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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媒介技术史视角下西方新媒体传播思想图谱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24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7355 浏览:73209
论文导读:
摘要 近几年,学界内不断强调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但任何理论创新都必须立基于传统之上的反思与继承。通过媒体技术史的研究视角,我们发现,西方新媒体传播研究主要从三条路径展开:新媒体技术的社会嵌入研究、技术的两重性研究以及微观的信息符号传播研究。由此,新媒体技术的研究逐步发展为更为理性的、综合的、微观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关键词 技术;新媒体;社会嵌入;信息;社会学范式
A
20世纪40至50年代,计算机、原子能等技术的诞生,以及由计算机技术所驱动的互联网传播技术等带动了历史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并迅速地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变革。曼纽尔·卡斯特认为,我们已然深处于网络社会。“网络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转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
这种新的变化无疑是当前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有学者认为新媒体研究目前仍处于“摇篮”阶段,但其对于人类存活的影响力已不可忽视。尤其对于自在转型期的中国,互联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旨在于梳理媒体技术史视角下西方新媒体传播思想的发展逻辑,勾勒其演变的路径,并提倡当下中国的新媒体研究应走向新媒体技术的社会学范式,以期对中国新媒体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新媒体技术的社会嵌入:媒介环境学派的传播思想

传播技术给人类互动和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个疑问一直是媒介环境学派所关心的理由。伊尼斯认为任何技术都带有一定的“时空偏向”,这种偏向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冷”、“热”媒体之分等等强调的是传播技术与人类自身的互动;尼尔·波兹曼的“媒介即隐喻”侧重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再建构,而德克霍夫的“电视”则关注电视与政治参与的互动。
由于麦氏等人的观点中过分强调传播技术的影响,其后继者詹姆斯·凯利、保罗·莱文森等学者将伊尼斯、麦克卢汉贴上了“媒介决定论者”的标签,这个标签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对整个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解。显然,这个标签有失公允。麦氏早在《谷登堡星系》一书序言中就提到:“本书绝非盖棺论定之作,牵动社会变迁的因素不少,本书只希望阐明其中一项主因,指出这项因素未来或许能让人类更自主。”这句话充分说明了麦氏的研究宗旨在于提醒媒体研究学者媒介技术是一个社会化产物,应注意分析媒体技术本身对人、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而非强调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不过,媒介环境学派对于技术的过分强调在其二代学者梅罗维茨那里有所调整。梅罗维茨结合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理论与戈夫曼的社会情景互动理论,提出信息系统的流通形式,而非自然环境本身才是不同场所的真正界线,并由此得出:电子媒介的诞生打破不同群体信息系统的分离状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线不同模糊,男性与女性的气质、成人与孩子的界线以及政治英雄与普通百姓的区别日渐消逝。当然,这里的电子媒介主要指涉电视、广播等传播技术。
其后,保罗·莱文森将媒介环境学派对于“媒介即环境”的阐释带入互联网研究,成为了学派在数字时代的理论开拓者。他认为:“因特网完成了麦克卢汉的比喻,使地球村成为现实。网上地球村的村民,只要有一台个人电脑,一条电话线和一个浏览器,就可以居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和别人聊天,可以搜寻新闻,而不是被动地坐在电视是接受新闻。”网络带来的是一个非集中化的时代,利用电脑,人们不仅可以接受信息,还可以生产信息。由此,每个人都是一个生产和传播的中心。2009年,莱文森出版了他的最新著作《新新媒介》,在书中他更为详细地将新媒介中的不同传播方式进行归类和论述,提出“‘新媒介’这个名字描绘的互联网生活和工作,与传统媒介和旧媒介截然不同,比如电子邮件与纸质邮件不同,网上阅读与读书读报不同;同理,‘新新媒介’描绘的互联网生活和工作与新媒介截然不同,比如,读维基网的网页和读CN媒介技术史视角下的西方新媒体传播思想图谱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N电视网的网络版就截然不同,因为维基网的网页是很容易编辑的。”所谓的“新新媒介”侧重的是“每一位消费者都是生产者;你无法冒充非专业人士;你能挑选适合自己的媒介;你得到不必付钱的服务;新新媒介既互相竞争,又互相推动;新新媒介的服务功能胜过搜索引擎和电子邮件。”
媒介环境学派对媒介技术的关注将我们的目光转向了媒介与个人、集体的生活方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让我们深刻意识到媒介技术的隐蔽偏向将塑造新的个体行为和社会发展。但是,这仅仅是理由的表层,深入深思我们不难发现:媒介虽延伸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人类的感知能力,但对不同的个体或群体而言,这种延伸“比例”显然并不等同,传播技术的影响具体到个体所产生的差异是他们没有看到的;其次,尼尔·波斯曼虽猛烈抨击了代表着“机器意识形态”的医疗技术垄断,电脑技术垄断等现象,指出“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但这种制造“臣服”的机制是如何运作?这些关乎媒介技术与社会制约的种种理由是媒介环境学派所没有回答的,而这些才是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关键所在。

二、新媒体技术的双重性:从“数字”到“结构再生产”

“每一个技术进步对于应用者来说都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新理想的追求。”互联网传播技术带来的“革命性”一度让新媒介研究学者兴奋不已,有关数字(digital democracy)、赛博(cyberdemocraey)、电子(electronicdemocracy)等十分应景的概念在西方学界的研究文献和政治言论中层出不穷。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认为,由互联网构筑的“网络乌托邦”是一个以协商为特征,信息高度分享、众人高效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的世界。这样一种对新技术的乐观情结在克莱·舍基那里更为明显,在《未来是湿的》一书中,他宣言,新媒介技术为人们论文导读:
超越社会原有的层级结构、与他人共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提供了途径与策略。这是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当人们把组织像衣服一样脱掉时突然发现,新的关系和环境不再老旧和僵硬,而变成有生命力的、有粘性、湿乎乎的存在。这是一种力量,这更是一场革命。”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于2003年出版了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的研究报告,在其中他们提出了一个让人极为振奋的概念:“We Media(自媒体)”,暂且不论这个概念对于新媒介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模式有何转变是否有解释力,但“we”这个词本身包含的主体性成分就足够体现两位学者对新技术的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媒介技术史视角下的西方新媒体传播思想图谱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