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对我国近代“民间社会”理由再认识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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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 要：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或可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19世纪中期以来，西风东渐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成为近代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civil society”一词译为“民间社会”，或较为妥当：既表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的联系，亦可显示开始形成的近代民间社会那种既已开始脱离制约，但又未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过渡性特点。
关键词：清末；西风东渐；民间社会
1003-1502（2014）06-0104-05
近年来，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传入中国，引起学界关注，并有一些学者将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1]笔者在此提出若干粗浅的认识，请方家指正。
一
近代中国的“民间社会”和关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研究，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
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世界的商品、机器工业、现代企业制度、社会思想、宗教、教育制度等等渐次进入中国。另一方面，国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由思想到实践，缓慢地逐渐展开。
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军事工业，制造炮船舰，进而兴办纺织、矿冶等民用工业，以及开办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能人才的新式学堂，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等。这些举措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早在五十多年前即有论者指出：洋务运动初期所建立的军事工业，由于“已经使用了机器，表示了一个完全的技术变革。因此，这些军事工业的建立，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始出现。而近代工业的开始出现，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生。”[2]这些资本主义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和沿长江的城市中，在这些城市中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发展。同时，受洋务运动的驱动及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自19世纪后半叶，中国开始出现以西方教育为摹本的“新式教育”及留学教育，以教师、报刊记者、编辑及律师等群体为主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形成。时至20世纪初，沿海沿江某些都市民间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已经初步具备。
以天津为例，清末10年间天津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1902～1911年间，官办、官商合办、中外合办企业增加了31家。其中官办12家；官商合办7家；官督商办3家；中外合办3家。①在此期间，私人资本企业迅速增长，发展到107家，涉及的门类有矿业、机器、纺织、面粉、榨油、火柴、皮革、玻璃、制碱、烟草等。[3]商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也在快速发展。[4]同时，天津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到1911年，天津的新式学堂有：大学堂1所，高等学堂3所，中等学堂7所，男小学堂89所，各类女子学堂23所，其他各类学堂24所；外国人所办学堂6所。[4]（481-487）到1911年，已办有各种报刊数十种，如《大公报》、《北洋官报》、《天津商报》、《竹园白话报》、《天津白话报》、《北方日报》等。其中《大公报》积极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推动社会生活改良，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与这些近代企业、教育事业及新闻媒体为主的各行业紧密相关的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形成，并成为具有现代性的各种社会团体的主要组织者，成为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概念和理论不断传入中国。“civil society”理论即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引入中国。1992年，邓正来、景跃进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文中称：“自战争始，中国现代化便始终面对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中国必须在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做出相当幅度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市民社会作为近现代国家的对立物，具有普遍的特性，中国亦不例外。”此文认为，市民社会的“共同特性”，包括“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性关系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等等。”[5]这些观点，引起学界的关注。
虽亦有论者认为，市民社会“始终只是欧洲或者西方的一个社会、政治概念，而从来没有发源于东方”，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市民社会，[6]但相反的观点似乎更具说服力。如朱英根据其对近代中国商会的研究，肯定近代中国存在过市民社会，认为，“清末民初的新型工商社团在组织特点上，已初步具备了市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其诞生“是近代中国新型民间社会雏形开始出现的重要反映。”[7]此外，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初期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认为其为市民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有学者将清末广州地区的集庙议事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例个案加以考察，探索了广州市民社会的一些特点；还有学者考察了晚清上海的私人花园对公众开放后的情况，认为其集花园与茶馆、戏园、会堂等功能于一处，私家园林变成了公共活动场所，反映了上海公共空间的拓展和都市生活内容的丰富；另有学者考察了晚清时期创办的数百种报刊，认为舆论空间是公共领域的本来作用和重要组成部分，众多报刊的信息内容体现了非的色彩，属于民间与的对话场所，扩张了市民社会的基础；等等。[1]
