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30年代北平文化沙龙风波

论文导读：
摘 要：1930年代是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交往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各具特色的文化沙龙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为学人们提供了公共交往空间。本文以“太太的客厅”风波为中心，对这一时期北平文化沙龙现象及梁家茶会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剖析了“太太的客厅”风波发生的时代背景及缘由。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单纯追求学人情趣而忽略学人责任的文化沙龙，争议在所难免。
关键词：1930年代；沙龙；林徽因；冰心
；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0-0048-06
1933年9月27日，已在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冰心开始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①令人不解的是，这篇现实主义风格突出的小说发表后，当时十分活跃的文学界鲜有正式评论公开发表，但在学人内部却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还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小说中描绘的“太太的客厅”所喻指的对象及其所代表的在北平文化界方兴未艾的文化沙龙，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对于这场因文而兴的沙龙风波，学术界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相关的专题研究成果很少，且主要体现在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其研究重点在于《我们太太的客厅》是否影射了林徽因，并因此使冰心与林徽因二人结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学勇的《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他指出，这篇小说发表时“许多熟人议论，作品讽刺了林徽因和徐志摩”，冰心“以发表小说公开讥讽‘太太’，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堪，‘结怨’之深势在必定”。②如果说所谓的“太太的客厅”，代表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新潮的交际方式，“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等公共空间的‘东方版本’”，③或是“京派文人的一种聚合形态”④的话，由《我们太太的客厅》一文引发的争论和矛盾，则具有更加复杂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193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的理念分歧。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理由，有助于我们跳出个人恩怨的窠臼，更加深刻地剖析这一矛盾背后的“理由”。
1930年代，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学术文化研究及文学创作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在北平，以高等院校，尤其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为中心，逐渐聚集起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他们不仅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思维活跃，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文化世家背景。“一方面禀赋丰厚深广的传统文化积淀，同时又前往西方文化的中心地欧美或地日本亲身沐浴过。”⑤相似的学术兴趣和求学、甚或成长经历，使得他们很容易找到彼此感兴趣的话题，也愿意把对方视为可信赖的交往对象而经常在一起交流畅谈。当然，较为丰厚的薪俸及较多的闲暇时间，也是促使交往得以实现并延续下去的重要因素。抗战之前，国内高校普遍依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的《大学教员薪俸表》发放教师薪俸，其中教授400～500元/月，副教授300～340元/月，讲师220～260元/月，助教140～180元/月。①虽然各高校在执行过程中情况不尽一致，但总体而言，抗战爆发前的高校教师，尤其是清华、北大等名校教师的薪俸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这种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不拘形式，不拘内容，自由灵活，完全是在思想和文化层面的交流与沟通。虽然聚会的方式各不相同，也很少有一位才貌双全、机智优雅的贵族女性主持，但就其交往内容而言，则颇具近代以来西方沙龙的风格，或者说，这种新式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公共交往方式，就是中国化的学人沙龙。
朱光潜和梁宗岱共同组织的“读诗会”在1930年代的北平很有名。“读诗会”每月一至两次，地点就在北京大学附近慈慧殿三号朱光潜的家里。“读诗会”参加者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京派作家。北京大学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人，清华大学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人，此外还有林徽因、周煦良等社会名流。朱光潜的一些学生也定期来此聚会。大家“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轻轻的读，环境又优美合宜，因作者诵读的声容情感，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②对于组织这个聚会的动机，朱光潜坦言源自自己在英国留学时的经历：
我在伦敦时，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书店专门卖诗，这个书店的老板组织一个朗诵会，每逢周四为例会，当时听的人有四五十人。我也去听，觉得这种朗诵会好，诗要能朗诵才是好诗，有音乐，有节奏，所以到北京后也搞起了朗诵会。③
