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左拉左拉与现代中国结缘与纠结设计

论文导读：
摘要：爱弥尔·左拉自1915年被介绍到中国之后，受到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文化阵营的推崇，最后被典范化。左拉被典范化之后所产生的文化效应逐渐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及文学现代性的建构中显现出来。左拉在中国被接受与推崇的过程及流变是与中国现代化启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立、白话文的提出、新文学变革、写实主义文学的倡导以及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都存在着种种因缘。本文以1915—1949年左拉在中国的被接受为例，探讨左拉与中国新文学发展及现代性建构之间的交互影响。
关键词：左拉；自然主义；典范化；新文学；写实主义
1004-9142（2013）02-0088-09
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泛指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新文学。新文学有别于五四之前的传统文学最显著的特质被中国学者称之为“启蒙立场、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以及“科学精神和理性品格”。而现代文学这些特质应该说是与中国现代作家身处五四前后现代化语境下接受西学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有关，也是这种文化自觉意识的产物。如果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以及建构问题，有一个作家是不能被绕过的，这个作家就是爱弥尔·左拉。左拉与中国的结缘、他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他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建构所发生的纠结可以说是个永远不能穷尽的话题。左拉在中国被接受的整个过程都直接或摘自：毕业论文评语www.7ctime.com
者间接地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及流变的轨迹。

一、左拉在中国的出场与中国学界给予左拉的礼遇

陈独秀1915年10月15日在《青年杂志》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以及1916年2月15日在《答张永言》的信[3]中，向中国读者介绍自然主义及左拉，标明左拉在中国知识界正式出场。此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又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和《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推崇自然主义文学和左拉，倡导中国文学须效仿左拉、自然主义文学要走变革发展之路的观点。其实早在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就在中国学界呼吁要创立新小说，强调小说对于变革社会、塑造国民性格的价值及意义。1917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又在《新青年》上提出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积极借鉴西方现代文艺的主张，此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一时间成为中国学界最推崇的文学流派。在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浪潮声中，中国学界给予左拉最隆重的礼遇，把他奉为中国作家和中国新文学模仿借鉴的楷模和典范。
当然，面对如此殊荣和礼遇，1902年去世的左拉并不知晓。左拉生前也绝对料想不到自然主义小说会受到遥远的中国读者这样热情地推崇。左拉活着的时候，他所选择的谋生职业不允许他自由地行走于世界各地。他的足迹从未到过中国或者东方任何国家。不过在他交往的艺术界朋友中，有一位叫泰奥道尔·杜雷[4]，曾经到过埃及、印度、中国和日本。或许从这位朋友口中，他了解了一些与中国有关的趣闻轶事。可惜的是，他在书中几乎未谈及过有关中国的话题。与杜雷不同的是，左拉选择的是近似隐居者的生活。自1866年起，左拉辞去了阿歇特书店广告部主任职位、选择了以写小说和评论为职业，从此给自己套上了人生枷锁。他常年像小伙计那样在文学作坊里按照预先拟定的计划一部部地写着小说。写作几乎剥夺了他享受闲暇的权利。对他而言，除非出于写作的需要，否则外出旅行就是多余。他一生只到过英国伦敦、意大利威尼斯、罗马和佛罗伦萨。晚年去伦敦是因为介入德莱福斯冤案而被通缉，不得不只身逃亡伦敦避难，去其他三座名城是为了写《三名城》而外出考察。总之，这位连欧洲都未走遍的作家，去世后，他的作品却替代他在世界各地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文学之旅”，包括进入遥远的中国。
左拉生前十分看重自己在国外的文学声誉。早在1878年7月26日，他在给意大利作家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的信中这样感慨：“在法国，人们绝对没有厚待我，直至不久以前才向我表示敬意。因此来自国外的友好握手更使我深受感动。”[4]来自国外的声名及认同可以让他忘却在本国因发表自然主义小说《小酒店》、《土地》而遭到的辱骂。他的作品经常遭到法国批评家猛烈的攻击，被讽刺为“阴沟文学”，而这样的辱骂和误解几乎伴随着其自然主义文学创作的整个过程。左拉生前很无奈，不得不撰文为自己辩解，并且一再重申：“我们只有靠作论文导读：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导致中国最初现代化运动从学习和模仿西方科学技术的器物（制度层次的变革）很快向五四运动之后“再造新文明”的文化观念变革转向。汪晖曾经提出，推动五四前后中国文化转向的不仅是“从器物、制度的变革方向向前延伸的进步观念，更是再造新文明的‘觉悟”’。也就是说，自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