关于西方学界的“civil society”理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怎样的价值和作用，章开沅教授提出，不妨把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个参照系，以转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沉闷格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可以促使我们从固有的‘线索’、‘分期’、‘ ’、‘事件’等空泛化的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8]这一论述对于我们如何恰当地对待和运用“civil society”理论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启迪。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llddlw/lw41857.html上一论文：试述论当代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摘 要：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或可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19世纪中期以来，西风东渐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成为近代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civil society”一词译为“民间社会”，或较为妥当：既表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的联系，亦可显示开始形成的近代民间社会那种既已开始脱离制约，但又未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过渡性特点。
关键词：清末；西风东渐；民间社会
1003-1502（2014）06-0104-05
近年来，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传入中国，引起学界关注，并有一些学者将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1]笔者在此提出若干粗浅的认识，请方家指正。
一
近代中国的“民间社会”和关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研究，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
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世界的商品、机器工业、现代企业制度、社会思想、宗教、教育制度等等渐次进入中国。另一方面，国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由思想到实践，缓慢地逐渐展开。
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军事工业，制造炮船舰，进而兴办纺织、矿冶等民用工业，以及开办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能人才的新式学堂，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等。这些举措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早在五十多年前即有论者指出：洋务运动初期所建立的军事工业，由于“已经使用了机器，表示了一个完全的技术变革。因此，这些军事工业的建立，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始出现。而近代工业的开始出现，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生。”[2]这些资本主义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和沿长江的城市中，在这些城市中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发展。同时，受洋务运动的驱动及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自19世纪后半叶，中国开始出现以西方教育为摹本的“新式教育”及留学教育，以教师、报刊记者、编辑及律师等群体为主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形成。时至20世纪初，沿海沿江某些都市民间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已经初步具备。
以天津为例，清末10年间天津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1902～1911年间，官办、官商合办、中外合办企业增加了31家。其中官办12家；官商合办7家；官督商办3家；中外合办3家。①在此期间，私人资本企业迅速增长，发展到107家，涉及的门类有矿业、机器、纺织、面粉、榨油、火柴、皮革、玻璃、制碱、烟草等。[3]商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也在快速发展。[4]同时，天津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到1911年，天津的新式学堂有：大学堂1所，高等学堂3所，中等学堂7所，男小学堂89所，各类女子学堂23所，其他各类学堂24所；外国人所办学堂6所。[4]（481-487）到1911年，已办有各种报刊数十种，如《大公报》、《北洋官报》、《天津商报》、《竹园白话报》、《天津白话报》、《北方日报》等。其中《大公报》积极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推动社会生活改良，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与这些近代企业、教育事业及新闻媒体为主的各行业紧密相关的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形成，并成为具有现代性的各种社会团体的主要组织者，成为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概念和理论不断传入中国。“civil society”理论即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引入中国。1992年，邓正来、景跃进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文中称：“自战争始，中国现代化便始终面对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中国必须在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做出相当幅度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市民社会作为近现代国家的对立物，具有普遍的特性，中国亦不例外。”此文认为，市民社会的“共同特性”，包括“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性关系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等等。”[5]这些观点，引起学界的关注。
虽亦有论者认为，市民社会“始终只是欧洲或者西方的一个社会、政治概念，而从来没有发源于东方”，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市民社会，[6]但相反的观点似乎更具说服力。如朱英根据其对近代中国商会的研究，肯定近代中国存在过市民社会，认为，“清末民初的新型工商社团在组织特点上，已初步具备了市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其诞生“是近代中国新型民间社会雏形开始出现的重要反映。”[7]此外，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初期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认为其为市民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有学者将清末广州地区的集庙议事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例个案加以考察，探索了广州市民社会的一些特点；还有学者考察了晚清上海的私人花园对公众开放后的情况，认为其集花园与茶馆、戏园、会堂等功能于一处，私家园林变成了公共活动场所，反映了上海公共空间的拓展和都市生活内容的丰富；另有学者考察了晚清时期创办的数百种报刊，认为舆论空间是公共领域的本来作用和重要组成部分，众多报刊的信息内容体现了非的色彩，属于民间与的对话场所，扩张了市民社会的基础；等等。[1]
关于西方学界的“civil society”理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怎样的价值和作用，章开沅教授提出，不妨把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个参照系，以转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沉闷格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可以促使我们从固有的‘线索’、‘分期’、‘ ’、‘事件’等空泛化的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8]这一论述对于我们如何恰当地对待和运用“civil society”理论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启迪。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llddlw/lw41857.html上一论文：试述论当代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