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型大国关系内在文化逻辑及对“中国梦”三重意涵

论文导读：系目前状况并不感到满意。它们逐渐认识到现存的国际体系及其所包含的制度与规则会导致不公平的利益分配，且并未反映出其自身的权力与期望。这些国家更愿意转变现存国际体系并取代其领导者。然而，大多数不满目前状况的国家缺乏足够的资源威胁主导性大国与现存的国际体系，只有在其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真正的威胁。　
【内容提要】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目前状况，西方学者惯于用权力转移理论的“大而必霸”逻辑设定来探讨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所引起的大国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然而，这一理论假设更多是从系统层次即中国崛起的外部国际格局的分析所得出，缺乏对决定中国国际行为的内在逻辑起点——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和”为精髓的儒家文明及对其有所扬弃和重塑的“和谐”理念一方面昭示了中国数千年崇尚“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非权宜之计的逻辑起点。因此，中国在承认大国间存在战略竞争的同时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实现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与互惠互利。这实际上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更是中国崇尚“以和为贵”文化传统的现代重塑。同时，它还承载着契合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及营造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梦”、并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 权力转移理论 和平发展 “中国梦”
【作者简介】蔡 亮，上海国际理由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006-1568-（2014）01-0055-13
2012年2月16日，在访美时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的这一倡议事实上是对如下思潮的一种正面回应，即：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目前状况，国际社会总有些人质疑伴随着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ower）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ublic wealth）所引起的大国间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自的倡议提出以来，两国领导人已就共同探索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旨在探索一条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大国和平发展新途径。从历史的纵向演进过程来看，“以和为贵”是中国数千年来崇尚的文化传统。以此为基础，中国在1953年便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于2005年提出“和谐世界”理念，新近则是2012年的十八大提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 因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更是有内在文化逻辑支撑的。进一步地，从横向的现实维度而言，它还承载着暗含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和营造国际环境以实现并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一、权力转移理论的窠臼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目前状况，国际社会总有些人惯于用权力转移理论 的“大而必霸”逻辑设定去质疑伴随着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所引起的大国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
权力转移理论设定的国际体系是分等级的，即主导性大国处于体系顶端，下面是几个实力相当的大国，接着是更多的中等国家和小国。主导性大国虽然制约了体系内大部分资源，但通常并不会用强制力量来严格制约其他国家，而会运用其所拥有的权力来制定一套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与行为规范来维护体系的稳固，同时推动自身安全。 但仍有一两个大国对国际体系目前状况并不感到满意。它们逐渐认识到现存的国际体系及其所包含的制度与规则会导致不公平的利益分配，且并未反映出其自身的权力与期望。这些国家更愿意转变现存国际体系并取代其领导者。然而，大多数不满目前状况的国家缺乏足够的资源威胁主导性大国与现存的国际体系，只有在其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真正的威胁。
由此可见，主导性大国与崛起中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过程中，一方竭力要维护既得利益，因而会千方百计遏制和阻挠任何不满目前状况的潜在大国，这时爆发“防御型战争”（defensive war）的可能性会增加；而后者为了打破目前状况完成权力转移则必须发起对主导性大国的挑战，即使后者希望推延这种转移，把实力对比优势继续留给领导国家，爆发“进攻型战争”（offensive war）的可能性仍是可能的。由此，权力转移理论得出的假设是“大而必霸”。由于中国是今天世界政治中最有潜力的崛起中大国，而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无可争议的主导性大国，两国关系进而因权力关系显得格外复杂，彼此的利益极度敏感。中美间政策与战略互动的结果对国际体系与秩序的影响力最大，中美关系也构成了权力转移中最值得关注和重视的权力“对外关系”（dyadic powers）。 实际上，“考察当前的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我们可以发现，权势转移理论已经成为美国考察中美权势相对变化的重要依据。”
权力转移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建立在如下变量设定的基础上的，即崛起中大国对现行国际体系的不满、崛起中大国与主导性大国势均力敌及崛起中大国权力刚刚超越主导性大国三个变量。 但其局限性诚如中国学者朱锋、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等人所指出的那样，权力转移理论太过强调全球层次的单一国际体系，而事实上每一次的权力转移过程，大国追求利益的目标和所采取的方式，并不只是系统层次（system level）的分析所决定的，同时要受特定的国家单位层次（unit level）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及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单纯地援引自身的历史经验和传统的权力政治学说来假设因中国崛起导致的“大而必霸”，甚至是大国对抗冲突之本身就是研究设计上的“落伍”与“倒退”。
作为东方文明型国家的中国，面对权力转移理论中“大而必霸”的假设前提，惟有借助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与模式方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论文导读：
