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冯骥才：眼睁睁看着文化消失，我心里充满了失败感

论文导读：多，这是我的第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曾几何时，因为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等理由，少数民族相对封闭，他们生活在自己的非常有特色的、非常迷人的文化里，基本上没受到外来事物的冲击。这些年来，公路修好了，电视信号进去了，再加上，年轻人进城打工，过年回家的时候，他们带回任贤齐或王菲的唱片，带着花花绿绿的时尚化妆品给本民族的
冯骥才，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工作者，民间文艺家。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种，《珍珠鸟》《挑山工》《好嘴杨巴》《刷子李》《花的勇气》《献你一束花》《日历》《泥人张》《冯骥才：眼睁睁看着文化消失，我的心里充满了失败感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花脸》《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等作品被选入各版语文教材。2003年开始，冯骥才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普查工作，他和他的志愿者们的努力已经有了成果，一大批抢救出来的图文资料已经出版，还有更多的音像资料也正在整理，这些资料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
你知道吗？我们自己还没有研究瑶画的专家啊
高晓春（记者）：您曾经在上提出一个方案：不加紧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就是犯罪。这个理由一提出，就得到了与会委员的积极响应。您为什么要把抢救少数民族文化提到这样一个高度？
冯骥才：2003年，我们就开始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普查工作。这些年里，我奔波于县、镇、乡，甚至是村之间，为什么要到农村去，要到田野里去？因为我要了解第一线的情况，它会使我的判断来得更准确。比如说，我发现了理由：这儿需要抢救，那儿应该保护，我就得跟当地的领导谈，我得说服他们，希望他们能出资做这件事情。
我去了很多地方，东北的满族，云南的白族、纳西族，贵州的苗族、侗族，我发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比汉族的流失要快得多，这是我的第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
曾几何时，因为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等理由，少数民族相对封闭，他们生活在自己的非常有特色的、非常迷人的文化里，基本上没受到外来事物的冲击。这些年来，公路修好了，电视信号进去了，再加上，年轻人进城打工，过年回家的时候，他们带回任贤齐或王菲的唱片，带着花花绿绿的时尚化妆品给本民族的姐妹们看，大家很是羡慕。
对于外来的文化，他们充满了渴望。比较富裕的地区，人们就开始拆掉自己的村落，盖上小洋楼，甚至有的民族不再说自己的语言，他们的那些长诗或者大歌，已经不再对他们的下一代唱，而是对游客唱了，他们的服装、他们的首饰，也只是在游客面前穿戴……
贵州的一个文化干部对我说：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法国女子在贵阳租了一个单元房，在那儿生活了六年。这六年，她都干了些什么呢？她花钱让人到少数民族地区买一些老人留下来的苗族妇女的非常精美的民族服装和灿烂的首饰。她花了很少的钱买回这些东西，然后把它们分类、打包，运到自己的国家去。我们的国家没有非物质遗产保护法，这些东西很容易就被运出去了。一个外国学者曾对我说：十五年后，你们要看中国的少数民族服饰就到我们这儿来看，因为中国已经没有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我去云南出差，在大理的古城里发现一个小的古玩店。这个古玩店里挂满了瑶画，且多是盘王图，年款也多是道光年间的，500块钱一张（如果你还价，还可以再便宜一些），有一百多张。我很吃惊—我没带多少钱，只买下了其中的几张。店老板对我说：你是内行。我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内行？他说：外国人就专门买这画，我不会骗你的。他拿出一本画册来，法国出版的，研究瑶画的画册，很精美。
你知道吗？我们自己还没有研究瑶画的专家啊！
高晓春：少数民族文化的流失与汉民族文化的流失，比较起来，有着很大的不同。
冯骥才：对。我先举个例子。一个对文化没有兴趣的普通人，你问他：李白是谁，齐白石是谁，梅兰芳是谁，他都是知道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汉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历史上看，汉民族有无数的精英人物，还有无数经典的积累，而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甚至连文字都没有。他们只有语言，不论民间故事、传说、歌谣，还是手艺、绝活，留存下来的大多是靠口口相传，只要中断了，就彻底没有了。
与我们一样，他们住在小洋楼里，看着电视，穿着我们这样的休闲服装，出门开着“宝马”车。他们的生活是改善了，这是好的方面，但是，他们的民族没了，文化没了。比如，鄂伦春族，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民族，他们有着深厚的狩猎文化，但随着最后一个鄂伦春人从狩猎区搬到农业耕作区，鄂伦春人的狩猎文化实际上已不存在了。
