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作为“金砖伙伴”南非与中国：媒体视野下地缘政治改变之（上）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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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媒体应该如何来描述这段关系。中国与南非：一种“媒介化“的关系关于中国对非洲的作用，西方媒体往往引用东方学家的比喻（Sautman&Harong2007，Daly2009，Wasserman2012），不是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恐慌气氛，便是强调中国对非洲国家表现出的“大家长”式的态度。对这些论调的反击则常常以非洲国家的“团结”为
中非关系的历史背景
“中非接触”最早可追溯到1415年，当时中国的海军上将郑和造访了非洲的三十多个国家（Waldron，2009， p.vi）。非洲与中国的正式关系始于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会议，该会议旨在推动经济和文化合作（Le Pere & Shelton 2007：69）。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很多非洲国家与中国签订了外交协议，其中最早的是与中国建交于1956年的埃及，此后中国陆续与其他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Waldron 2009：vi-x）。随着文化大革命越演越烈（1966年至1976年），中国开始淡出国际外交舞台，召回了派驻于非洲各国（埃及除外）的使馆成员，使得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中断 （Le Pere & Shelton 2007：58；Waldron 2009：xxiii），但经济关系仍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资助了许多在非洲的大型基建项目，包括于1970年至1977年修建的著名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简称坦赞铁路），非洲联盟接受的军事援助也有75%是来自中国。中非之间保持了这样一种“插曲”式的关系，在60年代和70年代“密切往来”，在80年代则几乎全然被忽略（Alden 2007：9）。
二十世纪90年代，中非关系发展的势头大增，为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中国开始意识到，为了保持经济改革带来的“突飞猛进”，必须寻找新的能源和资源来源以应对自身“对能源似乎难以餍足的胃口”（Daly 2009：78），而答案就在非洲（Alden 2007：11–12）。到了2005年左右，已有800多家中国公司在49个非洲国家开展业务，贸易量随之激增（Alden 2007：14）。2010年，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其贸易额占非洲贸易总量的10.4%（Buthelezi 2011）。中非贸易在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增长了十倍，而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增长同期仅为八倍，这一增长速度同时也超过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中国对非洲的兴趣并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Zheng，2010），中国开始在发展中国家中寻找伙伴，以加强自身应对经济制裁和政治攻击的能力，其对非洲的兴趣也随之拓展到政治和军事领域。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和国际地缘政治图景不断变化的形势之下，中非之间强化的政治经济关系带来这样的疑问：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对非洲复燃的兴趣？类似的疑问还包括：中国应该被视为一个“伙伴”还是“掠夺者”，中国和美国彼此因在非洲的共同利益而导致的紧张关系会造成什么后果（Mills & Thompson， 2009，p.56），中国对作为“金砖伙伴”的南非与中国：媒体视野下的地缘政治改变之（上）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非洲非国家腐败领导人的支持，中国企业恶劣的劳工待遇，以及招募中国劳工入非工作而不雇佣当地工人的做法等（Sautman & Hairong，2007）。近来，南非媒体已经就中国对非洲言论出版自由的影响开展了一场辩论（Keita，2012）。
某种程度上，南非与中国的关系既影响到南非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对自身国际地位的重新定位——即作为一个区域大国的崛起，同时也是中非悠久历史关系的一部分，以及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利益转变的一个标志。
