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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呼唤名副其实“我国经验”与“我国文学”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6177 浏览:18082
论文导读:”、“突破”、“深化”的创作?还是那些辞章朴茂、情真意切,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心灵冲击和震撼的拙朴之作?我想,就时下的文学观念而言,答案自然会是:文学本身并不是封闭的、本质性的,而是开放的、多元的,所以他们的创作都可以称之为“文学”,并且代表了不同的文学路向。那么,我还想继续问:他们究竟谁“更文学”?谁的文学更能传
《文学界》杂志2010年的“清明节纪念专号”(4月号)上刊载了一组“路遥纪念专辑”文章,其中有路遥的短篇小说《姐姐》和他为《延河》杂志做的访谈《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读过之后,我心里升腾起阔别已久的温暖和感动——这温暖和感动是十多年前在我初次接触到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继而一鼓作气读完他的大部分作品后,日渐被强化并吸引我走进文学系的理由之一。后来我接受了系统的“文学知识”和“文学理论”训练的同时,也接受了一个关于路遥评价的“常识”:他的作品存在着“艺术”上的“粗糙”、“不足”,乃至“缺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路遥在我心中尊崇的位置,他的小说在我心中的印象仍然主要是为了城市生活的便利而背弃爱情的“现代版陈世美”高加林和高立民,仍然是质朴、诚恳、勤勉、对生活满怀爱和希望的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我相信这也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尽管“粗糙”,仍然能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几经再版,销量逾百万册的理由,是涵盖了从耄耋之年到“80后”、“90后”的庞大读者群体在“六十年与六十部”网络评选中将最多的选票投给它的理由。路遥已经成为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国人在平凡的世界中创造理想生活的叙述者的代表。
然而文学批评界的认同却与此相去甚远,“艺术性”、“文学性”、“先锋性”是评论家们的标尺,“80后”、“身体写作”、“消费文化”是评论家们眼中的宠儿,“世界文学”、“人文主义”、“后殖民话语”是评论界炙手可热的理论愿景。由此我生出一个老调重弹的疑问:究竟什么是“文学”和“艺术”?中国人的经验应该以什么样的“文学”和“艺术”来传达和呈现?换言之,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文学”?
是那些孜孜不倦地追求先锋性、艺术性,在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精神底蕴上不断“创新”、“突破”、“深化”的创作?还是那些辞章朴茂、情真意切,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心灵冲击和震撼的拙朴之作?我想,就时下的文学观念而言,答案自然会是:文学本身并不是封闭的、本质性的,而是开放的、多元的,所以他们的创作都可以称之为“文学”,并且代表了不同的文学路向。那么,我还想继续问:他们究竟谁“更文学”?谁的文学更能传达“中国经验”,谁在“中国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不用想,答案自然又是“他们各有擅场,都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既然如此,接下来我的疑问便是:为何我们的当代文学尤其是时下的作品“经典化”的路是如此坎坷,甚至被人冠以“垃圾”的名头?为何我们的汉语文学(主要是小说)不能出现一批不论在“艺术性”、“文学性”、“先锋性”,还是在情感蕴藉、经验呈现上都堪称上乘的伟大作品呢?有的作家以静观的姿态呈现人情世态的叙述方式和精炼的语言固然给读者带来巨大的趣味性,并在这趣味中暗含了反思的底蕴,但作家本身却如同一个“上帝”一般驾临世间,其“悲悯”和“反思”给人以冰冷的感觉而非感同身受的共鸣。有的作家的写作日渐沉浸在日常琐碎的市井细闻中,与其说在传达现代都市的生活经验、投射对人性与日常生活的关切,毋宁说作家已经淹没在交谊舞、咖啡馆、酒吧等“上海摩登”中不能自拔了。尤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某些声誉甚隆的作品所保存的“中国文化”不是如同西方人类学家笔下的土著文化范本,就是让人对“中国文化”心生畏惧和罪感,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保存”还是“反动”?