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所指出的那样：“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事实上，作为对“大而必霸”质疑的正面回应，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大国互动变化的关键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及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时刻，已经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如前所述，自2012年2月在访美时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以来，于同年5月3日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又指出，“当前，人类已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 ，对新型大国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而美方无论是2012年3月7日和4月10日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先后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及海军学院的讲话，还是2013年3月11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的政策性宣示讲话，均表达了对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的积极呼应。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6月7—8日，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会晤。会晤中，提出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和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强调双方在一些国际和地区热点理由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等四点倡议，奥巴马总统则积极回应指出，美方高度重视美中关系，愿在互利互尊基础上与中方构建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并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这意味着，尽管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提出时间不长，但一方面已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重视国际关系理念和实践方面的塑造意识和能力建设的外交战略思维得到了充分体现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领导人也已就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即要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真正落实到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
在2013年6月访美之际，曾对奥巴马总统概括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层次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对此，达巍解读指出，这三个内涵可以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低、中、高三个层次的三条路径起点。 而杨洁勉进一步认为，这三个层次内涵实际上也是与相关大国对待新型大国关系所采取的消极防范和积极经营两种态度相契合的，前者是在维持目前状况的基础上避开大国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后者的重点则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因此，“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两国，它包括美、欧、日等传统大国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是中俄关系、重点是中美关系、增长点是中国和金砖国家的关系、着力点是中欧关系、难点是中日关系”，可见“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内涵比较宽泛，且兼具道义规范和解决理由的双重作用”。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旨在探索一条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大国和平发展新途径。从历史的演变进程来看，它“发端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民胞物与、仁者爱人的人本精神，为政以德、执两用中的政治思想，兼爱非攻、亲仁善邻的和平志向，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待人之道。” 这些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价值观在源源不断地为中国外交提供宝贵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向世人阐明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其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更是有内在文化逻辑支撑的。而从这个作用而言，从传统文化这一国家单位层次视角探讨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理由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成体系地论述则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从制度上而言，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从文化上来看却是“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最富原创性的时期。儒道墨法等各派宗师辈出，他们的思想也成为华夏文明的本源，其后各阶段的思想演变实质上均是为他们做注脚。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这些思想也逐渐内化为国人自觉自愿的行为规范，成为中国与别国“不一样”的风格、品味及内在的文化逻辑起点。
当时的中国近乎于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面对大小诸侯征伐不已，礼崩乐坏的目前状况，先秦诸子均提出了一套旨在实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内平外成”模式。以日后成为华夏文明独尊的儒家学说为例，“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此处的“道”指的是王道，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以仁为思想基础，重视礼乐，建设一个称为礼的社会秩序，它以为法，个人修养为本，用德为施政的基础，将个人正心修身视为政治修明的最根本保证，最终实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的政治境界。
这样的境界是如何实现的呢？儒家为此设计了一条由内而外的逻辑路径，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首先是“修身”。其准备步骤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这一切的根基是德。于私，德的核心实质上是孝，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于公，则是孝衍生出的忠。儒家如此重视孝，主要与中国早期的国家形式的特殊性息息相关。
