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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从《儒林外史》看儒家士文化之没落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26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4112 浏览:10012
论文导读:
【摘 要】《儒林外史》与儒家士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小说中所体现的作为儒家文化核心内容的“内圣外王”理想的幻灭。八股文化与假儒士殊途同归,都在消解着真正作用上的儒家文化传统和士人基本的道德标准。士人们已经不能保持群体人格的独立,失去了与以皇权为代表的“势统”相对抗的能力。
【关键词】《儒林外史》;儒家文化;士人;道德标准
《儒林外史》的落脚点在文化,吴敬梓倾全力关注、深思的也是文化理由以及与之相关的士人出路理由。作者的感时伤世就是基于自己尊崇的儒家思想全面没落、世态炎凉的现实状况而发的。他“秉持公心,指摘时弊”,i 怀揣着对原儒思想执著推崇和“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的人生理想,尖锐地指出当代士人群体心中多存的是儒家思想的形式而非内容,这使他们面对功名富贵的诱惑时,很容易陷入道德堕落的深渊。

一、“内圣”失去根基——价值理想的缺失、人伦秩序的破坏

先秦儒学以其自成体系的价值观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对士人们提出的的道德建构,是对士人们“内圣”方面的要求:“三达德:智、仁、勇;五行:仁、义、礼、智、圣;四善端:仁、义、礼、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忠、孝、诚、信、礼、仪、廉、耻。” ii强调了个人价值、道德的完善以及对群体的认同等。
吴敬梓慧心独具,他一方面洞穿了人性的自私本质,一方面也深刻认识到这种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才能实现的价值理想带给士人群体的窘困。第八回中,王惠知任南昌太守时以“而今你我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为由,对“修身”、“齐家”“治国”理想恣意歪曲,揭示了程朱理学在把儒家思想推向极圣的同时,也使它走向了边缘化和没落的可悲现实。又如第十四回中,鲁编修从小让独生女学“破题”、“破承”,教得女儿所做文章“花团锦簇”,只是遗憾无法给自己“十个进士、状元都中了。我们所熟知的善为八股之文的匡超人、鲁小姐可谓“修身”的典型,范进、周进则是“齐家”的楷模,他们也成为举业之人追求已然缺失的价值理想的写照。时人固然承袭了儒学讲究实际的特色,推崇“学而优则仕”,却割舍了治国、平天下的最初理想,这不能不说是对先秦儒家的道德规范和仁爱之志的彻底背离。
“孝悌”作为“仁之本”,理应是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士人们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iii对君王的忠、对父母的孝、对兄长的悌组成了不可更改的人伦秩序的框架。儒家的经学化、宗教化的过程是在汉代完成的,从此它对后世的治世思想影响极深iv,吴敬梓对于伦常关系的看法与汉儒并无出入,他对封建社会末期人伦秩序的混乱和世风的日下,做了无情的针砭。第七回中,荀玫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在任守制”,又托周进、范进两恩师保举,表明在荀玫的心中为官的私欲是压倒一切的。在国家、家族的人伦秩序中,这些假儒已经彻底背叛了儒家所尊崇的孝道,把个人利益置于秩序的首位。

二、“外王”境遇悲凉——“礼乐兵农”政治理想的没落

李汉秋说,“儒士作为崇信儒家学说的士人必须同时讲求人伦道德和经世,即内圣和外王不可偏废。经世是儒家不同于道家、佛家的最重要特色,讲人伦道德如果抽去了经世这个目的,那就不是纯粹的儒士。”v儒家认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表明既能兼善又能独善是主体在道德修养上对时代和政治“无所依傍”、“无所侍”的表现,个人无论穷、达都不应失去对社会履行责任的意识,发展到宋明理学时推崇至“醇儒境界”。
小说中,泰伯祠祭典为迟衡山首倡,他有着传统儒家明道救世的精神品格。但当隆重的祭典结束之后,贤人们风流云散,并没有起到当初习礼乐、出人才、助政教的效果。作为礼乐文化象征的祭典最终成为“提起来令人伤感的古事”。”作者让作为“礼教象征”的王玉辉和市井奇人来见证礼乐事业的封存,表明了上古原始儒学的道德文化不可能重建,近世儒学的的颓败不可挽回。而范进、周进之流的入仕结果进一步说明,曾经被儒家推崇的政治理想已经变得庸俗和形式化了,已经不再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性质;另一类由于种种理由未能入世的人就成了与假兼善相对立的假独善者,如牛浦郎、娄三公子、娄四公子、杜少卿等,他们附庸风雅、故作清高,更是暴露了假装出世之人的伪善和做作。在此种社会风气的浸染下,真儒之“兼善”、“独善”亦不可得。

三、士人文化与理学思潮

“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达理,凡所著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vi在明清统治者出于功利目的的推行下,理学思想和以其为内容的八股制在那个时展到最能蛊惑人心、又最能腐朽人心的极致。然而,正如李生龙先生所言,“八股文作为经义与文章合一的产物,本身就是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要求考生代圣人立言。士人只能要么抄撮圣经贤传,要么偏离圣贤经传来卖弄文采,以偏锋取胜。” vii,八股取士,说到底就是养无用之人、出无用之官。在《儒林外史》中,鲁编修把八股制艺的地位抬得很高:“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八股文被当成了治学的不二法门,一统于八股就是为了取得让天下读书人什么都不知道的教化效果。鲁、范、周等人都是国家甘于培养驽钝的庸才、摒弃经世致用的才臣的有力证据。而实际情况还是这位无怨无悔走举业仕途、长期政治待业的科举老人马二先生看得真切:“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孔子生在春秋时从《儒林外史》看儒家士文化之没落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士,为仕而已,已非士;非士,亦为仕而跻身于士,更非士。
《儒林外史》不可企及之处在于,它既不用现有制度为所谓“劣士”开脱,也不用“劣士”的无德无能为制度辩护,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作者冷静观察客观与实际的一种胜利。科举论文导读:8:6.iii(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4.iv徐远和.儒学与东方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v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4.vi康熙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256卷,第3419页.vii李生龙.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长沙:岳麓书社,2009:326-32
制度无法避开祸国殃民的能员跻身士林,固然是理学的失败,但也只能说是社会发展的必定,圣贤教育确实无法有效行使其制约的权力,以致晋升者并非英雄。当“满朝文武都做了毛延寿”,王惠放下屠刀去“成佛”,却不可避开身后那千万“前赴后继”。他们是中饱私囊、败坏道统的恶劣官员,敲剥有余、卫国不足,社会对此却也无可奈何。从整体上来说,理学的地位得以巩固,八股制艺兴盛,士人们已经不能够保持群体人格的独立,从此失去了与以皇权为代表的“势统”相对抗的能力。
注释:
i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ii 周桂钿.中国儒学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8:6.
iii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4.
iv 徐远和.儒学与东方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v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4.
vi 康熙实录[M].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256 卷,第3419 页.
vii 李生龙.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M].长沙:岳麓书社,2009:326-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