品才能显示自己。作品使无能者闭上嘴巴，只有它们能决定伟大的文学运动。”[4]左拉在世时，法国批评界对左拉及自然主义文学的批评是相当不宽容的，这也造成了19世纪下半叶自然主义文学在法国毁誉参半的现实命运。不过，与左拉在法国境遇恰恰形成对照的是，自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上半叶，左拉及自然主义文学却在国外，如意大利、德国、瑞典以及日本和中国颇受推崇，不仅在异域落地生根，还衍生出真实主义、私小说、问题小说等。在20世纪世界范围内，左拉甚至成为了许多国家文学变革运动的导火索，成为这些民族国家文学走上现代性追求道路的推动者。
左拉于20世纪初在中国出场后，中国学界给予他隆重的礼遇，以敬仰膜拜的态度接纳了自然主义，从此左拉就进入中国读者的接受视野。此后，由于被大力推崇，左拉的典范化的文学效应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如果要认真探讨左拉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笔者认为必须将左拉放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视域下来审视。左拉与中国结缘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晚清以降中国因两次战争的失败和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开始被迫走上谋求变革发展之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启动是左拉在中国出场的社会历史语境。正如很多学者所言，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启动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的刺激，即受英法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刺激，古老帝国在内部作出了回应。这种回应就是在西方冲击下上至朝廷士大夫下至一般读书人普遍产生了精神困惑和前所未有的民族危亡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导致中国最初现代化运动从学习和模仿西方科学技术的器物（制度层次的变革）很快向五四运动之后“再造新文明”的文化观念变革转向[5]。汪晖曾经提出，推动五四前后中国文化转向的不仅是“从器物、制度的变革方向向前延伸的进步观念，更是再造新文明的‘觉悟”’[5]。也就是说，自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秦汉以来三千年未有大的历史变革的现状有了清醒的认识，遂将晚清以来三次战争的失败与大清朝廷政治制度的腐败、国力的衰落联系起来。于是他们提出，要改变中国现状，只能走变革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然而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就是自我传统文化的失落，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现代意义危机，即以儒家思想及信仰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文人心目中突然间变得不再稳定可靠了。于是从第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开始，中国知识界不断地营造一种新的观念，即“中国的意义世界不可靠，必须向西方寻求新的意义”[6]。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者们在向西方寻求新的意义体系的过程中，渐渐走上了“不断追求‘新质’的革命性，即转向追求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激进主义文化选择的道路”。正是这种激进主义的“文化立场”，使得陈独秀等人选择了左拉及自然主义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学习模仿对象。 源于：论文资料网www.7ctime.com
第一次新旧文化之争（1917-1919），即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阵营与复古派之间的论争。这场论战主要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发动，最初论争只是胡适和陈独秀两人关于文学革命问题的切磋和对话，随后钱玄同和刘半农表示赞同文学革命，并参与了如何对待文言、用不用“狭义之典”、如何采用新名词及评价古代作品问题等讨论。直至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3号上发表了由钱玄同以王敬轩名义写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文章作者模仿旧文人的口吻发表了诋毁文学革命的诸多言论，从而引起了强烈反响。后来陈独秀又在1918年9月《新青年》上质问《东方杂志》关于复辟问题，从而掀起了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持续到1919年夏秋。第一次新旧文化之争应该说也是激进主义文化阵营与保守主义文化阵营利用报刊媒介的舆论造势所展开的笔战。这场论争虽然围绕着新旧语言形式（白话文与古文）、白话文学与旧文学、如何建设新文学等问题展开，但论战的结果是新文化终于形成了“运动”，《新青年》杂志也由一个“普通刊论文导读：
