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欧洲公民社会语义沿革

论文导读：谈论政治公民社会。这个词汇的历史作用和公民社会的成功有两方面。一方面公民社会似乎有可能贴近现实地来描述和区分社会，即使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似乎有可能在关于未来的政治讨论中运用这种观念。在16世纪-18世纪欧洲漫长而残酷的内战时期尤其如此。当商业资本主义全球化出现时，这个观念的历史作用也凸显出来。
我和陈乐民先生讨论谈到欧洲文明时，经常提到很多概念被误解，甚至被曲解，要么与原意相反，要么产生模糊不清的歧义。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对于历史材料、经典文本和基本文化参照的无知。比如公民社会、、启蒙运动、西方价值观等概念，赞同的和反对的都会搞错。这些概念不应任人摆布，不是大杂烩。正相反，我们需要把这些概念置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些概念在历史上有着特定的含义。就比如我们下面要谈的公民社会的概念。
在《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中我们谈到了公民社会的基本定义。公民这个词来自拉丁文的civis，是指罗马公民，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罗马公民。最早指的是特殊的社会身份。是指那些参与市场、参与政治的人。他们不但有权，也有义务，比如交税的义务。
现在我们所说的公民社会英文是Civil Society，法文是La société civile;德文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是指一个需要政治体制、互相联系、自我组织的社会。动力应当是社会本身而非政治力量。政治家总在试图更正，却总在亡羊补牢。我们从今天欧盟的情况看得很清楚。
“公民社会”这个词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到鲁曼（Nicola Luhmann），在欧洲有2500年的历史。这个词的含义非常确切，用来描述和分析一种对于商业社会或者说市场经济社会的运转来说必不可少的以法制社会为纽带的政治形态。同时这个词汇也指出了这种社会的道德危机。25年来这个词汇在政治层面被滥用，充满歧义，没有出路，正反映了这种道德危机。根据欧洲的传统，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公民的商业社会，一个文明社会。城邦社会和公民社会
西塞罗在其《论共和国》中把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社会翻译成“公民社会”，宗教改革时期维藤堡大学优秀的古希腊和拉丁学者梅朗希顿进一步确立西塞罗的这个概念。其实这是两个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出现的用语。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希腊，国家城邦是由军事联盟构成的，男人是一家之主，在他们领导下，各个家庭像是一个个农业企业。因此社会其实是分块的，不是一个整体，但这并不排除政治阶层的建立和社会不平等甚至依附性的形成。外来手工业者可以作为自由人生活，交税，被免除兵役，但是他们不是公民。只有属于同一部族、同一群体的家族之主才有公民权。其实是家族或者部族的统治。
人是政治动物，是社交动物这个概念并不是指个人之间自然联系在一起，而是指人作为公民的人。先有城邦，人在其中是社会的人，社会从政治的各方面如礼仪、宗教、文化、军事、情感来定义人。而家族政治管理则是一个家族的事情，其政治活动体现在赋税、人在军队中的地位。
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共和国末期，西塞罗则是在不同的背景下诠释公民社会的。他当然很了解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但是他的视角是不同的：“人民并非是人们随意组成的群体，而是由许多人一致同意尊奉正义所结成的集合体，是为互利而彼此合作的共同体。”
这个社会应该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被想象或者类比成一个大企业中的合伙人。一个合伙人是战友或者企业的盟友，他们都要平等地遵守罗马的民法契约。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法律被视为人类活动的创造，而不是神或者自然赋予的。
当然历史现实要复杂得多。我们知道雅典帝国通过军事扩张迫使其他城邦与其联盟，从而资助其政治、公共事务、失业人口、救济制度。我们也知道罗马的庇护制、利益集团代表、黑手党、贪污腐化、政治阴谋和谋杀等等。因此在罗马，虽然手工业和金融团体很发达，但是它们没有真正被纳入政治体系。然而法律作为社会的纽带这个理念和实践以及这个观念的产物，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观念，在后来几个世纪中被证明行之有效并且一直持续下来。
这也是因为经济生活不再是家庭活动，也因为有了法律，经济和政治生活日益丰富，紧密相关。公民社会就是一个政治社会，这不光是在理论上，同时也在实践上。后来从宗教改革运动一直到胡果·格劳秀斯、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等等，一直在谈论政治公民社会。
这个词汇的历史作用和公民社会的成功有两方面。一方面公民社会似乎有可能贴近现实地来描述和区分社会，即使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似乎有可能在关于未来的政治讨论中运用这种观念。在16世纪-18世纪欧洲漫长而残酷的内战时期尤其如此。当商业资本主义全球化出现时，这个观念的历史作用也凸显出来。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商品和货币之间的交换，它一开始就是建筑在金融、贷款、银行汇票基础上的，这个时期通过银行转账周转的资金占90%。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现代社会的虚拟描述
关键理由，是我们可以临阵磨，用公民社会的概念描述和分析社会和政治理由，就像我们可以分析甚至学习金融管理技术一样。自13世纪开始，欧洲为商人准备图书得有一图书馆：商人手册、谈判的艺术等等。但是在精神层面缺少一个坚实的思想根基： 一个参照点、一个可以抛锚的地方。
在数理或者几何推理上，我们可以从显而易见的结论和令人折服的可能性出发来论证一切，与这些结论或者可能性相反的参照会是非常荒唐的。这是17世纪活动在阿姆斯特丹的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论证策略。那时阿姆斯特丹是西方世界的商业中心。可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还有法学顾问，他们也想用这种反推理的策略。
从16世纪到18世纪，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德·维科多里亚及其萨拉曼卡学派，在日内瓦、苏黎世、斯特拉斯堡一带活动的法国人弗朗索瓦·霍特曼，还有荷兰人胡果·格劳秀斯、德拉古尔、德·维特、霍布斯、洛克、弗朗斯瓦·魁奈等等人文主义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找到了论证的策略。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都是在商业和金融中心。那时候政治领域被我们所说的自然法则统治着，产生了很多误解。最常见的策略是外推法，一种虚拟的策略。
如果停留在几何理论的推理策略上，从所有社会与政治实践——这两者始终被认为是不可分的——出发，画出两条可以相交的延长线，通向时间和逻辑空间，一直到一个交叉点，这样在意识里就创造出一个虚拟的形象，一个没有实体存在的形象，但其功能却存在。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ncyjlw/lw50552.html上一论文：分析国际社会为何冷漠对待“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