事实上，这种相对封闭的学界同人聚会不仅成为他们进行社会交往、愉悦身心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是他们汲取信息、交流思想、评论国是、激发灵感的重要载体。例如哲学家金岳霖经常邀上一帮子学术界的好朋友来家里聚会，被称作“星（期）六聚会”。每次聚会，“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政治的情况”，金岳霖虽然是搞哲学的，但在自家的沙龙上，“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④据陈岱孙回忆，经常来此聚会的“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仁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外籍的学人”以及“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他甚至还在聚会上遇见过“几位当时戏剧界的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和“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陈岱孙感慨：“1930年代的北平文化沙龙风波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⑤胡适在1931年3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当天参加“星（期）六聚会”的人，他说：“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的太早了。与岳霖闲谈。吃茶的人渐渐来了，有Miss Jones，Mrs.Swan，Prof.& Mrs.Jameson、志摩、叔永、莎菲、擘黄、奚若夫妇、端升、熊□□。”⑥
北平学术文化界的小范围聚会还有很多。传统文人色彩浓厚论文导读：时人津津乐道的上一页1234下一页
、甚至有着些许“隐士”风格的是以周作人为中心，俞平伯、废名、孙伏园等人参加，通过聚餐、尺牍、唱和、听曲、逛书店等方式建立联系的“苦雨斋”群体。工作需要外加学人情谊色彩突出的有《独立评论》成员聚餐会和沈从文、萧乾负责《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组织的来今雨轩茶会及聚餐会，等等。当时北平的学术文化界人士，不仅乐于参加这种文化沙龙，有条件者，更愿意召集各方朋友，来家中聚会，亲自担当沙龙的主人。久而久之，一些沙龙渐成气候，在北平学术文化圈颇具知名度。其中，位于北平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梁思成、林徽因家的茶会，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1933年的京城“沙龙”风波不仅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使其得到了一个称号——“太太的客厅”。
1930年前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先后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回到北平，全家搬进东城区米粮胡同二号。之后不久，又搬到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三号。由于梁思成夫妇独特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加上他们显赫的家世和国际色彩浓厚的教育背景，回北平伊始，他们就结交了众多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朋友。随着他们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交往圈子的不断扩大，梁家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的招待朋友的茶会人气日盛，颇具知名度和号召力，成为这一时期北平文化沙龙的代表。
梁家茶会之所以名噪一时，主要理由有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理由也凸显其特点与风格。
一是聚集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
梁家茶会通常是在星期六的下午，没有固定的主题，没有规定的钟点，没有繁文缛节，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诗人徐志摩、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物理学家周培源、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社会学家陶孟和、国际政治专家钱端升、哲学家邓叔存、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甚至还有他们刚刚结识的美国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等等，这些当时或是以后享誉中外的学术大家，都是这里的常客。徐志摩生前在北平参加的最后一个活动，就是梁家茶会，主题是欢迎来华参加太平洋会议的柏雷博士。
应当指出的是，梁家茶会的参与者，包括茶会的主人，同样也经常参加其他好友举办的沙龙。林徽因就是慈慧殿三号“读诗会”的常客，而来梁家茶会的诸多好友往往活动之后，又会直奔金岳霖家的“星（期）六聚会”。尽管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总体上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但通过一个个文化沙龙，他们有效地构建起一张社会关系网络。
二是茶会的女主人才华横溢、率真热情。
这是梁家茶会最具特色的一点，也是后来招惹非议的重要理由。毫无疑问，林徽因是茶会的核心人物。不仅因为她是这个院落的女主人，更主要的是她出众的才华和率真的性格。费慰梅对此感受颇深，多年之后还念念不忘梁思成夫妇的热情和真诚，以及林徽因表现出的率真个性。当时，费慰梅和费正清新婚燕尔，初到北平，在无意间结识了梁思成夫妇，继而成为好朋友，并经常应邀参加梁家茶会，她回忆说：
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①
李健吾则这样描述林徽因：
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理由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然而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的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忧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他甚至明确表示：“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②
林徽因尽管天赋极高，留下的文章却并不算多，萧乾对此不无感慨：
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③
三是为有才华的年轻学人提供了崭露头角的舞台。