与西方在早期国家形式中已出现强调地域认同的公民权，并成为最重要的内部认同不同，中国的早期国家形式建立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之上，其政治整合力量始终以有血缘关系的部落为核心。萨孟武指出，“原始社会都是血统团体，而以氏族为基础，到了血统团体进化为地域国家之时，血统关系尚未完全脱掉。这个时代，最大的氏族可以统治别的氏族，而其族长则上升为国家的元首”，进一步地“这种思想虽然发生于血缘团体之内，但是血缘团体变成地域国家之后，中国人仍用这个观念来解释国家，即他们把国家视为家族的扩大，仍把政治看做宗法的扩大，君主为臣民的父母，臣民为君主的赤子，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无异于家长论文导读：，从内向外，个人的修养是家庭和睦的基础，家庭和睦是国家安定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定才能天下太平。而反过来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各国民众亲睦和善。众所周知，以“和”为精髓的中华文明，其外在的政治整合力是用“礼”为规范，由周边四邻主动地参与到以中华文明为圆心，根据对“礼”的认同度，由内及外建立的同心圆结构——天下主义
与子弟的关系，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君主亦须慈爱其臣民。”
接着是“齐家”与“治国”。中国社会的本位是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这就意味着两者是一种延展型的发展关系，即中国人推家人之情以及于社会一切关系，明着其互以对方为重之义，总使它对立不起来。 因此，对国人而言，无论是“国”或“天下”从本质上而言，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家”，而父亲是一“家”之主，那么天子的权威恰也是“父权”的延伸，“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儒家提出，天子治理国家最需要的是“仁”，认为他应是天下最大的仁者。对于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如果天子能够做好表率则“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进一步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决定国家强盛与否的自变量为政治力量，那么如何实现强大的政治力量呢？儒家将之寄托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身上，而非单单依靠刑法，其基本逻辑为：国家执法者如果仅依靠政法来诱导民众，辅以刑罚的话，民众只是畏于刑罚而不敢犯科，但内心依旧没有廉耻之心。但如果国家执法者首先自己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再用礼的规范来管理国家，则民众不但有廉耻之心，且人心归服。由是观之，儒家认为上自天子下到闾阎，培养个人的修养——“仁”是政治力量强大之根本，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也。再通过对“仁”进行制度性约束的“礼”来治理国家的话，则该国必定会成为拥有强大政治能量的国家，实现儒家所倡导的“治国”。
最后是实现“平天下”。“平天下”即“王天下”，也就是“外王”。从由内而外的逻辑路径来看，“外王”的基础必定是“内圣”。“内圣”指的是国内政治建设中的个人修养理由，“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 ，荀子概括为“尽伦者也” 。“外王”则是指国家政治方向，“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荀子概括为“尽制者也” 。韦政通认为，“内圣外王”是儒家的真正理想所在，孔孟是这一理想的开辟者。荀子则首次对两者关系进行了阐释，提出“内圣”强调主观，“外王”注重客观，圣王则代表主客观的统一。 由此可见，“内圣”与“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实现“外王”。同样，只有“外王”实现了，“内圣”才最终完成。
直观地看，《大学》中的“修齐治平”尽管是以个人为对象，以修身养性为主题展开的，但实际上人同此理，国亦同此意，儒家的基本预设是将整个社会理解为一个同心圆的有机结构，从个人到家庭，家庭到国家，直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共同体，都是由内而外一层一层向四周扩散的同心圆结构。
基于此，费孝通曾将中国的政治整合力归纳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由于这一政治整合是强调圆浑成一，而非二元对立，因此在天子看来没有外在于自己的土地和臣民，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四方蛮夷”的区别不是固定在地理上的，而主要体现在文化上。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强调的天下秩序是将反映家庭的宗法制度（父子）纳入到政治体系（君臣）中，在“礼”的秩序范围内，其本质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政治实践。由于它以家庭关系的建构为出发点，强调圆浑成一，因此认为整体的和谐，才是最光明的前景，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也。
家庭因有血缘纽带相连，遂强调圆浑成一，重视成员之间和睦相处，并认为这是家庭兴亡的决定因素，所谓“家和万事兴”。而从家庭衍生至政治整合上，“和”也备受重视，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今这已内化成国人的行为规范，并以此作为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要达到“内平外成”这一普遍和平境界的前提是天与人、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要实现和谐、协调。国人认为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定、个体和谐息息相关，从内向外，个人的修养是家庭和睦的基础，家庭和睦是国家安定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定才能天下太平。而反过来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各国民众亲睦和善。
众所周知，以“和”为精髓的中华文明，其外在的政治整合力是用“礼”为规范，由周边四邻主动地参与到以中华文明为圆心，根据对“礼”的认同度，由内及外建立的同心圆结构——天下主义的朝贡体系。毫无疑问，中国是这种国际体系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及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的核心，但依凭的却非军事强权，而是依凭自身高度发达的文明，吸引周边四邻自愿纳入到这一体系中的。因此，这一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四周受皇帝的德治教化，进而形成一个阶梯。中华出自于，其影响逐渐向地方、异民族、异地域扩展，形成一个同心圆的关系。” 不可否认，早有批判意见认为，朝贡体系是一种强调等级差异的国际秩序，与当代倡导国家不分大小主权一律平等的国际准则格格不入。然而，一方面如果不顾历史演进的纵向脉络，一味地对此责备求全的话，实质上是一种苛求古人的非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横向比较历史上欧洲诸国之间的兵燹连绵，朝贡体系稳定且和谐的客观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此外，现阶段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内涵及作用时原本就是建立在对其批判、扬弃的基础上，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立场。而若单纯地因今日之非而非昔日之是，甚至对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不敢宣扬，进而全盘否定，不但是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缺乏话语自信的表现，更是一种太阿倒持的做法。
