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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和谐社会视域下深化初次分配改革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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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阐述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表现,然后分析造成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理由是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最后对深化我国初次分配改革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提出倡议。
关键词:初次分配改革 公平正义 和谐稳定 中国梦
我国目前是双重转型国家。一是经济体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发展转型,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体制转型。市场经济会造成收入差距。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分配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紧密相关,在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成为“矛盾凸显”的难题。收入分配改革涉及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经济利益转换,是一项比较复杂、敏感的重大改革。该理由解决不好,不仅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稳定。一些不稳定因素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比如官民冲突等,改革迫在眉睫。
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失衡的表现

(一)城乡、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标是分配率,即劳动酬劳总额占GDP的比重,比重越高说明初次分配越公平。
有数据表明,近十多年来,劳动酬劳占我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与西方发达国家约75%的比重相去甚远。其中有两大趋势日益明显: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劳动者酬劳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有专家统计,2011年全国从业人员总收入仅占GDP的33%。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6090美元,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是城乡差距。国家人社部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指出,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除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劳动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收入增幅高于普通职工工资增幅,收入差距明显放大,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2010年期间九三学社的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收入最高的10%群体与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10年的23倍;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与最低相差约15倍;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约18倍;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约128倍;最高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省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倍。
宏观经济学认为,收入差距拉大是制约消费的根源,进而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它在我国具体表现在:巨大的居民收入差距,使消费潜力最大的中低收入者因收入低且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而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中高收入者虽有消费能力,却因国内没有满足其高消费的产品,而选择到海外消费,导致国内高端消费流失海外。这种内减外流,使劳动内需软弱无力,若该情况持续恶化,拉动内需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财富集中度呈现阶层分化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我国是1%的人口掌握了全国4

1.4%的财富。我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超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较严重的国家。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2012年5月发表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指出:我国家庭贫富不均情况极为严重。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最高收入家庭储蓄率却高达60.6%;2011年我国有55%的人口月收入少于1500元人民币,55%的穷人生活处于温饱状态,而1%-3%的大款却挥金如土。

(三)垄断行业收入畸高远超一般行业

矿产、金融、烟草、水电气等垄断行业收入高,缺乏竞争,占用大量社会资源,融资成本低。由于长期垄断行业资源,垄断行业从业人员待遇优厚。对市场的不合理分割和地方行政干预导致这些社会资源不能正常、合理地优化配置和整合,从而形成收入差异。这些垄断性社会资源每年产生了大量收益,但是没有公平地让全体国民分享,而仅限于在个别企业或行业内部循环和消费。
贫富差距过大会引起社会冲突,引发贫困者强烈的仇富仇官和仇视社会的心态, 以及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冲动,危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增长的理由

(一)资源要素管理失衡且分配不公

收入分配的最大不公,主要是一些个人或群体获得了不该得到的收入和财富,突出表现在资源成本构成不完全,资源税率和开采成本低、不承担环境恢复责任等,这是分配手段调节失灵、贫富差距拉大的症结。
我国公共资源管理存在大量漏洞。土地和矿产资源这两类稀缺的生产要素价值,在国有资产统计中没有数据,而是分布在各个企业里,由企业内部使用,成为企业资产甚至个人资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漏出,结果富了少数人。不少富人的收入来源不明,很多是非法收入或无法界定来源的灰色收入。

(二)垄断资本分配未转化为国民红利

提供中间服务的电信、金融、水电气等国有垄断部门占用大量社会资源,获得了高额利润,但产生的收益却没有形成有效的全民分享机制。利润上缴比例较小,而是更多地是用于自我投资和内部分配。
收入悬殊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当这种不公平是由体制不健全造成的时候,矛盾就尤其突出。

(三)城乡二元制和政策制约使农民增收缓慢

农民增收缓慢,除了农产品偏低、非农就业困难加大等理由制约外,更深层次的理由是制度因素制约,如户籍制度和相关就业政策就限制了劳动力流动,使农民工的就业机会相对于城镇居民少。 近年来国企进行战略性经济结构调整,下岗员工多,城镇安置下岗人员压力大,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易转移出去,因此农民增收是艰难和缓慢的。

(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到位

在初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未建立劳动酬劳的正常增长机制,劳动酬劳偏低;在再分配领域调节不力,未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再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使得初次分配形成的差距不但未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拉大。收入秩序不规范和制度不健全,为获取投机收入和非法收入提供了可乘之机,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而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机制不健全,有的还涉嫌腐败。