因此，对处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而言，中国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带有鲜明的历史印记，并折射出当下全球政治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不论中国的角色意味着积极参与还是消极影响，这一关系的规模和影响都不容忽视。不难想象，这两国之间的关系将得到媒体的重点关注。但理由是，媒体应该如何来描述这段关系。
中国与南非：一种“媒介化“的关系
关于中国对非洲的作用，西方媒体往往引用东方学家的比喻（Sautman & Harong 2007， Daly 2009， Wasserman 2012），不是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恐慌气氛，便是强调中国对非洲国家表现出的“大家长”式的态度。对这些论调的反击则常常以非洲国家的“团结”为由进行发挥，其理论框架与前者一样简单幼稚（Zeleza 2008）。
在南非，媒体对中国的看法褒贬不一。这些看法之间的差异极大，近期发生在一家调查性杂志《包打听周刊》（Noseweek）和一家新闻网站“标新立异者”（Daily Merick）之间的一场公开辩论便是个典型说明。《包打听周刊》刊登了一篇名为“Howzit China（中国，你好）”的文章（http：//www.noseweek.co.za/article/2836/ Howzit-China），该文章对在南非经商的中国人进行了一番饱含成见的笼统描述，手法草率粗劣。文中称，中国人的商店在南非各城各镇“遍地开花”，无异于“一家基本非法的企业，很可能对本地商业构成毁灭性威胁并耗费纳税人亿万资财”。这种排外说法毫无新意：外国人抢饭碗来了，中国人狡诈虚伪，他们正暗渡陈仓，骗走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这篇文章登出不久，两位记者凯文·布鲁姆（Kevin Bloom）和理查德·波普拉克（Richard Poplak）便在“标新立异者”网站上登文反驳，（http：// dailymerick.co.za/article/2012-10-30-nosedivechinese-shopkeeper-cover-story-a-new-low-forsouth-african-journali），指出这篇文章中处处都是笼统定义、事实硬伤和刻板印象，称《包打听周刊》的这篇文章是“南非新闻界的新下限”。针对文章里的种种说法，布鲁姆和波普拉克引用了他们自己的实地调查进行反驳。他们还指出这种排外性报道的危险性，提醒读者不要忘记南非近年来发生的针对外来劳工的袭击事件。
有观察人士（Plaut 2012）认为，中国在非洲不断加大对媒体平台投资力度的举动可以被视为是针对类似《包打听周刊》文章的负面报道和恐慌情绪渲染的论文导读：
一种反击办法，此举也有利于在非洲观众心中树立起积极的中国形象。在非洲的中国媒体包括中国的国家电视台——电视台（CCTV），其非洲总部于2010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成立，从此非洲各国的观众也可以看到央视制作的新闻报道。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20世纪80年代就入驻非洲。2011年，新华社增设了一个移动应用软件（APP），为非洲成千上万的手机用户提供新闻服务。在南非的MIH公司同意将新华社的英语频道——中国新华电视网（CNC）——纳入自己的非洲网络之后，这一频道开始向数字卫星电视平台DStv的用户开放。在报业领域，《中国日报》英文版在约翰内斯堡和内罗毕设立办公室之后，该报的读者群开始遍及非洲各中心城市，并且扩大到互联网上。此外，中非媒体集团和记者之间的交换互访项目也可视为进一步拓展中国在非文化影响的途径之一。“软实力”的说法（Nye 2005）——即一种通过使用影响力和说服力而非暴力达到理想政治效果的策略——被用来描述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尤其是其在非洲的媒体利益。不论是上文所提到的向海外输出媒体产品，还是打造“专业化”和“光鲜”的中国国家电视台（CCTV）或国际广播，都是旨在拓展中国国际媒体的触及范围，因此可将其视为中国面向全球而发动的“魅力攻势”（Kurlantzick 2007：63）的一部分，以及针对非洲媒体中宣扬负面成见、渲染恐慌情绪的反击手段之一。
然而，中非之间的媒体流并不是单向的。例如，南非的媒体公司Naspers就从对中国媒体平台“腾讯”的投资中获利匪浅，这笔投资占到Naspers公司2000亿兰特（约为250亿美元）市值的80%（Steyn 2012）。在很大程度上，正是Naspers对中国公司的投资促成了它自身的重新定位。这家公司成立于种族隔离时期，股东都是南非白人，对当时的政权基本持支作为“金砖伙伴”的南非与中国：媒体视野下的地缘政治改变之（上）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持态度，而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国际性传媒集团。
以上的例子都说明，媒体内容及媒体资本都是中非之间相互交往的一部分。因此中非交流——尤其是中国与南非作为金砖伙伴国之间的往来——很可能在传媒领域中有所展现。媒体极可能逐渐成为各种看法和声音争相表态、求得认同、赢取读者影响力的“角力场”。
研究理由和策略
