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政治漩涡中写作班子（下）

论文导读：
徐景贤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中，曾说起过这个写作班子在丁香花园初建时因一桩小事而引起的大反应：“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也比较松散。有一次汤大民与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开玩笑，称她为‘才女’，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朵里，他一本正经向《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一天，周原冰来到丁香花园东楼，把写作班子的人召集起来，郑重其事地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因为这个理由，接替石西管市委写作班的就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把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编成一个支部，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
《内刊》副主编周原冰要管到写作班子的事情，是因为开初写作班子并无自己的党组织，思想工作由周原冰代管之故。但一句调侃式的玩笑话，被提到这样的高度，似乎有些反应过度之嫌。但周原冰所说的做院士还是做战士的选择，在当时却是一个原则理由。过去文人治学，讲究“沉潜反复”地钻研，对于一个学术理由，总需经过长期研究，形成独到的见解之后，才可发表意见。但这种治学方式显然不能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所以把它称为院士道路而加以否定，上峰所要的是绝对服从指令，能够冲锋陷阵的“战士”。
就世界文化史看，当新旧文化产生冲突之际，新文化先驱者向旧的文化营垒发动进攻是常有的事，就这个作用上说他们是文化“战士”当然是可以，但要文化人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服从权力者的指令来写作，这就毫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可言，失却了“政罗教网无羁绊”（复旦大学校歌歌词）的新文化的本性，“战士”也就变成了可供任意驱使的“雇佣兵”；而且这种奉命写作，也谈不上长期积累和深入研究，只能从政治需要出发来临时拼凑材料。
这种写作方式的特点，是从选题到定调，从行文到批判对象的点名与否，全都是由指挥战斗的权力者决定，写作者有如扶乩的巫婆，手中的笔自己作不得主也。
徐景贤在上述文章中有一节专写“写作班子的写作程序”，颇能说明理由。他说：“当时，市委对于理论队伍、写作队伍有一条方针，就是‘以战斗任务带动战斗队伍’。‘战斗任务’是由、党和市委定的，例如发动对几部‘毒草’电影的批判，就是由根据的批示下达通知的。没有提及的影片，不得擅自批判；没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也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提到。”“战斗任务”确定以后，市委写作班子就进入“战斗”状态，程序如下：第一步是编资料，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批判文章选题由市委领导批准以后，由报社出面，邀请市委写作班子人员和社会作者参加，讨论选题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汇两报和《大众电影》需各发一篇打头的重要文章，分别由徐景贤、胡锡涛和电影局调来的几个人撰写，配合选题就由与会各界作者分担。重点文章经报社排出小样，先是由石西民审查，石西民调走后就由继任的领导、杨西光审定。他们写下审查意见后，由写作班子执笔人员反复修改，再由报社派人来取，有的稿子不断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后清样，送市委领导终审决定何日刊登，这样才打响了某次‘战役’的第一。”
可见写作班子的一切动作，都在政治权力掌控之中，而写作班子又通过汇编材料、拟出选题和写出定调文章，制约了社会各界的写作，于是形成一个音调，制造了批判的声势。
当然，文章的调子，并非写作班子自己可定，而是服从于领导者的意志。如果自己的看法与领导意见有不合之处，就得马上转变观点，唯上意是从，而且还要说得振振有词。据当年连载《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副刊部编辑张守仁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姚文元在上海看到北京出版社出的合订本，特地写信给我们，赞美《燕山夜话》是‘一朵北方难得的思想之花’。”（《读苏东坡（竹石图>记》，《文汇报》2011年3月17日）但是，数年之后，他奉命写《评“三家村”》时，却把《燕山夜话》等作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调子之高，高得吓人。又据“初澜”写作组成员吴启文回忆，他们文艺创作办公室几个人，曾应邀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了电影《创业》，很是欣赏，回京后立即写出书面报告对这部影片提出完全正面的评价。“与此同时，长影厂将《创业》的样片正式送审，在于、浩、刘（按：指当时的部长于会泳和副部长浩亮、刘庆棠）等人看过后，也持正面看法。‘创办’领导于是向我布置，要我写推荐《创业》的评论，在影片发行时配合发表。这篇文章我写得顺手，通过领导审阅打印出来，只等‘首长’看过影片，即可送交报社发表。”“谁知风云突变，我们原先的那些评估全都错了。看过样片后勃然动怒，指斥这是歌颂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给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招魂。”评论文章当然需要重写，要按的意见来写。作者说：“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我不是不明白，完成此事之日，即是自己给自己勾了个小花脸之时。在先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先写了赞扬《创业》的文章，现在又要我来写批判的文章，左右开弓，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怎么道理都在自己的手里呢！”（《我在“初澜”写文章》，《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吴启文当时就有惭愧之意，说明他作为文人的良心尚未泯灭，而姚文元却是从来就变化自如，有如一条变色龙。一九五七年南京一批青年作家准备以“探求者”的名字组织文学团体，出版同人杂志，曾邀请姚文元参加，得到姚文元热情支持，但“反右运动”一来，最先跳出来写批判“探求者”集团文章的，就是这个姚文元。也正因为变得快，跟得紧，所以他才会步步上升。
当然，文人之成为变色龙，也不自姚文元开始，凡是根据上意行事的人，都难免有此种变化。朱寨曾讽刺林默涵、康濯道：“比如讲到林默涵对王蒙小说（按：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评价，开始时是肯定的，后来又反对了，后来听说主席肯定他又肯定。别人说到这个过程时我就插话说：将来他犯错会是打着跟头下来。没想到他们把我的话都记上了。还有，有的人讲康濯开始赞成丁玲，后来翻来覆去，我也插了一句：这就是新社会的势利眼。”（严平论文导读：
《与朱寨先生最后的对话》，《书域》2012年8月号）其实，不但文艺界的头目林默涵等人要翻跟斗，就是身居高位的康生，又何尝不跟着上意而乱翻跟头呢。比如，原来点名要看一些被禁旧戏的是他，后来提倡“革命现代戏”，马上转过来要批判旧戏的又是他；孟超的《李慧娘》原是在他鼓励下编写出来的，而且他还强调要出鬼魂，说不出鬼魂他就不来看戏，后来形势一变，要批判这出戏的也是他，着重批的还正是“有鬼无害”论。还有对人的评价和态度，也经常是随着形势而大变。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当然与他的个人品质有关，但也是特度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