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盖尔纳同质性文化对中国民族主义启发

论文导读：一的民族主义向分离的民族主义的转变呢？抑或，这种观察所得的经验并不与现实相符，只是一种基于个人倾向的武断认知？那么完成了从历史角度的取样比较，接下来，本文将运用盖尔纳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分析，或会发现一些端倪。三、同质性文化，文化单位与政治单位。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盖尔纳主要是以现代西方国家为对象来
[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民族主义思潮被关注。从长远发展来看，它将成为我国政治领域的主要议题之一。本文对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观的历史性变化，进行比较后；选取盖尔纳的“同质性文化”这一理论视角对国内民族主义进行分析，如何调整我国的文化单位和政治单位存在不适应的理由，深思这样的理由给了我们民族长远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启发。
[关键词] 盖尔纳；同质性文化；文化单位；政治单位
1007-4244（2014）03-038-2
厄内斯特·盖尔纳是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尤擅社会史。《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他关于民族政治学的代表作。本书从社会本体论的角度来论述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产生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盖尔纳因这种发展过程孕育出工业社会所需求的同质性文化，而这种迥异于农业时代的文化结构，终使工业主义的派生物民族主义脱胎而出。
盖尔纳进一步指出：“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这种观点与风行近代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潮截然相左。后者认为，“民族”作为由来已久的群体根本属性抑或人的本质，最终被某股“东风”所唤醒。随着民族思潮的涌动，进而缔造了后来的民族主义。有趣的是，这两个因果倒置的观点，基本诠释了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区别。盖尔纳持政治民族主义观点。

一、理由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正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持有各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人群也越来越多。民族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发展成为亟需关注的理由，从长远来看，它将成为我国政治领域的主要议题之一。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针对国外列强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比如突出振兴中华，对外来文化给予一定的排斥。第二类，是中国内部，汉民族意识苏醒复兴的汉民族主义思潮，主要体现在汉族人对本民族的自省和汉民族新生之路的探索。第三类，是中国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思潮，主要是一些在文化上拥有独特性的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保护。
在这些民族主义思潮中，有一部分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起到了正面作用，有一部分则起到负面作用。那么，这就亟需我们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根源和运作机制进行分析，从而寻求出解答。本文仅尝试运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的“同质性文化”理论，对以上所提的前两个理由作一小议和分析。

二、“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

如果从“国家—民族”视角来观察，就会发现阶级属性并不能掩盖民族属性。不论个体和群体隶属任何民族，不论地理上分布广阔各民族成员在体貌或风俗上相互间有多大差异，都被看作是统一的中华民族的一员，且他们也都认同于此。“在14个政府中，有9个（苏联、中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北越、古巴）基本上是通过国内的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上台的。”事实上新中国及其境内居民普遍继承并接受了“中华民族”这一源起于近代的，以文化论为基调的民族统一观念。“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并非发端于而是成就于新中国时期。
那么，为何从近代到当代中国的不同时期，会发生由统一的民族主义向分离的民族主义的转变呢？抑或，这种观察所得的经验并不与现实相符，只是一种基于个人倾向的武断认知？那么完成了从历史角度的取样比较，接下来，本文将运用盖尔纳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分析，或会发现一些端倪。

三、同质性文化，文化单位与政治单位。

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盖尔纳主要是以现代西方国家为对象来描述和概括民族主义。有学者认为这种描述有西方中心论之嫌，但历史上真正内源内生而无外部影响的民族主义只存于西方，所以选取西方才能更加充分的考察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成因。不过，因为民族主义是农业社会工业化后的派生物，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在西方的外部影响下才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所以，并不会因为大部分国家的民族主义并非内源内生，就不能适用盖尔纳的民族主义理论。理由的关键仍然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促使了民族主义的诞生。
这里需要简述一下盖尔纳的民族主义理论。农业社会的工业化和工业主义化，使得社会对于文化的需求标准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与农业社会根本不同在于，“工业社会是唯一依赖持续和永恒的增长、依赖连续不断的改善而存活的社会。”这种不断增长和永无止境的期望，促生了社会内部最大限度流动的需求，而“这种新流动性的直接后果是某种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只有通过同质性而非农业时期纵向分化的文化结构才能实现，而同质性文化只能由国家实力作后盾的教育体系才能支撑。如此，产生了文化单位与政治单位的疆界重叠和吻合，民族主义在此前提下出现了。
“中华民族”概念成就于新中国时期，盖尔纳因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真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开始。虽然到了结束时，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不仅停顿数年，甚至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工业倒退，使得中国并未转变农业国家的面貌和内在。可是在经济结构仍然以农为主，以农辅工的时期，借助着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尤其是深入到社会内部的各级党组织），一种更加广义的“教育”，仍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辐射到国境以内的各个角落，虽然这并不是凭借着正规教育体系，但它却是由国家予以支持并保证的。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生产力的解放，科技的迅猛发展，工业化和教育国家化一道，得以循序良性深化。最终，这样一个“权力—文化”运作体系，为整个国民群体塑造出众望所归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然而在中国，我们觉得选择行为有时和心理认同是相分离的，即人们不一定是因为心理认同而选择。”固然，民族（身份）选择不等于民族（文化）认同。但因为民族认同是个人构建自我认同的重要环节，这一点决定了个体无法长期处在身份与认同截然相左的处境中。最终，他必定要投入到一个新的民族神话的怀抱，以此来为自己和所属群体（文化单位）寻找自我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所以，由利益倾斜引发的民族身份划归，必定会随着时间的发展，不在第一代，就在代际转换中完成。民族神话笼罩下的文化单位，则由国家支持的民族文化教育政策变相的推动形成。然而，尽管我国在民族认同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但是我国在代际转换中，也在努力的让每个个体在文论文导读：组织单位。这时，文化单位似乎成了政治合法性的自然源泉。”面对政治单位，文化单位具有某种优越性。换句话说，文化单位是政治单位合法性的权力来源，这种合法性的来源，让文化单位和政治单位两者之间处于不适应或者太过吻合的状态，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调理这种不适应的状态，让文化单位和政治单位之间相互
化单位中感受到强有力的认同感。
个体民族（身份）选择因民族（文化）认同而圆满，民族（文化）认同则会建构出新的文化单位。“……即定义明确的、由教育作后盾的、统一的文化单位构成了人们自愿地并且往往热情认同的近乎唯一的一种组织单位。这时，文化单位似乎成了政治合法性的自然源泉。”[6]面对政治单位，文化单位具有某种优越性。换句话说，文化单位是政治单位合法性的权力来源，这种合法性的来源，让文化单位和政治单位两者之间处于不适应或者太过吻合的状态，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调理这种不适应的状态，让文化单位和政治单位之间相互补充，共同完善，让这种合法性回归正常。
参考文献：
[1]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编译出版社，2002.
[2]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华夏出版社，1988：327-328.
[3]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编译出版社，2002：30.
[4]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编译出版社，2002：34.
[5]肖敏霞：汉族——少数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5.
[6]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编译出版社，2002：73.
作者简介：陈萌（1986-），男，汉族，陕西西安人，四川社科院政治学所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