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行走在文学新旧之间

论文导读：怎么考虑抉择的呢？李遇春：1999-2002年间我跟随业师於可训先生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实在此之前的三年我也是师从於先生读硕士，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综合运用我所习得的西方现代文艺心理学理论，对当代西部作家张贤亮的艺术创作心理进行深度解读。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对西方各派精神分析学文艺批评理论和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真
张 冀：从1996年读研究生算起，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经18年，而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行政管理，这种弃“管”从“文”的人生经历对于您来说，有着怎样的因缘遇合？
李遇春：我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国企技校里教公共课，语文、政治和管理之类的课程都教，万金油一样。当年考研决定弃“管”从“文”主要是出于自己的个性和兴趣考虑，正所谓“性之所近”吧，我觉得自己本性趋近于重个体的文学而不是重群体的管理学。说起来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在我家乡那个叫做“先生塆”的村庄里一直都很受老辈人的赞许，我是从民间乡村流传下来的古典文学传统，如章回小说、历史评书中接受的最早的文学启蒙教育。我中学阶段常常把零花钱节省下来买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书籍，古典中印象深的有《古文观止》《诗经选注》《千家诗》《桃花扇》之类，现代的最喜欢鲁迅的那些杂文集单行本，买了很多本在同学中传阅，当时对当代文学所知甚少，只对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有兴趣，还有那本台湾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也是我第一个在班上传阅的，最后那些书总是不知所踪。所以我确实是和文学更有缘分，虽然大学没能念中文，但我心中始终存有文学梦想。当然我也不后悔学管理学，现在回过头看，我觉得当年的行政管理学习还是在我的文学研究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比如我曾十分迷恋西方现代文艺心理学理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特别注重考察外在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力量对作家的艺术人格和创作心理的深度影响，这就明显是当年在行政管理系学习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文化学给我留下的印痕。
张 冀：真是成功经验不可复制。据我的了解，您的博士学位论文《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曾获武汉大学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大约在2004年前后您又抢滩登陆现代中国旧体诗词研究领域，现在可以说是左手当代小说评论、右手旧体诗词研究，这种研究领域的自我拓展或者说是急剧转型，有着怎样的现实契机？您当时是怎么考虑抉择的呢？
李遇春：1999-2002年间我跟随业师於可训先生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实在此之前的三年我也是师从於先生读硕士，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综合运用我所习得的西方现代文艺心理学理论，对当代西部作家张贤亮的艺术创作心理进行深度解读。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对西方各派精神分析学文艺批评理论和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真是乐此不疲，先生则明察秋毫，他启发我说将来可以继续沿着这个研究策略和角度对革命年代中国作家群体展开整体研究，这就是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的由来。可以说，我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一脉相承，都隐含了我大学时期在行政管理系学习的潜在影响。我从一开始似乎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研究者，我一直在致力于文学的跨界或跨学科研究，但我内心里也有一条底线在坚守，这就是我从事的一定要是文学研究而不是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之类的研究，也就是说我坚持跨界但不失界。我可以跨到其他学科里去寻找理论资源，但那些跨学科的理论资源最终必须能够服务于我的文学研究，只有文学研究才是我始终坚守的学术地界，这一点我始终是清醒的，至今我依然坚守自己的文学研究本位。尽管如今很多科班出身的文学研究者都越界跑到泛文化研究和思想史研究领地里去了，但我依旧做着守株待兔式的文学本位研究，而且近些年来这种文学研究本位越来越从文学史和艺术形式演变史的角度时刻吸引着我不能失位或失界。
张 冀：对，我们跨学科研究始终要保证解决的是文学的理由。
李遇春：关于我在10年前转入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理由，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慢慢清晰起来的。最初是出于协助於先生编撰《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的需要，我当时自作聪明，在每一年的文学编年末附上知名文学家写于该年度的旧体诗词若干首，颇有以诗存史的意味。先生先是首肯，后囿于体例，忍痛割爱，但倡议我专门展开旧体诗词研究，我信而从之。我后来出版《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一书，先生还特意用文言作序。我一直很钦服先生宽阔的文学研究视界，他最初做中国古代文论，后转向西方文论和文学批评，再往后才专治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中国新诗史。我从先生那里悟到做学问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最好要有两套或多套笔法，然后寻找其中的内在关联性，这大约就是古人所说的博而能约吧。在工作后选择旧体诗词而不是其他领域作为我新的学术领地，这当然与我从小喜欢古典文学，包括章回小说和诗词歌赋有关，但也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界里的传统复兴思潮有关。其实早在1990年代以来，国内就开始盛行“新保守主义”或“文化守成主义”思潮，西方当时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是后殖义理论，比如冯骥才对鲁迅的国民性理论的质疑，郑敏对百年中国新诗的重估和批评，就在当时新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这里面都隐含了后殖义理论对现代性理论的批判。但老实说，1990年代的我还是一个纯粹的现代性理论崇拜者，由于一直在校园里研习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故而对古代文学和文论基本上弃之不顾。那个时候我坚信我的前辈所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形成主要是受到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影响，因此我们研究现当代文学只需要从西方视野来观照即可，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研究视界。况且一个研究新文学的博士如果去学习古代文学和文论，多少会被人目之为落伍守旧云云。这也暴露了我当年的幼稚心理，直到步入而立之年以后，我才真正地理解到所谓“新保守主义”并非绝对的保守，而是追求新旧融合、中西化合的新境界。于是我想借助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这个特殊的学术领地，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加以拆解，借此打通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学术壁垒。
张 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就是一副，我觉着“非此即彼”过于绝对，“亦此亦彼”应该是一种新思路。就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几乎每一位学有所长的学院派学者都会用自己的言说方式对中西之争、古今之争这一重要理论命题加以特别回应。在西方文论话语狂轰滥炸的现实语境下，您面对鲜活的中国当代小说文本时，又是如何去把握其中的中西、古今维度的？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mgwxlw/lw42749.html上一论文：对于文学内部中的意象与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