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海外华文学创作无疑为“中国文学”的“世界”向度开启了新的可能;海外华文学作家们在艺术语言和深度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他们之所以有所创获,尤其是他们藉以带给国内批评界和研究者们耳目一新的“陌生化”效果的深层精神底色,很大程度要归结于其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日渐意识形态化的“人文主义”抑或称之为“人性深度”的切身体验与呈现。以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为例,这部小说对跨国界、种族、文化的“人性”(母性)光辉的深度发掘是非常成功的,但在这种普遍的人性深度的追求面前,“中国经验”、“中国底色”只不过成为背景性的知识。人文主义固然是值得倡导的,但今天的人文主义日渐被意识形态化,在作家、批评家们的心中逐渐具有了某种宗教信仰的素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焦虑、面对抽象化的世界向度的“人性”,“中国经验”在当下的“中国文学”中被挤压到了边缘位置。
面对种种涌入中国的神、佛、上帝,历史上的中国人虽然“逢神便磕头”、“见佛就上香”,但这种看似“泛神论”的“盲目信仰”背后深植的,是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竭尽所能地回避、退让以求安稳存活的目的,就像庄子所追求的“齐物”、“物化”、“闭其言而不出”、“藏其知而不发”,《孟子》中渔父所说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当人不再自诩为万物之灵长而是与万物为一体,当人不再为追求达官显贵而是藏拙守朴,不就能跳脱世间机巧、时俗迫厄,从而实现“无用”之“大用”了吗?生活的乐趣、满足感、幸福感不就在这种“退避三舍”的人生智慧中焕然升腾了吗?从庄子到严子陵、陶渊明、苏轼、废名再到路遥,这是一脉相承贯穿于两千年中国文学传统的“中国经验”的一个向度。就像路遥的《姐姐》中“父亲”在“姐姐”被回城知青高立民抛弃后所说的话:“好雪啊,这可真是一场好雪……明年地里是要出好庄稼来的,咱们的光景也就会好过了……噢,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在这篇小说中,美丽、善良的“姐姐”是现代城市与农村不对等关系中的“乡土中国”的隐喻,“父亲”的话则喻示了乡土文明应对危机的智慧与经验——尽管这智慧与经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以称之为“无奈”和“牺牲”。从某种作用上讲,回避、退让、无条件的付出和牺牲,恰恰是“厚德载物”的中国精神;路遥对土地的依恋与歌颂,正是“厚德载物”的“坤(大地)”德的当代回响。
中国人也致力于在可预期的限度内改善自己的存活条件。《周易·系辞》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古老的中国“周邦虽旧,其命维新”的动力所在。但“自强不息”有一个前提,就是孔子说言的“随心所欲,不于矩”,即一方面注重个体情感、的适当宣泄和满足,另一方面又时刻注意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不至于“淫”(过分)——这个度就是“中庸之道”。从《诗经》论文导读:贰”、“怨而不怒”,到屈原《离骚》“依前圣以节中”,到杜甫诗歌情感蕴藉的“透彻温醇”(方东树《昭昧詹言》),到现代诗人朱湘诗情所用的“东方的声音”、“平静的调子”,再到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少安、少平兄弟质朴、内敛的奋斗精神,我们读到的是中国传统在处理个人情感、时“中道而行”,追求“温柔敦厚”之美的策略和
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到《礼记·月记》中记载的“思而不贰”、“怨而不怒”,到屈原《离骚》“依前圣以节中”,到杜甫诗歌情感蕴藉的“透彻温醇”(方东树《昭昧詹言》),到现代诗人朱湘诗情所用的“东方的声音”、“平静的调子”,再到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少安、少平兄弟质朴、内敛的奋斗精神,我们读到的是中国传统在处理个人情感、时“中道而行”,追求“温柔敦厚”之美的策略和智慧,也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崇高境界。“他日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之类的大胆颠覆传统、对抗社会秩序、为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体的满足而粉碎一切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鲜见的,在文学史上也是备受抨击的,如淫艳柔靡的宫体诗、被指斥为“诲淫诲盗”的《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