事实上，梁家茶会不仅有鸿儒，很多年轻人也得以在此与大师们面对面沟通与交流，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习平台。萧乾的经历就颇具代表性。1930年代是林徽因从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她非常关注文艺界的动态，尤其是刚刚崭露头角的、潜质高的年轻人，甚至会主动邀请他们到梁家作客，千方百计予以提携。萧乾就是其中的一个幸运者。当年的他还只是一个在燕京大学读书的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蚕》。林徽因对这篇小说很欣赏，主动写信请时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沈从文出面，邀请萧乾到梁家喝茶。她告诉沈从文：“萧先生文章甚有味。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的是否礼拜五，如果是下午，五时在家里候教，如嫌晚，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①不难想象、也不难理解接到邀请后萧乾那种诚惶诚恐的心情。这次茶会让萧乾信心和勇气倍增，“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②
对于文化沙龙这种西式风格的学界同人的交往方式，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未提出太多异议。相反，很多参与者深感获益良多。梁思成晚年曾告诉他的学生：
不要轻视聊天，古人说：“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的知识视野，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聊天……常常是没有正式发表的思想精华在进行交流，三言两语，1930年代的北平文化沙龙风波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直接表达了十几年的真实体会。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是从聊天中得到的启迪，以后才逐渐酝酿出来的。英国剑桥七百年历史出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可能与他们保持非正规的聊天传统有一定联系……聊天之意不在求专精，而在求旁通。③
就在沙龙文化盛行北平之际，冰心发表了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毫不客气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她所熟悉的知识界精英，对这种文化现象以及当时知识界精英自我封闭、脱离社会的理由予以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在她看来，被时人津津乐道的论文导读：
文化沙龙，恰恰是这种靡靡之风的集散地。一场关于京城文化沙龙的风波由此而引发。
在小说中，冰心用略显调侃的风格勾勒和讽刺了上流社会“沙龙”上各色人等光怪陆离的言行，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虚伪、无知、颓废。冰心笔下的“太太的客厅”的主人是一个敏感、好强、虚荣的妇人，“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看似整日忙碌，实则空虚无物，每天在无聊的应酬和闲谈中打发时光。“太太的客厅”的常客尽管不乏科学家、画家、诗人、哲学家、医生等所谓的上层社会精英，但在作者看来，这些人都是病态的，从为人处世，到言谈举止，尽管还没到醉生梦死的地步，但至少是空虚无聊之极，就如同小说中的诗人所写并当众诵读的那首名曰《给——》的新体诗：给——
我昨夜梦登最高的峰上，地下没有一盏灯，
天上没有一颗星。
我只觉得身边有个你——
冰冷的是你的手，跳动的是……④
冰心之所以采取这种叙事风格来创作这篇小说，其主要目的应在于引发学界同人的警醒和反思，即作为领风气之先的知识界精英，应该如何脱离一味营造个人情调的小圈子，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社会，面对“九·一八”之后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对民族和国家赋予知识精英的使命。单就此而言，《我们太太的客厅》应该算得上是一部很有思想的文学作品。吊诡的是，一方面，这部作品发表之后，学界和舆论界出奇的平静，鲜有评论文章发表。但另一方面，在学界同人中间，即在所谓的“熟人”内部，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并由此引起了关于“太太的客厅”的诸多猜测。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对于小说中所描述的人和事，学界同人很容易产生联想：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整篇作品其实是在影射、讽刺林徽因和参加梁家茶会的朋友们。好事者甚至将小说中的人物与梁家茶会的常客逐一“对号入座”。尤其是小说中着力描写的那位“诗人”，“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⑤这与现实中徐志摩的形象竟如此相像，难怪人们会有如此的联想。文洁若回忆：
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而写的。⑥
纠葛由此而产生，尽管林徽因和冰心两人均未对此事公开表态，但一些信息还是流露出她们的不睦。据李健吾回忆，林徽因曾亲口讲过一个得意的趣事，《我们太太的客厅》发表后学界同人猜测很多，林徽因刚好从山西考察古建筑回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看到这篇小说后，立即叫人把那坛老陈醋送给了冰心。①1940年11月，林徽因在写给好友费慰梅和费正清的信中丝毫未掩藏对冰心的反感，她说：
朋友“Ice 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②
或许是当事双方均为社会公认的才女，又是福建同乡，留美同学，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注意力放在她们之间的冲突上，渐渐地，竟然忽略了对冰心小说现实作用的关注和深思。因此，在这场沙龙风波中，原本应很有作用的关于知识精英责任与使命的讨论并未出现，小说中的“太太的客厅”究竟是不是梁家茶会的翻版、女主人公是不是林徽因等八卦议论却着实不少。虽然风波的劲度不大，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其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梁家茶会从此拥有了一个非褒亦非贬的名号——“太太的客厅”；二是后人往往把这场沙龙风波与冰心、林徽因的私人恩怨联系起来，似乎除此之外，这场风波没有值得后人去关注和深思的价值了。前者，无须多言；后者，或许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分析，沙龙风波的症结究竟在何处？
晚年金岳霖在其撰写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及当年的沙龙风波：“（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1930年代的北平文化沙龙风波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③作为当年北平文化沙龙的身体力行者，金岳霖的观点或许正是冰心需要听到的反馈。对于1930年代中国的国情和流行一时的文化沙龙，冰心应该很熟悉，否则她也不会贸然以此为对象来创作小说。
