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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述几点思考关于现代制度设计一些深思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1733 浏览:96184
论文导读:承弘扬的有利于杰出人才培养的文化遗产。现代大学当然是西方制度和文化的产物,然而,一旦它植根于不同文化的国度就离不开所在国度文化对它的滋润和影响。就传统文化尤其是教育文化而言,我们不仅不是落后的国家相反却是影响过世界的国家。否则,孔子就不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排名第一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也不会在1988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目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被写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毫无疑问,高层已经认识到担负着强国使命亦即关系到强国梦能否实现的高等教育的健康成长,需要有与之相配的现代大学制度,这是值得我们欣喜的一个现实。为什么要重视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或完善?可以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问一问我们的大学有没有问题?假如我们没有问题,为什么时下社会对大学批评如此之烈,尤其是人们对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广为诟病?假如没有问题,我们大学办学治校的水平与欧美大学的差距何以如此之大,尤其在世界一流大学的竞争中尚未见到任何能使我们后来居上的后发优势?这样两个基本事实似乎已经说明,我们大学确实存在一些不能无视的问题。
一个富有自信并立志进步的民族和国家是不惧把自己置于开放的世界坐标系中与强者比较的。在大学比较中必须承认,我们与高等教育高度成熟的国家还有亟待追赶的距离。当然,我们可以找到诸如“他们的高等教育比我们历史悠久,他们的高等教育理念比我们先进,他们比我们拥有更丰厚的办学资源,他们大学的教授水平比我们更高,他们的生源质量比我们更好,甚至他们的文化比东方文化更有利于杰出人才的培养”等种种为我们自己开脱的理由。这些也许都是导致差距的原因,或许这些又都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比人家的条件更好。比如单讲办学经费,目前我们有些大学的经费比西方大学充足许多。2009年我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从事访学研究时得知,德国精英大学的经费没有我们部分“985大学”丰足。就具体大学而言,百年的大学发展历程已经是一个积淀丰厚的历史,欧美不少大学其实就用了不到百年甚至更短时间跻身于世界名校。在一个人、财、物及知识、科技、信息等资源高效率流动交换的时代,时间已经不是大学成熟唯一的要素,历史并不悠久但很快就崛起的香港科技大学,已经成为对中国大陆高校来说不无启示的楷模。讲到文化的问题,尽管我们确实存在完全个人倾向的诸如“知识改变命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一夜金榜题名,一生荣华富贵”、“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不同于西方社会“向学求知的目的不止于知识积累更是为了知识的创新”、“自我完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社会担当”的不利于我们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价值文化,但我们毕竟是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度,有着许多值得发掘传承弘扬的有利于杰出人才培养的文化遗产。现代大学当然是西方制度和文化的产物,然而,一旦它植根于不同文化的国度就离不开所在国度文化对它的滋润和影响。就传统文化尤其是教育文化而言,我们不仅不是落后的国家相反却是影响过世界的国家。否则,孔子就不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排名第一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也不会在1988年有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发表“人类在21世纪还要生存下去的话,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的联合宣言,更不会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在2001年通过决议,将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定为“孔子日”,并把该日命名为美国教师节,以纪念孔子对人类教育作出的杰出贡献。真正的文化是其影响可以超越时间长度(历史)和空间广度(地域)界限的文化,我们可以不无骄傲地说中华文化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于是,我们自然就会把目光聚焦到大学制度上。其实,大学自创生起就是追求理性并自觉于理性的组织,而制度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理性的产物,具体到大学而言,理性是大学制度建立的基础。因此,大学既需要制度引领,也需要制度守护。哈佛大学首任校长为维护校规而铁面无情地处罚违背了“不能把图书带出图书馆”规定而侥幸让哈佛创校初期的唯一一本书幸免于大火之难的学生时,所持的唯一理由就是:大学是靠规则看守的地方。这就是大学制度的重要性。对大学理性的研究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学是最需要守持理性的组织,正是这种理性守持的需要,导致大学对理性的制度有着极大的依赖性,这就使得我们无法回避大学制度的问题。
关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问题,学界已经有很多讨论。这里仅就大学制度设计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谈点个人的管见,因篇幅所限不予展开讨论。
