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跨越式发展中山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

论文导读：
摘要：“5·12”大地震给汶川羌区社会经济文化带来了重大创伤，而震后重建则给汶川羌区带来了举世瞩目的跨越式发展。灾后重建带来的跨越式发展不仅使汶川羌区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引发了民族民俗文化的变迁。羌族民众不断创新发展模式与民族文化保护及传承机制，实质上是对羌区社会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变迁的一种积极的调适和融合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山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汶川羌族社区；灾后重建
1674-621X（2014）02-0084-04
汶川县山地特征突出，因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而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世居其间的羌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山地民族”[1]。历史上，由于山地地理环境的制约，这里的羌族社区与外界联系较少，社会文化长期保持了“原生态”的发展态势。但“5·12”大地震及灾后重建带来跨越式发展打断了这一发展态势，促使羌区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羌族民众对此进行了积极的调适，以适应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

一、灾后重建推动下的跨越式发展

汶川因汶水① ①汶水为今岷江。而得名，位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高大宏浑的山地特征极为突出。岷山山脉、龙门山脉东南部、邛崃山脉横亘交汇于此，导致地形地貌极其复杂险峻，山峦叠嶂、地势陡峭、河谷纵横，海拔落差大，构成了汶川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交通极其不便，使该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历史上，羌族人民长期活动其间而形成典型民族聚落。汶川县有“西羌门户”之称，羌族人口占全县人口31.5%。由于不易受外界的影响，羌族社会文化发展长期保持原生态的发展态势，世世代代保持着“靠山吃山、垒石为室”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特征。
“5·12”大地震这一突发灾难打破了汶川羌区社会文化平和、渐进、缓慢的发展模式。据统计，地震中羌民遇难有3万人之多，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43亿元，大批的羌族文化遗迹、古建筑等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给汶川的社会、经济、文化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重创。政府按照“一省帮扶一个重灾县”的原则，采用“举国之力，对口援建”的模式，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大救助，如此灾后重建给汶川羌区带来了跨越式发展[2]。
经过3年重建，汶川县地方总产值年均增长28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7%，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237%。最重要的是，汶川羌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已经实现了村村通路。交通的改善，不仅方便了群众出行，同时也带动了以旅游业为支柱的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了汶川羌区旅游的可操作性，使汶川羌区由旅游途经地变为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在推动传统村寨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促使传统性的寨子向现代化的村子转型。
除此之外，羌族的文化重塑与保护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2008年7月3日和9月19日，国务院先后颁布和下发了《关于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国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两个重要文件，要求灾后重建必须注重对民族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修缮，不仅要注重羌族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同时也要注重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据此，羌区建立并完善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四级保护机制，建立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在汶川、茂县、理县和北川恢复和重建了羌族博物馆及民俗博物馆，且陆续建立了县级图书馆、文化站、传习所等机构，使羌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拥有了更完备的机制保障，从而有效推动了羌族文化的跨越式发展。比如，在羌族文化保护中打造具有代表性的羌族文化品牌，如羌绣等，并使其成为羌族民俗旅游中的特色旅游产品，给羌区民族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虽然给羌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灾后重建则推动了羌区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无论是涉及民计民生的社会经济，还是关乎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都有了质的变化。因此，灾后重建的跨越式发展不仅打断了羌区社会文化的原生态发展模式，而且导致了羌区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

二、跨越式发展中的社会文化变迁

由于灾后重建的跨越式发展以及外部环境中的人、物及现代思想的大量涌入，汶川羌区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重大变迁，促成了诸如山跨越式发展中的山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地生计模式、信仰习俗、卫生观念，以及语言文化等民族社会和地方性民族文化的变迁。

(一)山地生计模式转变

通过分析大量文献资料和进行田野调查可知，灾后重建后的汶川羌区山地生计模式发生了转变。在人类学的概念中，“生计是指当地人通过不同的资源利用和生产方式满足人们存活和发展需要的策略”[3]。汶川山区为暖湿带季风气候，阳光充沛、雨量集中、土壤丰厚、野生植被茂密，在这种特殊的山地环境中，羌族人民世代传承着传统的“山地生计模式”，主要种植玉米、土豆和莲花白等农作物，同时从事高山采药和放养山羊，以充分利用山地资源来维持生计，属于典型的、极具山地特色的、自给自足的原生态生活模式。
“5·12”大地震使羌区的山地地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山体开裂崩塌严重，植被大面积破坏，溪水断流等情况所见皆是，这使羌族传统的“山地生计模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山地资源基础。与此同时，羌区出现了严重的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原有居住点不再适宜继续生活的需要。可见，地震导致了羌族人民生计环境的转变，因此，绝大多数羌族人民搬迁至山脚平坝。政府对灾后重建进行了政策扶植，也加速了羌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灾后汶川羌区在社会变迁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生计方式的转变，在新的生活环境下，羌族人民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山地劳作模式。在政府政策和资金扶持下，大多数羌族家庭开始选择种植樱桃、猕猴桃或茶叶等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同时，羌族人民以传统的民族文化为平台，推动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打造具有现代作用的生计方式。例如，在政府整体规划资金和外来援助力量的支持下，汶川成功打造了龙溪乡羌人谷等一批羌族民俗旅游村寨，羌民特别是青年人不再保持固有的“山地生计模式”观念，而是选择借助民族旅游的发展，通过创办“羌家乐”论文导读：或出售民族手工艺品的模式来维持生计。跨越式发展中的山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上一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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