193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状态中。一方面，随着1928年张学良宣告东北三省遵守三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南京国民政府初步完成了对全国的形式上的统一；之后的党统之争和中原大战，最终以的胜出而告终，南京国民政府自此基本上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国家建设亦开始步入正轨。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快速发展期，也因此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潜心思进，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不遗余力地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另一方面，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日本加紧对华侵略步伐，从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到“九一八”事变吞并中国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再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日本人不停地用的暴力打压着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建设国家的热情和信心。但国民政府却在攘外必先安内旗帜下，大打内战。可以说，抗战爆发前十年，中国社会就是在这种痛苦而压抑的矛盾状态中踯躅前行。加之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混乱秩序，加剧了各式各样的社会矛盾。
正是受这种纷繁复杂形势的影响，任何一种现象，尤其是上层精英的言行，都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同的反响。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时代，一大帮生活优越的高级知识分子远离劳苦大众，品茶论道，自然会在社会上产生一些非议。更何况，还有一些上层知识分子一再标榜要远离社会，追求所谓的闲情雅致。前文曾提及的以周作人为中心的“苦雨斋”群体在1930年代的北平也颇负盛名。1930年5月12日，周主持的散文周刊《骆驼草》创刊，由废名起草的《发刊词》开篇即声明：“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响都是于有闲之暇，多论文导读：想追求，一种看似悠闲、实则颓废空洞的生活状态。如果处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这种追求或许说得过去，但在危机四伏、亟待变革的中国，如果他们的追求得以引领时尚，结果恐怕不堪设想。就这一点而言，“苦雨斋”群体看似少了几分洋气，且没有漂亮的女主人，实则更接近冰心笔下的“太太的客厅”中的各色人等。虽然《我们太太的客厅》
少做点事儿。”关于办刊原则，废名强调，“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④“苦雨斋”群体的交往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家常性的互访活动，闲聊，品茶，家宴，往往是无目的的消遣闲暇时光；第二，相对比较正式的宴会，一般在一些相对固定的餐馆进行；第三，共同的外出活动和社会活动，例如寻访北平的古旧书店，逛琉璃厂，郊游等；第四，书信往还和题写序、跋等，体现了传统文人墨客交往的特性……①应该说，试图超然政治与社会之外，一味追求人文的“闲适”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知识精英的理想追求，一种看似悠闲、实则颓废空洞的生活状态。如果处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这种追求或许说得过去，但在危机四伏、亟待变革的中国，如果他们的追求得以引领时尚，结果恐怕不堪设想。就这一点而言，“苦雨斋”群体看似少了几分洋气，且没有漂亮的女主人，实则更接近冰心笔下的“太太的客厅”中的各色人等。虽然《我们太太的客厅》很具思想性和时代性，但小说的发表引发的种种猜测和议论，恐怕是冰心始料未及的。显然，这种烦恼也波及到林徽因和她主持的梁家茶会。需要指出的是，与其说是冰心的小说让梁家茶会饱受非议，不如说是危机的时代转变了人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尽管，大部分知识分子精英并没有忘却自己的国家，忘却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金岳霖为例。从东三省沦丧，到抗战全面爆发，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梁思成夫妇全力以赴地展开了与时间的竞赛，争分夺秒地开展古建筑调查，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保护方案，力争赶在战争爆发之前，找到尚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力争赶在日本学者之前，写出中国的建筑史。从某种作用上讲，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方式的抗战呢！1935年末，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态势已迹象尽显，梁思成、林徽因便开始了内迁的准备。在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如果我们民族的灾难来得特别迅猛而凶暴，我们也只能以这样或那样迅速而积极的方式去回应。当然会有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握着空拳，却随时让人威胁着羞辱我们的‘脸面’。”②在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日子里，梁思成、林徽因仍在真诚地期盼着胜利的时刻。李健吾曾这样评述抗战期间颠沛流离中的林徽因：“现在，到什么场合寻找她的音容？她和丈夫，抛弃闲适的客厅生活，最先去了昆明……我最初听到他们的信息，是有人看见林徽因在昆明的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当留在祖国吃苦。他们享受惯了荣华富贵，如今真就那样勇敢，接受上天派给祖国的这份苦难的命运？林徽因，在她大勇若愚的忧患中，贫病中，倔强中，没有写出类似下面的美好的词句：心此刻同沙漠一样平，思想像孤独的一个阿拉伯人？”③
金岳霖则在抗战爆发以后和诸多清华同仁一起开始了流亡生涯。从北平到长沙，最后辗转来到昆明。强烈的爱国心和对日寇的满腔仇恨，激1930年代的北平文化沙龙风波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励着金岳霖全力以赴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先后完成了《论道》和《知识论》两部书稿。对于他在抗战期间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冯友兰的一段话讲得非常透彻：“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困难，躲入了‘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④
【作者简介】胡志刚，男，1972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天津城建大学社科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