首先,建立大学制度的目的是什么?毫无疑问,对大学的“管控”是大学制度的目的之一。当然,无论这种“管控”来自政府还是来自大学内部,都是必要的,更何况大学性质使然——目标的多样性、大学组织及其人员和活动的极其复杂性和利益多元化等特征,西方学者甚至视大学是处在“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的“杂乱无章的世界”。关于“管控”大学的合法性、合理性下面再论,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大学制度还有一个更具人性化的目的是建立大学组织内部良性运行的秩序。无论是“管控”也罢、建立秩序也罢,它们都不应该是大学制度设计或建立的逻辑依据,良性亦即富有效率的大学制度是基于办好学治好校培养好人才的目的,这才是大学制度设计最基本的价值取向,而非为管控而管控,为秩序而秩序。
其次,大学制度的三大层面都存在如何完善的问题。首先是国家层面的相关法规,通过国家立法明确规定大学的权力、义务、地位、作用、责任,以及确定政府与大学的基本关系。其次是政府管理大学的制度安排,政府必须在完善并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基本职能的前提下,减少并规范对大学事务的行政审批,从而在大学管理上真正扮演有限政府、法制政府和效率政府的角色。政府层面的大学制度设计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让大学真正能够依法自主办学。依法自主办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政府必须认真研究并处理好政府行政管理权力与大学学术权力的关系,尽可能避免对大学的过度干预,为大学创造能依法自主办学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一谈到政府层面的大学制度常常出现这样的观念误区,似乎政府对大学管控太多从而制约了大学的自主办学。其实,政府“管控”大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来自它是大学的投资者和举办者,假设大学是个公司的话,政府扮演的就是董事长的角色。哪有董事长对公司放任不管的道理?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政府为什么要管理大学了。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研究期间发现摘自:写毕业论文经典的网站www.7ctime.com
,加州政府对加大系统及其大学的管理也是十分严格的,尤其是他们对公立大学的审计报告细致到给杰出教授、院长的工资、给新任校长公寓装修费用等是否合理。因为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政府代表纳税人配置的,他们必须通过合法的手段对大学进行监督和管理。政府不管大学不行,但管到哪里管到什么程度,这必须进行科学的论证并通过立法做出规定。所以在现代大学制度设计的问题上,我以为法律法规层面的大学制度建设和完善必须先行。否则,政府应该管什么不该干什么很难确定。另外,我感到,作为办学者,大学自身存在不少无法把责任推给政府和社会的问题,诸如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大学重大决策的性及管理效率低下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和久而未决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大学制度缺失或缺陷导致的结果。大学内部尤其是大学领导者自省意识不够,对自论文导读:
身问题的反思和批评太少。
再次,大学制度设计的假设前提。所谓假设前提就是一个制度设计的价值先行。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及其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什么样的制度设计。西方立法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人性本恶。所以他们的立法也罢、制度安排也罢,必须防止当权者的权力滥用包括贪腐。大学制度设计应该建立在什么价值基础上?我以为:首先,是对大学的组织属性、本质的界定,必须认识到大学是一个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机构,它有自己独立的运行规律,制度设计应该有利于大学这样一个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组织按其自身的规律运行;其二,大学的制度设计应以人为本,尤其是以生为本,以师为尊。试想一所大学没有了学生、没有了老师,大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为谁办学、靠谁办学的认识问题都没有解决好,你能办好学?以生为本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才,培养人才是大学的第一要义和天职。现在有不少大学实际上在育人职责上用心用力不多,对学术权力的参与决策和管理不闻不问,诸如这样的问题应该通过大学制度的设计得到解决。大学是最复杂的组织,其内部就有很多的冲突和矛盾。比如,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冲突的问题,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冲突的问题,教学与科研冲突的问题等等。只有在大学制度完善的前提下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最后,大学应以学术为本,还需要一定的学术自由,知识探索的规律本身就要求一定的学术自由,这个就不展开了。
以上讨论使我们获得如下的认识,即大学制度设计或大学制度完善需要强调以下两点:(1)大学组织是一个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机构,大学制度设计应有利于大学按自身发展的规律办学,按人才成长的规律教学,按科学管理的规律治校。这是大学制度设计必须坚持的一个最基本价值判断。(2)大学从被动适应社会需要,到主动适应社会需要,再到现在大学积极引领社会发展的演变,使大学成为决定国家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为了让大学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以及更充分地发挥其高等教育强国的作用,在大学制度设计上应该真正赋予并落实大学必要的办学自主权,在管理上适当让大学有自己足够的办学治校育人的空间。这是大学制度设计应该持有的第二个假设前提。只有真正实施了以上几点,我们的大学制度才能更好地引领和守护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