物”发展成为“新文化”、“新思潮”的一块“金字招牌”[10]。正是在这场反对复古派和旧文学的论战中，陈独秀提出了新文学要以左拉及自然主义作为典范的观点。在这场新旧文学之争中，如何看待左拉和评价左拉成了划分和界定新旧文化的一个标准。作为极力推崇法兰西文明的五四知识分子，陈独秀对于左拉及自然主义的最初敬仰及接受态度直接影响到了五四前后中国读者对左拉及自然主义小说接受视野的变化。陈独秀将左拉看成一种“德、赛先生”的象征符号，强调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是一种“新小说”。在他看来，这种“新小说”是与中国传统的“旧小说”相对立的。此外，陈独秀还将自然主义小说描述为具有科学精神的写实文学。他还提出了区别新、旧文学之标准，即“新”的内涵是要包含科学精神、客观实证方法。在他看来，自然主义小说所具有的科学精神就是“意在彻底暴露人生之真相”[10]。他还从进化论角度阐释了自然主义文学价值高于浪漫主义文学之处在于它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对人及社会的精确理解，因而得出了自然主义文学就是文学革命的参照标本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新旧文学论争中，新文化阵营出于浓厚的政治意识和激进主义文学观将左拉及自然主义视为新文学的典范并为中国新文学确立了“新”的标准及价值内涵。这一内涵是以科学精神和进化论为依据的。此外，他们在接纳和移植自然主义文学的同时，主张再造一种新文学，即类似于自然主义小说的写实文学。从此，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诞生了一个新的概念——“写实主义”，这是把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明显不同的文学混同，合并成为一个流派，并将之冠名为“写实主义”，其内涵既指向自然主义，又指向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文学”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激进知识分子所要再造的一种新型文学，也代表着他们对于新文学的一种主观构想。这种文学完全不同于以文以载道为目的的旧文学，而是重在写出具有新时代意义的新思想、新感情。它是写人的文学，写人的平常生活、源于：初中英语论文www.7ctime.com
精确反映社会真相的文学。第一次文化论争确实是围绕中国小说界要不要进行文学革命以及文学革命的必要性来展开的。然而论争的结果确立了左拉在中国小说界的典范化地位，并提出要以左拉为榜样创造出写实文学。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论争中，即使在同一激进主义文化阵营中的钱玄同、胡适和陈独秀，他们在看待外来文学及本国古代小说的价值时，最初也各有不同的见解，通过反复比较中西方小说的优劣，经过彼此的对话和争论，才最终统一到了“应该完全输入西洋最新小说不失为一种独到的目光”[11]的观点上。在第一次新旧文化论争中，《新青年》完全成为主导中国学界主流的话语声音，因此，像“学衡派”、“甲寅派”中的文人即使对左拉典范化有不同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最后还是被学界一片赞同声打压了下去。其实“新青年派”与“学衡派”和“甲寅派”在这场论战中，面对东西方文化的优劣都是各持己见的，双方都是有纠结的，这也为下一轮论争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大规模的文化论争（1921-1927），即五四之后新文学建设初期文学研究会与小说周刊《礼拜六》和创造社，以及创造社与太阳社，革命作家与《现论》和新月派之间的论争。这场论战持续时间长，涉及的问题比较多，而论战的发起者除茅盾之外，还有郭沫若、成仿吾、梁实秋、郁达夫、鲁迅等。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新文学已经有了初步的成就，以现代白话书写的现代小说、新诗、话剧、散文都已初具规模，涌现了像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徐志摩、梁实秋等一大批作家。第二次文化论争的起因是《小说月报》的革新。论争主要围绕中国新文学的社会功用以及文学价值等问题展开。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的白话新小说创作尤其是“问题小说”创作呈现出繁荣态势，如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崭新的形式揭示了旧制度吃人的本质，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冰心的问题小说《斯人独憔悴》反映五四学生运动。这些作家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启蒙和教育国人的意义。而小说周刊《礼拜六》则发表大量的“言情小说”，即鸳鸯派消遣文学。1921年1月，茅盾接任《小说月报》主编。出于要变革现实的国情需要，他要将鸳鸯派赶出此刊，让《小说月报》成为新文学的阵地。为此他开始积极倡导“为人生”的文学，提倡写血和泪的文学，反对无病，主张文学要揭露社会，发挥唤醒民众意识的启蒙作用。茅盾的一系列举措遭到鸳鸯派作家的非难与攻击，于是从192论文导读：