南非媒体是如何表现“金砖五国”关系、主要媒体平台的记者和编辑是如何评价本国的“金砖五国”身份的，本文采用了一种双重认证和比较的策略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究。
本研究的第一部分便是在此前一份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继续对主要媒体的“金砖五国”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Wasserman 2012）。前一份研究分析了媒体对“金砖五国”行列的报道篇幅量和基调，并对比了针对各“金砖五国”的不同报道。之前有文章称，南非媒体对中国在非洲所扮演角色往往只有两种描述，一种为“剥削性的掠夺者”，另一种为“友好的发展伙伴”，非此即彼，上一份研究报告正是对这种批评的一种回应。然而那份研究报告也发现，从2009年开始，南非媒体对中国的看法在整体上变得更平衡。尽管个别报道——例如，前文中所例举的《包打听周刊》上的文章——仍然会表现出排外情绪，但是，南非媒体整体上对“金砖五国”所抱有的态度可用“谨慎的乐观主义”来形容。在分析了一系列媒体平台的整体情况之后，上一份研究报告还发现，对中国的描述既不是“全部正面”，也不是“全部负面”。在上一份研究报告中所分析的媒体报道的时间跨度内（2010年1月至12月，且以2009年的报道研究文献为基础），媒体报道在整体上的平衡表明了这样一种理解，即中国在非洲的角色是复杂多面的，不能简单地归为“正面”或“负面”报道。
上一份报告经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作为“金砖五国”的成员国，南非与中国的关系将继续影响未来的正面报道，因此倡议未来的研究继续关注这方面报道的进展。
本文以上一份研究报告（Wasserman 2012）的研究结果为基础，将研究的时间线延展15个月，即从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
研究采用的策略也与上一份研究报告所采用的策略相似。数据由一家媒体分析机构（Media Tenor）对主要报纸、电视新闻频道、广播电台（即所有主流“传统”媒体，不包括网络）的报道进行电脑数据分析生成得来。该机构对报道进行逐句分析以找出文中提到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地方，评估报道中涉及到这些国家的言语中所表露出来的态度，并根据这些标准进行了编码员的培训，并进行每两月一次的“确认测试”和每周一次的抽检。每周抽检时会随机抽出一篇已经分析过的文章作为样本，拿来与培训师对同篇文章的分析模版进行比较。每篇文章往往包含30个标准变量至100个拓展变量，依文章的信息量大小而定。编码员的互比可靠性至少达到了80%。这个比例显示出这些变量与模版之间的关联程度。此外还有每两月一次的“确认测试”。测试时会准备10篇文章，先由培训师对10篇文章一一进行分析，再由编码员来分析这10篇文章。后者的分析结果会被拿来与培训师的分析模版进行比较，不同编码员的分析结果也会拿来对比，以此确定编码员的互比可靠性。进行这一分析所选取的媒体包括进行商业报道的报刊和广播电视机构（此前的研究表明，有关“金砖五国”的报道基本被归入经济报道的范畴内）：SABC（公共广播公司），E-TV（免费收听，私营广播公司），Summit电视台（面向私人卫星订阅的商业频道），Business Day（《商业日报》）、Business Report（《商业报告》）、Financial Mail（《金融邮报》）、Business Times（《商业时报》和 Sake 24（《萨凯24小时报》）。分析结果细化至各个“金砖五国”家，尤其是中国。
内容分析旨在回答本文首先提出的两个研究理由：
1.从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南非主要媒体对各“金砖五国”家的报道数量和基调如何？
本研究的第二部分目的在于确定南非的媒体编辑和资深记者们自身对“金砖五国”行列及南非在其中所居地位的看法。之所以对记者和编辑的态度进行探讨，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态度与其相关的媒体报道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基于一个广为接受的看法，即“具有影响力的阶层”（Reese 2001）决定传媒内容。不仅记者的个人态度，新闻报道的惯例程式、机构因素、媒体之外的各种影响、意识形态等都对媒体报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Reese 2001：179-183）。记者作为一个群体必定存在个体间的差异，在总结报道态度时也应该认真考虑选取哪些记者为例——这些都毋庸置疑，但人们仍然认为记者的“态度、专业素养和背景”都影响着媒体报道的内容。
本研究特意根据两个标准选取了一组编辑和资深记者。标准一是他们必须受雇于两次研究（Wasserman 2012 和本研究）所分析的主要媒体机构之一，标准二是他们必须是自己供职媒体机构内的资深人士，很可能对该机构的报道内容具有较大影响。这些研究对象来自于以下一些南非主要报刊和广播电视公司：SABC，E-TV，CNBC Africa，City Press，Business Day，Mail&Guardian，The New Age，Business Report和Pretoria News。作为“金砖伙伴”的南非与中国：媒体视野下的地缘政治改变之（上）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可联系我们.