(五)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产生大量不合理收入

因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而产生一些偷税漏税、权力市场化、寻租导致的腐论文导读:
败收入、贩假等其他非法收入、借助垄断获取的个人私利行为。
总之,资本垄断、土地矿产资源获利高、户籍制度壁垒及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初次分配劳动酬劳偏低,这些长期累积的机会不平等的体制弊端,使得在初次分配时居民之间就拉开了差距,而许多初次分配的法律法规执行和监管力度不力,最终导致贫富差距日益加大。
深化初次分配改革需要厘清的理由

(一)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阻力并非认识理由而是利益博弈

收入分配改革难度最大的是初次分配。它牵涉的经济利益转换使改革颇为艰难。矿产、金融、烟草、水电气、电信等垄断行业通过资源垄断、行政权力、市场独占、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因素,获取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与其他劳动者的收入拉开差距,形成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阻力。这些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舆论宣传有较大影响力,例如在调整利益结构分配时有人认为国有资本本质上属于全民保障性资产,超额利润应回馈社会,主张国企提高上缴利润到50%。但国资委从维护国企利益出发提出反对。也有人主张按国际惯例公布公务员财产,也遭到很多公务员的抵制。使政策难以制定出台和实施。

(二)初次分配改革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

初次分配指按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进行的分配。二次分配是指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手段的再分配。二次分配的作用是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和城乡一体化。它解决的是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和城乡平等理由,所以初次分配改革是重中之重。
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酬劳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核心目标是解决由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财富分配不公。打破政府利益束缚。

(三)限制垄断鼓励竞争并解决行业进入管制

垄断行业凭借对资源市场的垄断获得了大量的垄断利润,其过高的工资福利,实际上挤占了全民应得的份额,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全民利益的无理剥夺。垄断行业并非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后形成的自发垄断,而多半是行政垄断,故其管理能力低下,名优产品少,高企。
垄断是目前较难治理的顽疾,它触动到现行体制和政府利益。收入分配改革必定会触动固有利益的堡垒,有些权力部门或官员属于在改革中利益将要受损的一方,会消极抵制,变成改革的阻力。例如征收房产税会触动开发商、政府官员的利益,按家庭收入征个税会触动高收入阶层的利益。所以,改革的关键是破除各种阻力。
竞争出高效,垄断出腐败、出低效。以打破垄断作为突破口,让垄断性行业特别是资源性的垄断国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市场化。让民资无障碍地进入垄断性领域,破除行政、行业、部门垄断,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只有引入行业竞争,放宽市场准入门槛,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才能克服日趋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金融、铁路、民航、矿产资源、电信、水电气等垄断性行业,一要放开行业准入门槛,推动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二要体现机会平等。基础行业引入外部投资者,加强竞争,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与“非禁即入”的试点。放开进口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限制,重组电信业。以提高垄断企业的效率,迫使其降低成本,直接增加整个行业的服务增加值和产值,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打破垄断创造就业机会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办法。
深化初次分配改革推动社会和谐的倡议

(一)维护农民权益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许多公有的东西总是被珍惜得最少的。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
商品社会中人都是自利的。公有制不是灵丹妙药,而私有制是鼓励人们生产财富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好办法。只有资源的产权或使用权在法律上明确属于个人所有,人们才有珍惜稀缺资源和生产财富的积极性。
目前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二元制使农民工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就业医疗和教育等福利。对此一要放宽城市落户条件,进行城乡户口一元化改革,实现人口自由流动。二要将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房屋等资源确权、登记、颁证到每个农民。实施以土地为基础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在现有土地权属基础上,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处置权、抵押权和转让权。一旦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非农用地市场,将给农村土地带来合理定价,并增加农民财富。三要对已经形成的“小产权房”按不同情况补缴一定数量的土地出让金,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初次分配改革的核心是“提低”、“扩中”、“控高”