2年7月开始，茅盾便利用《小说月报》作为阵地发起反击。他从1922年7月至1924年7月撰写《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多篇文章，推崇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的写实风格，从而在文坛上引发了关于新文学的出路以及写实文学的社会功用等问题的讨论。而这次讨论后来又引发了创造社对茅盾的“为人生”观点的批判。这次关于文学的社会功用问题的大讨论虽然借用自然主义小说作为论战的利器，但是发起者茅盾却看出了“自然主义注重实地观察与客观描写，认为这是‘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的’写作态度与方法”[12]，强调要用自然主义文学的这种创作方法来医治新文学脱离实际的幼稚病。可以看出，在第二次文化论争中，以茅盾为代表的五四之后出现的知识分子已经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在看待自然主义文学问题上有所不同。茅盾不是单方面地主张将自然主义全盘移植过来，而是强调将“他化”（即简单输入外来文化，用外来思想启蒙教化我们）转变成“我化”（即如何吸收自然主义文学的长处来克服新文学的弊端）。第二次文化论战的发起者本意是要让中国新文学作家跳出刻意选择问题题材的思路，让他们更关注现实问题、更注重实际生活的观察与描写。由于文学研究会的代表茅盾过于强调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所以他对于自然主义小说创作方法的推崇不久就遭到了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的质疑。成仿吾指责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写实主义是庸俗主义，它并不能肩负艺术提升人的精神与情感的伟大崇高使命。他认为左拉要求作家的那种不表露任何主观倾向、冷冰冰地展示生活真相的描写方式，是与20年代“人生派”作家呼吁写出血和泪的作品、发挥文学唤醒民众意识的作用相抵触的。成仿吾的观点间接地指出了自然主义文学的软肋。这场论争的结果，没有最终的胜方，各派依然各持己见。这次论争也没有解决中国新文学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反而让人们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典范化作用产生了怀疑和困扰。 从第二次文化论争的结果看，自然主义文学的典范化问题在20年代初期中国小说界首次遭到了质疑。人们开始质疑自然主义文学观念及创作手法是否适合中国写实主义文学要发挥启蒙大众的需要。而创造社作家则提出了自然主义就是庸俗主义的看法，它引领不了中国新文学。与此同时，《小说月报》通讯栏中也登载了读者致编者的来信，谈及他们阅读自然主义小说的真实感受，即自然主义文学只提供黑暗的悲哀，这种写实最终将人们引向悲观主义，而不是乐观主义。实际上在这场文化论争中，人们所纠结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新文学要为人生和社会指明方向，而左拉的小说无法为人们指明方向；第二是创作“血与泪”的写实文学与自然主义那种客观不露任何倾向性的描写方法是相对立的。各派作家的纠结还是体现在对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概念术语的不同理解上。而根本的冲突还是这一时期中国新文学恰恰需要作家干预生活的创作态度和立场，这其实是自然主义文学之前的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家所主张的。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本来反对的就是作家过于干预社会的态度。然而由于陈独秀和茅盾等人将自然主义文学等同于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因而让人们对之产生了误会。在这种异样声音出现之后，茅盾也对于自然主义文学理论能否引领新文学进行反思，后来逐渐意识到自然主义文学其实是承担不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使命的。
第三次文化论争（1927—1937）的背景是新文学的发展遭遇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以及大革命失败这一特殊政治危机事件。历史格局的变化迫使新文学转向表现政治革命斗争的题材，也就是说作家要在创作中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所以以郭沫若、成仿吾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开始提倡革命文学，他们不久就向不过分表明自己立场的鲁迅提出责难。这一时期围绕建设革命文学问题，创造社与同样倡导革命文论文导读：
学的太阳社以及鲁迅展开了论战。这场论战表面上看与左拉自然主义文学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关于革命文学题材的争论引发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思考。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主张新文学要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表现重大的革命题材，要展示知识分子在革命转换的关键时刻的心理历程，表现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等等。革命文学的创作同样需要方法论的指导。于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作家都对自然主义能否引导革命文学创作产生怀疑，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日本左翼文学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1928年7月《太阳月刊》停刊号开始译介日本理论家藏原惟人的《到新写实主义之路》，“这便是‘新写实主义’理论的正式传人”[12]。