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在文学边缘游走

论文导读：
像我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连几句像样的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人，竟然能混到全国人民都向往的首都北京，还能扎下根，体面地生活了近30年，那的确是一件光彩照人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们村庄的绝大多数乡亲都是这样想的。当然，能混在北京那是我个人的福分，也是理想照进现实的一种结果。
梦 想
我沿着那条城乡接合部的破路送孩子去上学，有时是刺骨的寒风，有时也会遇到瓢泼暴雨，一些外来务工人员，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或擦肩而去，身后总是坐着背负沉重书包的孩子，他们眼神有时会流露出一丝无奈。此时，我会不自觉地放慢车速，望着骑车人的背影，生出许多感慨。我会告诉孩子，不能小看这些人，若干年后也许他们会在北京扎根，坐在自行车上打哆嗦的那些孩子，更不能小看，20年之后，或者说30年之后，谁敢断定他们不会在北京存活下来。这是一个圆梦的过程，这是奋斗不息的过程，更是实现梦想的艰苦步骤。但我的儿子，对此毫无感想，完全是那种不屑一顾的心态，这也许是我对孩子进行“革命理想”教育的最大失败。
你可以嘲笑一个人的傲慢与无知，但不能嘲笑一个人童年时代的梦想，无论这种梦想是崇高的还是低级的。从上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就有了向往北京的理想，说通俗点就是那种朦胧中向往的野心。这种野心来源于环境影响，在那个全国人民都充满的年代，我们那个偏僻的地方有从省城来的知识青年，有一台除开大会外，常年摆放在队长家那张破桌子上的“三用机”（能收音、能放音、能扩音）。这台电器是当年我们村庄最值钱的东西，有点像现在的领导干部配车一样，是责任和权力的象征。挂在村头柏树上的那个比洗脸盆还要大的高音喇叭，除传播队长公鸡嗓音的各种通知外，大多数情况下播放出来的都是高亢有力的革命歌曲，每天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相当准时，几乎是雷打不动。
我就是伴随着革命歌曲去念书的。记得有一天，老师布置的作业是造句。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语出惊人，成为全校名人。老师让用“经常”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经常想到台湾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长大了一定要将他们解放出来。”
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志向和觉悟，那还了得。校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表扬我，我看到他的脸上放射着无比自豪的光芒。他预言我长大了肯定能做大事，我曾私下问他能不能成为生产队长？他说，当队长有啥了不起，最起码也要当个大队书记，说不定还能混到北京去做个大官。我半信半疑，他很严肃地告诉我，说这完全有可能，陈永贵就是从大队书记提拔到北京去的。
校长对我的这种鼓励是后来我向往北京的一种理由，但这不是直接动力。最大动力来自于那个说话非常幽默的知识青年，他姓马，有点神经质，干活不行，却是说笑话的高手，名气不小，确切地说他在村里的地位有点像现在的赵本山，是农民最喜欢的笑星。年纪不大，却留着一撮小胡子，有点神经兮兮，晚上总是趴在炕头写小说诗歌什么的。是否发表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他很有才，写的对口词、快板书，经常在我们大队那个业余宣传队上演。他自称去过北京，亲眼见过伟大领袖。他当着许多农民的面，情不自禁地讲述在北京的见闻。他说天安门广场，比我们的县城大。县城算啥，屁大点地方，一根烟还没有抽完，就从东街走到西街了，天安门广场那个宽大哟就不是这样的。当有人问他到底大到什么程度，他说起码抽完一包烟才能转一圈。他说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自己个子小，根本挤不进去，站了一晚上的队仍在广场边缘挣扎。他左手提一只军用水壶，右手捏着一片锅盔，在人群中，咬一口锅盔，往前挪几步，喝一口凉水，再被人群反弹回来。瞅着天安门，望眼欲穿，苦苦等待。当红太阳升起之时，广场上放射着万道光芒。他看到站在城楼，手里提着一顶帽子在喊：谁的帽子！谁的帽子！城楼下的红卫兵都在喊：那是我的帽子！那是我的帽子！
他的讲述惹得农民哈哈大笑。另一名女知青使眼色，说他根本没有挤上去北京的火车，全是瞎编。此时，那位姓董的驻队干部走过来严肃地批评他，说这可是政治理由，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望着红卫兵很激动，挥动着帽子喊：革命小将好！红卫兵热泪盈眶地喊：万岁！这才是真实的情景。据说这是儿子从北京串联回来亲口告诉他的。
马知青没有把老董的警告当回事，仍在讲故事。老董发火了，他突然转身指着马知青说，你站起来！向人民群众交代清楚，为什么要编这种反动言论？马知青是个聪明人，在大风大浪的运动中成长了呀！他站起来，恶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解释自己绝没有恶意，是想让人民群众开心快活、解解乏气，没有想到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这是绝不应该的事。他的口气有点像“五类分子”，惹得群众再次大笑起来。他进一步解释，说这话绝对不是自己说的，是上次回兰州探亲时，在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上听一个中年人说的。
那天晚上，我到马知青的屋里去玩，他烟瘾发作，教唆我跑回家偷了父亲的一支“羊群”烟。他抽着烟，给我讲述北京故事。他说北京人民过的是幸福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吃饭不用愁，生活无限美好。他还说北京王府井大街饭馆很多，只要你走进去，包子馄饨随便吃，红糖白糖随便放。正是后面这句话，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暗自发誓将来要去北京吃一次肉包子，尽管我也怀疑过他是否去过北京，说的话水分究竟有多大。10多年后，我来到北京，才发现当年马知青说的话，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但我仍要感谢他，是他当年的一席话，进一步激发了我向往北京的愿望。
现在，我已变成一名满嘴西北口音的北京人，面对那些油头粉面的朋友，我说自己当年的抱负，比喜玛拉雅山还要高大，他们会一笑了之，因为他们不了解我哟。
20多年来，那个崇高无比的文学梦，宛若魅力四射的放电女人，影响了我们军艺的许多同学。从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报到的那个阳光明媚的夏天中午开始，这场文学梦就开始影响，或者说改写了我的命运。
没有想到一场难得的20年同学聚会，却让我开始反省自己。记得那天酒足饭饱之后，大家坐在一起交流这些年的生活、工作状况。10多年没有谋面的鞠天相同学对着话筒依然以领导的口气说：“前几天我们出版社开选题论证会，策划编辑谈到书稿，介绍作者是著名军旅作家杨东雄，我当时感到很惊讶，当然也感到很亲切……”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lmwxlw/lw48210.html上一论文：简述呼唤名副其实的“我国经验”与“我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