中非关系的历史背景
“中非接触”最早可追溯到1415年，当时中国的海军上将郑和造访了非洲的三十多个国家（Waldron，2009， p.vi）。非洲与中国的正式关系始于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会议，该会议旨在推动经济和文化合作（Le Pere & Shelton 2007：69）。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很多非洲国家与中国签订了外交协议，其中最早的是与中国建交于1956年的埃及，此后中国陆续与其他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Waldron 2009：vi-x）。随着文化大革命越演越烈（1966年至1976年），中国开始淡出国际外交舞台，召回了派驻于非洲各国（埃及除外）的使馆成员，使得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中断 （Le Pere & Shelton 2007：58；Waldron 2009：xxiii），但经济关系仍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资助了许多在非洲的大型基建项目，包括于1970年至1977年修建的著名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简称坦赞铁路），非洲联盟接受的军事援助也有75%是来自中国。中非之间保持了这样一种“插曲”式的关系，在60年代和70年代“密切往来”，在80年代则几乎全然被忽略（Alden 2007：9）。
二十世纪90年代，中非关系发展的势头大增，为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中国开始意识到，为了保持经济改革带来的“突飞猛进”，必须寻找新的能源和资源来源以应对自身“对能源似乎难以餍足的胃口”（Daly 2009：78），而答案就在非洲（Alden 2007：11–12）。到了2005年左右，已有800多家中国公司在49个非洲国家开展业务，贸易量随之激增（Alden 2007：14）。2010年，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其贸易额占非洲贸易总量的10.4%（Buthelezi 2011）。中非贸易在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增长了十倍，而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增长同期仅为八倍，这一增长速度同时也超过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中国对非洲的兴趣并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Zheng，2010），中国开始在发展中国家中寻找伙伴，以加强自身应对经济制裁和政治攻击的能力，其对非洲的兴趣也随之拓展到政治和军事领域。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和国际地缘政治图景不断变化的形势之下，中非之间强化的政治经济关系带来这样的疑问：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对非洲复燃的兴趣？类似的疑问还包括：中国应该被视为一个“伙伴”还是“掠夺者”，中国和美国彼此因在非洲的共同利益而导致的紧张关系会造成什么后果（Mills & Thompson， 2009，p.56），中国对作为“金砖伙伴”的南非与中国：媒体视野下的地缘政治改变之（上）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非洲非国家腐败领导人的支持，中国企业恶劣的劳工待遇，以及招募中国劳工入非工作而不雇佣当地工人的做法等（Sautman & Hairong，2007）。近来，南非媒体已经就中国对非洲言论出版自由的影响开展了一场辩论（Keita，2012）。
某种程度上，南非与中国的关系既影响到南非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对自身国际地位的重新定位——即作为一个区域大国的崛起，同时也是中非悠久历史关系的一部分，以及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利益转变的一个标志。
因此，对处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而言，中国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带有鲜明的历史印记，并折射出当下全球政治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不论中国的角色意味着积极参与还是消极影响，这一关系的规模和影响都不容忽视。不难想象，这两国之间的关系将得到媒体的重点关注。但理由是，媒体应该如何来描述这段关系。