中华民族在探索和分析历史发展轨迹时，很早就从整个民族发展的周期这一视角来看待国家兴亡的， 其倡导的“以论文导读：
和为贵”的文化传统，构成了现阶段中国在承认大国间存在战略竞争的同时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这一方面昭示了以实现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与互惠互利为特征的发展道路绝非是权宜之计的一时之选，而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一贯立场体现。反过来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是对“以和为贵”文化传统有所扬弃的一种现代重塑。

三、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解读

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新阶段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及社会信息化导致的世界扁平化和全球联动的新形势， 中国提出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提法尽管新颖，但背后却有着深邃的历史厚重和重大的时代责任，不仅蕴藏着绵延已久的家国天下情怀、凝聚着振兴中华的百年探索与奋斗，更折射着暗含至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即“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中国曾在漫长的文明演进中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曾在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饱受欺凌和奴役，但中国并未就此屈服沉沦，而是始终持续奋斗，并孜孜以求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民族团结振兴、人民富裕幸福的梦想。以新中国的成立为契机，开始了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经过60多年尤其是近30多年的持续奋斗，使中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加接近“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无疑是一种美好的政治理念和愿望诉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它）致力于推动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 但同时切实可行的路径依赖和内容丰富的内涵充实也是不可或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及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因此，进一步指出，对内而言，“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对外来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 对此，俞正樑解读认为，“中国梦”的实现对内必须根植于历史传统的中国精神，对外必须强调“中国梦”与“世界梦”具有内在统一的和谐性，为“世界梦”注入正能量，给世界更多分享的战略机遇和巨大利益。
由此可见，“中国梦”的内外实现路径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内在文化逻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本文认为，“中国梦”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终极目标，而后者则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步骤，承载着对外解读“中国梦”，营造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梦”，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三重时代重任。
首先，国际社会中某些力量对中国崛起后必定争霸的疑虑一方面来自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设定，另一方面也担忧中国会用武力手段一雪近代的百年国耻。而中国在领导集体交替过渡期间首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消除这一“大而必霸”的疑虑，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历史宿命。如前所述，“中国梦”与“世界梦”具有内在统一的和谐性，这不但包括新兴大国，与“美国梦”、“欧洲梦”等也是相通的，因相通而共赢，正如指出的那样：“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显而易见，在中美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真正落实到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 在中俄一道决定把新型大国关系归入新型国际关系及原则的范畴当中之际， 中国正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际行动对外解读“中国梦”，并将之视为在外交战略思维上的积极体现。
其次，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除了自身始终不渝奉行这一原则外，也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其他大国的理解与配合，因为大国关系攸关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从这一作用而言，旨在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这一历史宿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构建，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进而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对营造和谐的国际环境以实现“中国梦”是大有裨益的。
最后，“中国梦”理念的提出，使中国再度站在了世界的聚光灯下，“向中国投来的目光中，有欣赏，也有疑虑；有赞扬，也有批评；但更多的，应当是期待。期待中国在自身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 而“中国梦”理念的实现从消极层面而言是打破西方用“大而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质疑；从积极层面而言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文明古国向国际社会递交的一剂旨在解决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纷争难以消弭，构建持久和平及共同繁荣的国际新秩序的中国“良方”，体现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现实关怀，更是以一种“天下一家”的胸襟，孜孜以求“大而求王”的未来愿景。因此，其重大作用足以重塑现行历史规律，改写国际关系理论。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将“中国梦”的美好愿景落到实处的重要步骤之一，是中国通过自身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实践，正面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殷切期待的一种体现，而这一过程恰恰也承载了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收稿日期：2013-10-15]
[修回日期：2013-12-18]
[责任编辑：樊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