1.初次分配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低”。“提低”重点在“多予”。指提高农民、城乡贫困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劳动者这四类劳动者所得,它是体现“劳有所得”原则、增加低劳动者收入的重要举措。它具有紧迫性,阻力相对小,实现的可行性大。提低”一是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城乡居民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各项标准的提高。二是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争取对现行养老保险“双轨制”有所突破。三是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低保标准,建立并逐步健全低收入者的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四是实行职工工资与物价指数和经济增长速度挂钩,确保不因通胀导致职工收入降低,让工资收入随着GDP、CPI、财政收入等指标同步增长。让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公共投入的增长速度跟上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提低”主要是采取政府减税、资方让利和提高劳动者所得三条途径。而政府减税是关键,因为只有先减税让利,加大中小企业的结构性减税力度,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并降低增值税税率,企业税后可分配利润增加,劳动者收入才会增加,故减税是较有效的富民措施。2.扩大中产阶层的收入。对于中等收入群体,重点在“少取”,提高其劳动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比重。“扩中”主要靠市场机制自主调节。它本身需要一个和市场经济完善基本同步的长期过程。“控高”只涉及少数人,而“扩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因为它涉及绝大多数劳动者。
3.调控企业高管、垄断行业和某些群体的过高收入和规范灰色收入。属于既得利益者的高收入群体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大阻力。这就涉及到一个必须回答的理论文导读:让全体国民公平地分享。应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至50%,用于社会福利开支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大幅提高资源税税率和环保收费标准,让国有资源收益更大程度惠及全民。结论初次分配改革涉及财富蛋糕的重新分割,是一项庞大的系统过程,势必打破既得利益群体的固有利益格局,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会很激烈。这个利益格局包括劳
由:高管薪酬是否该与市场甚至与国际接轨?有人认为,若不与市场和国际接轨,必将造成人才流失。笔者认为,目前高管薪酬与市场和国际接轨的条件尚未成熟。一是高管所在企业仍未完全与市场和国际接轨,二是这些企业无论是高管选拔机制还是内部管理水平,基本还是非市场化。
调控社会过高收入者的收入应该主要采取税收手段,而制约国企特别是垄断国企高管的过高收入需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并举。公务员应缴纳养老保险金,与百姓平等。
“控高”有必要,但涉及的理由较复杂,受客观条件制约大,如高收入者收入底数不清,相关法律手段不健全。应通过体制改革,打破垄断,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致富。故初次分配改革的重点是“提低”,同时创造条件“控高”。

(三)建立最低和最高工资制度

目前我国最低工资标准是人均GDP的21%,而世界上是人均GDP的58%;我国最低工资标准是平均工资的21%,而世界上是50%。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势在必行。
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是防止公务员灰色收入过高、消除收入悬殊的重要举措。应明确规定公务员津贴补贴占基本工资的比例,不能过高;同时对最高工资也应进行限制。最高工资可借鉴国外经验,一是使企业高管的工资与公务员的最高工资持平,特别是那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间流动的高官,其工资收入应与高级公务员保持一致。而公务员工资应该依照消费水准划分地区工资标准,同一工资标准地区的省、地、县级的工资水准应该趋同。不同地区间的也不宜差距过大,最高工资应以不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5倍为宜。

(四)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

据统计,2009年国企实现利润1.3万亿元,2010年为近2万亿元,同比增长37.9%,但2009年的利润上缴比例仅约6%,2010年更是降至2.9%。西方国家国企上缴红利一般为盈利的30%-60%,有的甚至高达80%-90%。而且我国国企红利目前主要在企业体系内部转移,未明显惠及民众。《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预算报告》显示,2011年国有资本经营利润总额800.61亿元,支出769.54亿元。其中723.6亿元又以各种名目返回给了央企,而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保等支出的仅40亿元,仅占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的5.2%。改革需要把这些属于全民的资产和其在市场化过程中产生的巨大资本收益,通过完善的机制让全体国民公平地分享。应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至50%,用于社会福利开支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大幅提高资源税税率和环保收费标准,让国有资源收益更大程度惠及全民。
结论
初次分配改革涉及财富蛋糕的重新分割,是一项庞大的系统过程,势必打破既得利益群体的固有利益格局,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会很激烈。这个利益格局包括劳资关系、土地资源产权、垄断行业壁垒、个税体制、国资红利等诸多深层次体制性障碍,它们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阻力。难在涉及范围广、层次深,以致“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原则来统领,更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破除旧的分配体制。需要打破现有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利益调整;难在监管跟不上,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一些隐性收入、非法收入名目繁杂;难在公平与效率的度不好把握;不能只讲效率而忽视公平,也不能为追求公平而放弃效率。必须从战略高度,超越收入分配领域先形成框架性的顶层设计,才不会出现制度和政策相互掣肘,抓住重点、在一定时期内,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进行政策的动态改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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