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医患冲突原因与第三方调解机制构建

论文导读：
摘 要 医患冲突是转型期社会矛盾在医疗领域的具体体现。基于网络报道的 158例恶性医患冲突，对医患矛盾理由与现有医患矛盾第三方调解机构为何不能发挥作用进行分析，进而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分别提出政策倡议。
关键词 医患冲突 第三方调解 过度医疗 以药养医
作者简介：盖艺腾，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3级学术型研究生；程世勇，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009-0592（2014）09-263-04

一、 社会转型与医患关系的紧张

历史上，医生社会地位颇高，《文正公愿为良医》中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一说①。但卫生部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共发生10248件医疗暴力事件，2009年这一数据陡增至16448件，2010年为17243件。冲突行为包括殴打辱骂医务人员、围攻院长、拒绝出院和医院内设灵堂等（图1）。本应和谐的医患关系竟紧张到如此程度，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切和思考，医患矛盾已成为直接关乎社会稳定的重大理由。
数据来源：中华医院管理学会2007年对全国270家各级医院进行相关调查的数据
笔者以丁香园医学论坛《中国大陆近年医患冲突恶性案例简编（2000-2009年7月）》中的100例为基石，利用网络搜索引擎，在其原始数据上增加58例，整理了内地2000——2013年12月间公开报道的医患恶性冲突共158例。这158例恶性医患冲突按诱因可大致分可为四类（图2）。可见，因对医疗效果不满和言语冲突所造成的恶性伤医事件，占总数的69.6%。从图3可以看出，2000至2013年间医患恶性冲突案件呈波动上升趋势。诚如2011年社科院发行的《法治蓝皮书》所言，“医疗纠纷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矛盾，一直是困扰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顽疾。有效处理医疗纠纷，直接关系到医患双方合法权利的保护和社会的稳定。”

二、现阶段我国医患纠纷的特点

建国初，我国实行福利性医疗政策，在缺少利益诱导的环境下高强度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保证的医患关系的相对和谐。改革开放后，在“人民的事业人民办”的旗号下，政府大幅退出医疗卫生领域，而医疗资源的市场竞争格局又未完善，形成了供方诱导需求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我国转型期医患关系呈如下特点：
数据来源：在丁香园医学论坛《中国大陆近年医患冲突恶性案例简编（2000-2009年7月）》基础上自行整理

(一)医患纠纷数量增加

在近十年间，全国各地冲击医院的恶性事件正以几何级方式增长，2002年发生5000多起，2004年上升到8000多起，2006年则将近一万起。根据卫生部统计，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发生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医患纠纷频发的背后，是我国医疗事业进程中令人沮丧的悖论：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满足患者对医方“救死扶伤”的期望，且同样没能给医护人员带来职业满足感，这两者反而在退化。正是在退化的过程中，医患关系日趋紧张，似乎成了解不开的死结。

(二)暴力化倾向突出

医患纠纷发生后，由于缺少“缓冲带”，医患关系处于“硬着陆”状态。中国医院协会2014年发布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研报告》调查了全国316家医院、8388名医务人员和8204名患者，其数据显示，医务人员躯体受到攻击、造成明显损伤事件的次数逐年增加，发生医院的比例从2008年的47.7%上升至2012年的63.7%；平均每所医院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从2008年的20.6次上升至2012年的27.3次。在医疗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的情况下，这种现象会使医生动摇从医念头，形成医疗资源紧张的恶性循环。

(三)职业“医闹”开始介入

“医闹”的产生于医患矛盾中双方博弈能力的不均等，患者面对的并非一个医生或一个科室，而是一家财大气粗的医院。在医患纠纷发生后，当患者在正当制度中寻求不到公正的救济途径时，处于弱势的患者就会想到非制度化的“讨说法”途径。此外，并不排除部分患者确有不良利益动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职业医闹”由此产生。2013年11月初，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北京市某三甲医院周边的专业“医闹”的“服务标准”进行了暗访，其数据如下（表1）：
“医闹”理由是当前社会信任危机的影射，关系着政府公信力的建立。医生专业网站丁香园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2010年机关在全国掀起了打击“医闹”的风暴，但笔者认为“医闹”产生于患者“讨说法”的需求，化解医患矛盾不能靠“以暴易暴”，故遏制“医闹”也不能仅靠“运动式治理”，更需完善的制度建设，只有建立公正的、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医疗调解制度，才能让医患纠纷从一开始就走上流程化、法律化的途径。

三、医患关系紧张的理由分析

(一)医院“以药养医”与“医药不分”的经营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后，我国医疗领域施行市场准入制。虽然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大幅减少，但政府依然强调“卫生事业是公益性的福利事业”②。为此，政府一方面要求公立医院以低于成本的为患者提供挂号、咨询服务，另一方面又允许医院通过药品加成、仪器检查等方式弥补其成本亏损。“伪市场化”的医改内生出“以药养医”与“医药不分家”的经营管理模式，医院和医生将药品收益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从全球范围看，药品收入占医疗卫生费用的比例一般在20%以下，但在中国，该比例高达40%-50%。随之内生出过度医疗、小病大治等“唯药不唯效”的诊疗行为，滋生了患者不满情绪，是医患关系恶化的内在症结。

(二)医生“点菜”患者“埋单”，驱动医生以牟利为中心

在“以药养医”与“医药不分家”的医院经营管理模式下，医生“点菜”患者“买单”的运营机制应运而生。制度塑造人性，在“供方诱导需求”的制度设计下，出现患者住院67天，竟花掉各类费用550万元，以及医院与“医托”勾结坑害患者、对患者利益麻木不仁见死不救之事也是必定③。从经济学角度看，医生作为“理性人”，在医药不分机制下，“唯药不唯效”的诊疗行为是其“理性”行为。仅凭医德来对抗机制，只能是良好愿景。不可否认，确有一些医德高尚，谨守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生，但“劣币驱逐良币”，他们破坏了机制，影响了医院的收入，会成为“异类”。长此以往，古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毁之”的现象终会出现在医生队伍之中。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yyxzgllw/lw42579.html上一论文：试析医政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