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福乐智慧》论商人“传播者”身份

论文导读：
[摘 要]作为一部成书于公元11世纪后半期的古典长诗，《福乐智慧》能够明确指出商人“传播者”的身份，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还是值得我们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给与必要的肯定。
[关键词]《福乐智慧》；商人；传播者
传统农业文明时代，商人因为职业的关系，往往需要东奔西走，走南闯北。频繁而长期地四处经商，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们见多识广、信息灵通的特点。商人们带给途经各地人们的，不仅仅是各种生活必需的货物，还有关于外地异乡的天文、地理、物产、人文等等各方面的奇闻趣事、诸般新闻。可以这样说，在当时那样一个信息传播极不便利的时代，商人既是商品上互通有无的运输者，也是文化交流、信息传播的主力军。按照现代传播学的观点来讲，除了“商人”这个本职身份，商人们还同时拥有另外一个身份，即“传播者”身份。
对于这一点，我国维吾尔族古典名著《福乐智慧》早在11世纪便有所论及，当然，有它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历史局限。
一
《福乐智慧》约成书于11世纪，是喀喇汗王朝时期我国维吾尔族著名学者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创作的一部长篇诗歌巨著，全书85章，共6645诗句。此书内容极广，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哲学、文化、教育、外交、语言、天文、数学、地理、婚姻、道德等等，皆有涉猎，称得上是一部有关古代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民族基本概况的百科全书，不仅是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世纪回鹘以及突厥诸民族的历史，还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作为一名知识渊博、见识敏锐的学者，优素福在《福乐智慧》中单独开辟了一章，第五十八章《论如何对待商人》，借助主人公“贤明”告诫另一主人公“觉醒”之口，集中论述了商人的两个身份：“商人”的本职身份和“传播者”的身份。这两个身份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前者的“职业”行为，最终衍生出了后者的附加功能。
书中首先论述了商人经商的本职工作：“4419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商人，买进卖出而追求利润。4420为谋生他们周游世界，向真主献出心智和一切。4421你要和他们接触来往，买卖中尽力满足其愿望。4422天下的异珍都在他们手上，能把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4423他们从东方周游到西方，会助你实现美好的愿望。4424世界上无数的珍宝和绸缎，全都来自他们的身旁。4425世间倘无商人奔走四方，怎能穿到紫貂皮的衣装？4426，倘若契丹商队的路上绝了尘埃，无数的绫罗绸缎又从何而来？4427，倘无商人在世间东奔西走，谁能看到成串的宝石珍珠？”[1]（p574-575）在这些诗句中，优素福明确指出了商人职业活动的一个典型特点：为了“谋生”，也就是经商的需要，必须“周游世界”、“从东方周游到西方”、“奔走四方”、“东奔西走”。如此以来，时间久了，商人自然而然地就会变成见多识广的消息灵通人士：“4434请听周游世界之人来讲，他曾奔走四方，见多识广。”[1]（p576）
接着，优素福顺理成章地引申出商人的第二个身份，即作为“传播者”的身份。在诗中，他这样论述道：“4429 所有的商人都是这样，敞开大门，和他们交往。4430 对待他们应该慷慨大方，你的名声由此而四处传扬。4431 世人的名声由他们传遍，好名声坏名声他们都传。”“4435 倘若你想使自己名扬四海，就应将异乡人好好地对待。4436 倘若你想在世上扬名，对商人的回赠千万莫轻。4437 男儿啊，你想获得好的名声，要好好对待商队和异乡之人。4438 和商人就应该这样交往，你将生活欢乐，名声传扬。”[1]（p575-576）这些诗句中，几乎句句提及商人可以“传扬”人的“名声”的这一特点，并且“好名声坏名声”都传，而且传播范围是“四处”，“四海”。
古代农业文明时代，交通不便，信息传播极其困难，商人经商的同时亦能够将人的“名声”“传扬”“四海”，“传者”身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
当然，优素福对于商人“传播者”身份的论述是有其自身的时代局限性的。
现代传播学作用上的传播者，主要指的新闻信息的传播者，具体到现实环境中，尤其指的是大众传播者。“大众传播者，是指在大众传播过程中，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传播活动的职业传播者，他们是分布在通讯社、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电影片场中专门从事传播职业的人，如记者、编辑、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导演等等。”[2]（p145）优素福所处的时代，当然无从谈起专职从事新闻传播的大众传播者了，他所论及的商人“传者”身份，更多的是指“传扬”人的“名声”。而人的“名声”虽然本质上也属于信息，但却更接近于宣传性信息，而非新闻性信息。在这一点上，优素福甚至不如同时代的另一位维吾尔族学者麻赫穆德·喀什葛里阐述得更明确，更具体。在成书略晚于《福乐智慧》的《突厥语大词典》种，麻赫穆德·喀什葛里解释“商队”词条，便有这样的明确说法：“ark？觙x，商队。这个词在言语中是这样用的：‘y？觙rakyrs■nark？觙xk？觙ldürür。远方的信息由商队带来。”[3]（p25）很明显，麻赫穆德所说的“远方的信息”，就不仅仅只是人的“名声”了。
