楼上”只不过是对“我”侥幸的逃离心理的一次试验场，实际上也是男主人公心灵救赎的地方，考验的结果是使“我”明白了：存活的困境无处不在，存活困境的本质历来就未曾转变过。
于是，鲁迅的《在酒楼上》和蒋一谈的《在酒楼上》在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悲伤感和无力感上，构成了二者的相同之处：逃离和回归的过程的相似性。可以用鲁迅在《在酒楼上》里面的人生哲理来描述：苍蝇在空中画了一个圈，依然停在了原点。回归成为逃离之后的一种选择。回归等待“我”的将是什么？依然是一种未知。
结语
总之，蒋一谈用一个又一个文本，一个又一个故事，向读者强调了处在的两难境地的知识分子，其对生活无力感一直在延宕，迷茫、无力、悲观和消极心理，长期伴随着这种不尽人意的生活。而逃避和逃离无法对人物的命运转变起到救赎的作用，唯有转变心态才能从根本上转变人不平衡的内心，这就是自我安妥和自我救赎的过程。固然，逃避和逃离这种行为具有合理性——为了凸显自我存活价值。蒋一谈小说集中表达了知识分子或类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存活理由、知识分子的亲情理由的阐释，以及知识分子的旅行或类旅行的暂时逃避等主题。在主题上表达了知识分子的疼痛命运，而受到人物命运遭际的影响，蒋一谈的叙事风格也带有强烈的“疼痛叙事”特点。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学生）
（责任编辑冯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