说句真心话，我的心里充满了失败感
高晓春：您的创作是从“社会理由”起步的，这就使您一开始便走上了直面现实人生的创作道路。经过几十年的笔耕，您的作品在今天看来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京派小说和伤痕文学了，你用来自生命的创造力，用文笔、画笔反映和描绘着时代与历史的脚印—在人们眼中，通俗一些说，您是一个成功的人。
冯骥才：我不认为我是成功的。我去全国各地，我去考察，那时的我真是求助无门。
怎么说呢？
地方官员请我吃饭，一桌子能值三千元，甚至还要多，但是他告诉你，抢救文化他分文没有。更无助的是，明明你看见了，你却挡不住那个巨大的商业化的沙尘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文化无声消失。说句真心话，我的心里充满了失败感。
给我帮助最多的是台湾的演员赵文煊，他是我的读者，我每出一本书，他都要到天津来找我要一本，散文或者小说。那一天，他听说因为民间文化基金会的事儿，我缺钱，就托朋友捎话给我，他说“冯老师感动我好些次了，我也想感动他一次”，我刚刚做了一个服装品牌的形象代言人，“代言费”是一百万，就把它捐给冯老师吧。
我不怀疑做这件事情的价值，也从来没有掂量过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做。它太大了，大过我本人的任何东西，包括写作和画画，所以，我必须要投身于这个事业里，或许，这就是时代赋予我的使命。
我们民族的文化太博大了，走进她，就像走进了一望无垠的戈壁滩
高晓春：不是都这样说吗，有钱容易有文化难，那么，要使一个人有文化情感就更难了。
冯骥才：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处于这么一个历史时期，如果我们不站起来捍卫自己祖国的文化的话，她就会丢失。刚才你也谈到，这些年来，国外的五彩缤纷的东西涌入国门，让我们来不及整理自己原本的那套东西。它们的突然出现，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我们的东西太陈腐了，于是我们开始了对自己文化的反思，这是必定的。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最近的几百年吧。我认为，我们的文化似乎越论文导读：的古文化。中国文化保护的历史便是从那儿开始了。如果说境界，这才是最高尚的文化人的境界，因为这不是追求现实功利的人能够做到的。我们民族的文化太深了，太博大了，走进她，就像走进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一样，我愿穷尽一生沿着一条线路走，我渴望走到她的腹地，走入她的中心。（节选自《有理想就有疼痛：中国当代文化名人访谈录》
来越粗糙了。可以举一个例子：妈祖神。妈祖在清前期主要是保佑渔民水师出海安全的，到了清末，妈祖神不仅要管出海安全，还要管发财、求福、治病、生男育女了，于是妈祖变成了万应之神，于是渐渐地变得不那么细致、不那么专注了。这时候列强打入中国，带着他们强势的武力、经济、科学技术、城市设施……我们受到了强大的冲击。
我认为受冲击最厉害的就是文化了。然而，在这个时期，我们的知识分子却很少有人对整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一次比较精致的梳理。这时候，历史文化几乎成了一个空架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她被抽空了。不巧的是，西方的彩电、录音机、冰箱这个时候进来了，它们是那么新鲜。麦当劳、超级市场也随之而来。之后是西方的哲学、美学、经济学、科学、电影、现代艺术，全部进来了……我们的文化几乎被拆散了。更不巧的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化市场却要由卖方来挑选卖点，什么好卖就卖什么，而谁又能来整理一下我们民族文化的经典？
高晓春：我们坐“奔驰”、开“宝马”，我们进入WTO，我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我们这样快速融入世界，就像是汽车突然加速……
冯骥才：车子开得太快了，什么东西能让它平稳呢？那只能是一个由文化凝成的民族的凝聚力。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如果这个文化还处于松散的状态，那么，就很容易在国际化背景下失去自己，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凝聚力。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呼吁重视文化应该有当年鲁迅呼吁中国教育的那种精神。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的那一年，我写了一本书叫《敦煌痛史》，敦煌莫高窟的文物被盗走了，是那样令人痛心。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是罗振玉、向达、陈寅恪、刘半农等等，他们到法国的国立图书馆、大英博物馆，把那些被盗走了的经书、历史文书用毛笔抄下来。他们吃便宜的面包，住便宜的小旅馆，为的是省下一些钱抄录更多的文字运回国内去。而在大漠深处的敦煌，张大千去了，常书鸿去了，去拯救中国的古文化。中国文化保护的历史便是从那儿开始了。如果说境界，这才是最高尚的文化人的境界，因为这不是追求现实功利的人能够做到的。我们民族的文化太深了，太博大了，走进她，就像走进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一样，我愿穷尽一生沿着一条线路走，我渴望走到她的腹地，走入她的中心。
（节选自《有理想就有疼痛：中国当代文化名人访谈录》，安徽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