然而不管怎样，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能够早在11世纪便明确认识到商人“传扬”人的“名声”的“传者”身份，还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究其理由，我想是和当时喀喇汗王朝开放的政治文化环境，以及都城喀什噶尔重商的历史传统分不开的。
首先，优素福生活于公元11世纪，正值喀喇汗王朝的鼎盛时期。当时，“作为喀喇汗王朝东部重地，尤其喀什噶尔城一度为王朝首都，文人汇聚，文化昌盛”[4]（p1488）。喀喇汗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分属不同文化，操着不同语言的商贾、使臣、学者等人，纷纷群集于此。作为土生土长喀什人，优素福虽曾因为求学的关系而长时间在外颠簸流离，但在写作《福乐智慧》的关键时刻，却又重回喀什定居，“1068年到喀什噶尔后继续写作”[1]（p3）。喀什当时繁荣、开放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无疑会对他产生重要的影响，体现在《福乐智慧》的写作中，便是对商人等各色人等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
其次，喀什论文导读：重修莎车城，其“规模宏伟，甲于回部”。“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克什米尔等处，皆来贸易”。（p718）作为喀什人，优素福很可能会受这种重商传统的影响，从而对商人赞赏有加，并孕育出自己对于商人“传者”身份的先见之明。综上所述，在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环境下，虽然避开不了自身的局限性，优素福·哈斯·哈吉甫
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丝路南道和北道在此交汇，造成喀什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商业重镇，有着浓厚的重商传统。早在汉唐时期，大批粟特等中亚商人在喀什生活。元至元八年（1271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可罗兄弟及马可·波罗在喀什噶尔一带从事探险和交易。明朝以后，不少俄、英、阿富汗、印度商人在喀什一带经商。清末，俄国、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将喀什噶尔等地辟为“商埠”，免税经商，享有特权，大批英、印、俄籍商人遂纷纷涌入，于此同时，喀什商人也纷纷走出家门，外出经商，足迹所到之处遍及内地、中亚。史载：唐长安城南一条长九里、宽百步的朱雀门大街两侧各设有大市，是商贾云集的地方，其中就有疏勒、朱俱波等地商人。宋代，随着喀喇汗王朝的兴起及征服中亚各地，喀什噶尔商人的足迹亦开始遍及中亚。叶尔羌汗国时，叶尔羌等地商人往来于明朝及中亚各地，行商贩运。当时，叶尔羌有商人1400多户。商人们的纳税成为汗国财政的重要来源。清代，随着清朝统一新疆，有许多内地商人随军来到喀什、莎车等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重修莎车城，其“规模宏伟，甲于回部”。“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克什米尔等处，皆来贸易”。[4]（p718）作为喀什人，优素福很可能会受这种重商传统的影响，从而对商人赞赏有加，并孕育出自己对于商人“传者”身份的先见之明。
综上所述，在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环境下，虽然避开不了自身的局限性，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能够早在公元11世纪便界定出商人的“传播者”身份，还是值得我们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借鉴，并给予必要的肯定。
参考文献：
[1]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M].北京：民族出版，2003.
[2]周庆山.传播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麻赫穆德·喀什葛里.突厥语大词典[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4]喀什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喀什地区志[].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张唐彪（1980-），男，汉族，籍贯山东菏泽，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新闻传播史和中国西北地区新闻传播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