创造社的蒋光慈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中针对茅盾的小说《蚀》，讽刺这位早年倡导自然主义文学的作家是写不出新作品的。在他看来，茅盾早年强调小说家创作不能全凭作家本身的经验而要凭借客观的观察，他认为茅盾是觉悟不到自己应该肩负着时代使命的。其实蒋光慈在批判茅盾的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自然主义文学理论能够在创作实践中指导革命文学。真正能够指导革命文学创作的只能是另一种文艺理论，即“新写实主义理论”。据温儒敏的研究，1929年成为中国译介马恩著作的丰收之年，中国知识分子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著作多达155种，这有利于“新写实主义”的倡导。在他看来，这一时期提出新写实主义理论的主张受到苏联和日本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12]。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新文学所要借鉴的思想资源已不再是法兰西文化，而是苏联与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了。1931年9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出现民族“救国存亡”问题，加之国民党在国统区对左翼文学实行文化“围剿”，处在艰难环境下的左翼作家开始思考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强调要坚持文学真实表现生活，所以自1932年到1937年中国新文学渐渐从革命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转型。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现代文学的左翼政治倾向明显，作家世界观问题也就成为文化论争所要涉及的话题。所以第三次论争就发生在革命文学与新写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这场论争不仅促使鲁迅、茅盾等作家去翻译和阅读马恩列斯的著作，也促使左翼革命者在内的理论家，如周扬、瞿秋白等去译介苏联学界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研究资料。瞿秋白为了让学界弄清这些理论问题，还直接根据俄国《文学遗产》的材料将马恩论述现实主义文学的文章译介过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法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批评家拉法格的文章《左拉的（金钱）》译介过来，他还撰写了《关于左拉》的论文。瞿秋白翻译了马恩论述现实主义文学的三篇经典性文章，尤其是《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13]。瞿秋白译介马恩论述现实主义文学和拉法格研究左拉的文章，最初动机是为了让左翼作家了解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与自然主义的写法有何区别。他试图从理论上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谈清楚，这样有助于左翼作家确立其思想立场。正是瞿秋白的译介最终导致了左翼作家放弃对自然主义的推崇，直至转向接受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他的译介是让中国学界改变了对于自然主义文学价值的认识，重估了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此后中国新文学在朝着现实主义方向发展过程中，小说界给予巴尔扎克的关注要更甚于对左拉的关注。这最终导致了30年代末左拉在中国的退场。从此自然主义典范化问题也从人们热议的话题中逐渐淡出。
从第三次文化论争的结果来看，新文学确立选择走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道路，中国作家越来越注重民族化文学的建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坛围绕选择用什么理论来指导中国现实主义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问题曾爆发过论战。这源于：论文格式模板www.7ctime.com
些论战引发了学界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讨论。早先被推崇的自然主义文学又与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发生了纠结。左翼作家最终从国情出发，对这三大文学的创作理论进行反复比较，最后作出选择，即扬弃自然主义，选择现实主义。在这场论争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没有继续坚持以陈独秀和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阵营的文化选择，他们从普罗大众的立场重新选择了再造新文学的模仿对象——巴尔扎克，这一选择最终使得左拉在中国退场。此后左拉的典范化效应开始逐渐黯淡下去。
三、隐性与显性影响：左拉退场之后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论文导读：源于：大学毕业论文www.7ctime.com上一页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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