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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汉代商人社会来源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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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要]“重农抑商”虽然是汉代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但最终商人凭其掌汉代商人的社会来源及其特点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握的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导致汉代商人是抑而不止,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加入商人这一行列,导致汉代商人的社会来源极其复杂。本文作者对汉代商人的社会来源理由进行了分析,认为汉代商人的社会来源主要包括传统贵族和旧工商奴隶主的后裔、部分官吏、庶民地主、小农和城市平民等。
[关键词]汉代商人社会构成
[]A[文章编号]2095-3437(2013)08-0154-02

一、社会来源

(一)传统贵族和旧工商奴隶主的后裔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六国贵族已涉足商业,而成为巨富。最著名的莫过于号称甲富天下的陶朱公——范蠡以及“家僮万人”、家累巨万的吕不韦。此后,在秦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下,他们的势力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影响力却依然存在。孝惠、高后时,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在政治上采取“无为而治”的治政手段,并“复驰商贾之律”。许多旧贵族,虽然在政治上已经不再拥有过去强大的制约力,但他们凭着自己所拥有的从商经验,致力工商,以末致财,财富骤增,成为富商大贾,身份也由过去的贵族转而成为在经济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富商巨贾。如“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蘭。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其中“诸田”,就是指从齐地迁至关中的齐国旧贵族。此外,汉代的富商大贾,有很大一部分是战国时期的工商奴隶主的后裔。如“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他们虽然屡遭当政者的强力迁徙,但他们凭着自己所拥有的独特技术、经商本领和超远的眼光,很快又成为各个行业里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商贾。

(二)部分官吏

汉代,官吏经商的现象比较普遍,出现得也比较早,大概从西汉前期开始就有,如《汉书·景帝纪》载,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景帝刚即位,便就当时官吏“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下诏命廷尉与丞相更议重令。说明至少到这一年,就有不少官吏已经从事于经商。此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以至到汉武帝时,无论是王侯公卿,还是下级小吏,几乎都有涉及经商的。例如:赵王彭祖“使使即郡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经租税”。旁光侯殷“贷子钱不占租”。灌夫“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桑弘羊“俸禄赏赐,一二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张汤“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汉代官吏经商大致说来,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不顾国家的禁令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官吏私营商业,谋求私利;二是政府为巩固其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支配地位,派精悍官吏经营商业,利归国有。如,武帝时期,为了充实国库,弥补对外战争所耗费的大量财力,推行盐铁官营等政策,为了顺利推行盐铁官营政策,便任用了不少官吏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笔者在这里所要探讨的主要是官吏经商中的第一种情况,即官吏以私人身份经商。尽管在汉代,当政者多次强调禁止官吏经商(除如前所述景帝之时,在王莽新政时,还对以此致富的官吏的财产予以剥夺没收),但官吏私商的现象终两汉时期都没有得到禁止,许多官吏的身份也就成为官吏、地主、商贾三位一体了。

(三)庶民地主

庶民地主的大量涌现及其经济崛起是从西汉立国之后,庶民地主经营商业,极为普遍,其在商人社会构成中占主导或重要地位,因此有的学者把地主与商人称为“通家”。在文献记载中,大多称之为“富民”、“富商”、“豪富”等。他们主要是在汉初宽松的工商管理政策的驱使下,积极投身商业,称为商人当中的中坚分子。他们往往是农、商兼营,工商结合,常常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逐渐成为新一代的工商致富者。他们有的“力田畜”,有的经营矿业,有的专职贩运。如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盐铁业,在汉初大都为旧贵族和旧工商奴隶主后裔所把持。但因为社会对盐铁需求量大,从事盐铁行业的利润高,当时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的说法。所以到了武帝时期,不少庶民地主也开始涉及这一行业,并取得很大成就。此外在贩运领域里,孝惠高后开始“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商人往来贩运的阻碍大大减少,使得贩运转业空前繁荣起来,受此影响,庶民地主在贩运领域里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们“追利乘羡”,“或累万金”。如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

(四)小农和城市平民

受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人们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在这种价值观念的诱导下,许多个体小农和城市平民纷纷加入到商人的队伍当中去,成为中小商人,如西汉初期“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他们因为缺少足够的商业资本,大部分集中在城市集镇中从事一些“坐列贩卖”之类的小本生意,赚取一点蝇头微利来养家糊口。还有一部分是在一些富商大贾手下做事,受其剥削。只有很少一部分,也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因经营有道,能够成为大商贾,如,“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濁氏连骑”。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有“市籍”,往往成为谪戍的对象,《汉书·晁错传》载:“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但因为中小商人人数众多,遍布全国各级市场,所以中小商人也就成为商业经营中的一支活跃力量,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如《汉书·刘曲氂传》记载: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戾太子为江充所潜,发兵谋反,曲氂击之,“太子引兵去,殴四市人,凡数万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四市人”、“数万众”这一点对社会来说,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其影响之巨大都是毋庸置疑的。

二、汉商主要特点

(一)唯利是图论文导读:当然,这并不等于就是说其他社会群体就不知逐利。只是与他们相比较,商人对利的追求更为直接、彻底。在汉代,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很形象地指出了当时西汉商人逐利的情况,“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二)变革性《资本论》第三卷指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

唯利是图是一切商人的共同本性和特点。如《管子·禁藏》就谈到:“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当然,这并不等于就是说其他社会群体就不知逐利。只是与他们相比较,商人对利的追求更为直接、彻底。在汉代,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很形象地指出了当时西汉商人逐利的情况,“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二)变革性
《资本论》第三卷指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手工业者,都有浓厚的保守性,而最富于革命性的阶层实为商人阶层。其革命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促使旧生产关系解体、不断使经济和文化活动突破民族和国家界限、不断冲击封建传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如汉代小农经济就是在商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受到强烈冲击并动摇。

(三)来源广,数量多,经济实力强

从本章第一部分中可以看出,汉代商人的社会来源非常广,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层面,有传统贵族、旧工商奴隶主后裔、部分官吏、庶民地主和小农、城市平民;商人的数量相较过去来说,人数增加了很多,有“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商遍天下”、“商贾错于路”的说法;相对过去,汉代商人的经济实力更为雄厚,从《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用词,我们就不难看出,汉以前商人,如范蠡是“三致千金”,子贡是“家累千金”;而到了汉代则出现了不少拥有“巨万”的商人,如曹邴氏“富至巨万”、“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虽说“千金”与“巨万”都是用来形容财富多的词语,但在这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这在《史记》里便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从中可见,“巨万”的经济实力相对“千金”而言又更雄厚些。

(四)经济地位与政治、社会地位不平衡

本来,“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却经常存在着财富与权利不对等的现象。商人在经济上很富有,但社会地位却很低下,人们常说“士农工商”,商人位于四民之末,地位不如手工业者。自战国后期商鞅在秦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以来,政府对商人的打压便一直没有间断。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每征服一国,就下令将当地的富商大贾迁往外地,其财产大部分被没收。到了汉代,对商人的限制更为严厉,商人几乎完全丧失政治地位。汉代商人在经济上获取了大量财富,在经济上取得了支配权力,但由于统治者实行“贱商”政策,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得衣丝乘马、不得为吏,断绝商人仕途,并承受重租税,使商人即使在拥有大量财富的情况下,仍然在很长时间为社会所蔑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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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德贵.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1,(12).
[责任编辑: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