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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城市文化价值提升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0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4145 浏览:14093
论文导读:
武汉与茶叶之路的渊源
武汉因为处于历史贸易之路中,不断地自我提升历史文化宣传价值,比如2013年在长江江滩中竖立“茶叶之路”的起点标志碑,比如2015年武汉世界园艺博览会中拟建立茶叶博览馆。2002年,笔者与武汉作家刘晓航和电视导演周详,结识了俄联邦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商业旅游方面的几位人士和在中国市场人。他们希望建立一条“茶路之旅”,恢复“汉口茶”向俄国、哈萨克和蒙古销售,并看能否建立一条历史游览之路。我们一道来到赤壁市羊楼洞镇和新店镇,寻找当年“汉口茶”的踪迹。
当时是基于旅游开发的角度,以汉口作为曾经畅销世界的“汉口茶”起点。清朝后期,俄华茶叶之路上最大的节点是汉口,通过汉口,茶叶最早是经过汉水运到河南,转陆路到山西,越过黄河到张家口或归化(呼和浩特),再运到中俄边境(今俄蒙边境)的恰克图。山西商人最早制约这条线路。汉口和上海向外国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后,另一条更常走的线路是由长江水路运到上海,转海运至天津,转陆运走张家口——恰克图线;或从上海海运到海参崴转西伯利亚大铁路。英商们则都是从汉口走长江线运茶叶到上海转海运出口。次一级的茶叶之路,其一是晋商从汉口船运到镇江,入京杭大运河北上;其二是俄商从汉口水运至上海后出海过苏伊士运河到俄国(今乌克兰)敖德萨港。
不管走哪条线路,走海运,走河运,走陆运;不管贸易商是晋商,是俄商,是英商,汉口因为其地处产茶大区鄂湘皖赣的长江水道的交汇处,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成为茶叶之路的共同起点。可见,商品化了的“汉口茶”,其实并非产于汉口。汉口茶曾一度主宰了中国对外出口茶叶达六十年之久,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创汇商品。根据《江汉关贸易报告》,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汉口出口贸易中,茶叶的比重一直位居首位,且各年份都远高于居第二位出口量的商品。第二个数据是汉口茶叶出口占全国茶叶出口的比重,二十世纪初时,都在六至八成。第三个数据是十九世纪以来俄国从中国进口值中茶叶比重,这个比重是逐年增加,直到1851年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已超过95%,也正是这时,俄商开始进入长江中下游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直接从地方商人手中收购茶叶,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完全依赖于晋商的。第四个数据是1866——1903年中、印、锡兰茶叶在英国市场份额比照:中国茶从96%降至10%,而印度与锡兰茶则由4%上升为90%,这一方面说明在南亚茶叶培植前,早期英国市场也就是世界市场上对中国茶叶的依赖之大。
认识到这些后,就不仅是旅游线路的开发,而更进一层到对“汉口茶”这个商品名的重新提升。武汉黄鹤楼茶叶公司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一方面在汉口和武昌开辟经营性的茶叶茶具销售市场和饮茶休闲市场,一方面生产并注册黄鹤楼茶叶,现在更深入到鄂西开辟茶园基地。
城市构成要素源于茶
美国学者罗威廉那两本著名的谈汉口的学术作品,之所以对中国人耳目一新,是因为他以西方成熟的城市形态学的视角来观察和论述汉口,他认为汉口在中国是最堪与西方城市形态相比较的典型城市,因为它是较纯粹自由经济的产物。商品交换的数量、品种、范围,决定了城市的规模与繁荣程度。汉口以商立市,与一江之隔的作为农业社会地方行政中心的武昌城,是完全不同的。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汉口与武昌在历史上巨大差异的理由,它们不仅是长江天堑的阻隔,更是两种生产形态的分离。历史上汉口与武昌的分分合合,其实只具有行政上的作用,而不存在城市内部的有机融合。
重农抑商文化下的中国政府,其实并未在中国近代城市的形成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像汉口这样的城市,更多的是靠商业组织——行会在经济上起到相当的调控。官府自主地发展汉口市政,要等到张之洞督鄂时。实际上,湖北地方官从太平天国后的胡林翼、官文以来,一贯奉行不干预行会商业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好处是藉此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十九世纪时大约全国四成的行会在湖北,很多是由最初地区帮派的商会组建成的行会如茶叶公所、钱业公会等。
茶叶贸易与生产,直接促成了汉口的地方船运业、板材业、金融票号、税务厘金乃至市政。而外商直接收购加工茶叶,更产生了武汉第一批近代企业——俄商的茶叶加工厂和包装厂。全国四大海关中惟一内河海关江汉关也是因为茶叶出口税而设,汉口的第一家外国银行渣打银行是因为茶叶贷款汇兑业务而生,汉口第一个对外船运码头是俄商顺丰茶厂码头,第一艘来汉的外国轮船“飞剪号”就是装载茶叶的。在此之上,汉口来自各方的商人与工人、贩夫、流氓组成了五湖四湖的市民阶层,并在茶业中与相应的金融业、船运业中产生出第一批买办。这样,一个近代城市的各种构成要素就在茶业的兴旺中渐渐具备完善了。
“汉味”产生于茶文化之上
对城市文化的产生演变的探究,不能不依据当地经济的发展特点,而城市精神则是这种文化正能量的提炼。对于武汉的城市文化,过去一直有商文化、楚文化、知音文化、首义文化与茶文化的几种观点,其中商文化与楚文化都不是以武汉为主要代表地的,而且与知音文化一样年代久远,实物遗存匮乏,这极大地减轻了大众心理上对它的形态认同。至于武昌起义,一方面要揭示出它所发生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群体意识;另一方面要看到它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严格而言它与张之洞个人有极大的因果关系,所以,起义成功后,连革命党首领孙中山、黄兴都始料不及。正因为如此,起义后不久政治中心便转移到北京、天津、南京甚至广州去了。将武昌起义置于民国创立的大背景下考量,武汉并非惟一和最重要的能以辛亥革命文化做底蕴的城市。
武汉作家董宏猷的《汉口码头》虽说是文学作品,它的人物和故事构成却是建立在汉口茶业经济的背景上,他把早年在汉正街的生活经历与汉口茶叶港结合,与他提出的“汉口城市码头文化”的论点相吻合,最巧妙地是他把武昌起义也结合进故事的发展进程中,基本包容了武汉形成期的主要方面。武汉城市的“汉味”或者说城市文化,正是与汉口早年的水陆贸易尤其是茶业休戚相关的,比如武汉人性格中的包容不排他性,江湖气投机性、小富即安、现实又虚荣、开放又传统等等特点,都可以从这种经济特性产生的人口构成中寻找。武汉的饮食特点、武汉话中的词语来源、武汉的中西杂糅的建筑风格论文导读:租界志》,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武汉外贸志办公室:《汉口对外贸易地位(1867-1949)》,1981年罗威廉:《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江溶、鲁西奇、罗杜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皮明庥:《
等等,也都能从这种经济与人口特性中找到蛛丝马迹。武汉被定位为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不过,“码头文化”易为人误解为地痞文化,其实汉口的码头,有商码头、土码头、官码头、洋码头之分,各据汉水罗家墩到长江谌家矶“十里”水岸之一域,它的后面是城市经济和社区生活的多元化,但都一度在茶上统一起来,笔者以为不如称之为“茶业文化”。
特殊的地理产生了特别经济,特别的经济构成了特性人口,特性的人口产生了“汉味”文化,从这个层面上认识,茶叶之路的宣传就要与武汉特性建立必定的联系,同时,“汉味”也才真正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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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