中国与南非：一种“媒介化“的关系
关于中国对非洲的作用，西方媒体往往引用东方学家的比喻（Sautman & Harong 2007， Daly 2009， Wasserman 2012），不是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恐慌气氛，便是强调中国对非洲国家表现出的“大家长”式的态度。对这些论调的反击则常常以非洲国家的“团结”为由进行发挥，其理论框架与前者一样简单幼稚（Zeleza 2008）。
在南非，媒体对中国的看法褒贬不一。这些看法之间的差异极大，近期发生在一家调查性杂志《包打听周刊》（Noseweek）和一家新闻网站“标新立异者”（Daily Merick）之间的一场公开辩论便是个典型说明。《包打听周刊》刊登了一篇名为“Howzit China（中国，你好）”的文章（http：//www.noseweek.co.za/article/2836/ Howzit-China），该文章对在南非经商的中国人进行了一番饱含成见的笼统描述，手法草率粗劣。文中称，中国人的商店在南非各城各镇“遍地开花”，无异于“一家基本非法的企业，很可能对本地商业构成毁灭性威胁并耗费纳税人亿万资财”。这种排外说法毫无新意：外国人抢饭碗来了，中国人狡诈虚伪，他们正暗渡陈仓，骗走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这篇文章登出不久，两位记者凯文·布鲁姆（Kevin Bloom）和理查德·波普拉克（Richard Poplak）便在“标新立异者”网站上登文反驳，（http：// dailymerick.co.za/article/2012-10-30-nosedivechinese-shopkeeper-cover-story-a-new-low-forsouth-african-journali），指出这篇文章中处处都是笼统定义、事实硬伤和刻板印象，称《包打听周刊》的这篇文章是“南非新闻界的新下限”。针对文章里的种种说法，布鲁姆和波普拉克引用了他们自己的实地调查进行反驳。他们还指出这种排外性报道的危险性，提醒读者不要忘记南非近年来发生的针对外来劳工的袭击事件。
有观察人士（Plaut 2012）认为，中国在非洲不断加大对媒体平台投资力度的举动可以被视为是针对类似《包打听周刊》文章的负面报道和恐慌情绪渲染的论文导读：
一种反击办法，此举也有利于在非洲观众心中树立起积极的中国形象。在非洲的中国媒体包括中国的国家电视台——电视台（CCTV），其非洲总部于2010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成立，从此非洲各国的观众也可以看到央视制作的新闻报道。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20世纪80年代就入驻非洲。2011年，新华社增设了一个移动应用软件（APP），为非洲成千上万的手机用户提供新闻服务。在南非的MIH公司同意将新华社的英语频道——中国新华电视网（CNC）——纳入自己的非洲网络之后，这一频道开始向数字卫星电视平台DStv的用户开放。在报业领域，《中国日报》英文版在约翰内斯堡和内罗毕设立办公室之后，该报的读者群开始遍及非洲各中心城市，并且扩大到互联网上。此外，中非媒体集团和记者之间的交换互访项目也可视为进一步拓展中国在非文化影响的途径之一。“软实力”的说法（Nye 2005）——即一种通过使用影响力和说服力而非暴力达到理想政治效果的策略——被用来描述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尤其是其在非洲的媒体利益。不论是上文所提到的向海外输出媒体产品，还是打造“专业化”和“光鲜”的中国国家电视台（CCTV）或国际广播，都是旨在拓展中国国际媒体的触及范围，因此可将其视为中国面向全球而发动的“魅力攻势”（Kurlantzick 2007：63）的一部分，以及针对非洲媒体中宣扬负面成见、渲染恐慌情绪的反击手段之一。
然而，中非之间的媒体流并不是单向的。例如，南非的媒体公司Naspers就从对中国媒体平台“腾讯”的投资中获利匪浅，这笔投资占到Naspers公司2000亿兰特（约为250亿美元）市值的80%（Steyn 2012）。在很大程度上，正是Naspers对中国公司的投资促成了它自身的重新定位。这家公司成立于种族隔离时期，股东都是南非白人，对当时的政权基本持支作为“金砖伙伴”的南非与中国：媒体视野下的地缘政治改变之（上）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持态度，而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国际性传媒集团。
以上的例子都说明，媒体内容及媒体资本都是中非之间相互交往的一部分。因此中非交流——尤其是中国与南非作为金砖伙伴国之间的往来——很可能在传媒领域中有所展现。媒体极可能逐渐成为各种看法和声音争相表态、求得认同、赢取读者影响力的“角力场”。
研究理由和策略
南非媒体是如何表现“金砖五国”关系、主要媒体平台的记者和编辑是如何评价本国的“金砖五国”身份的，本文采用了一种双重认证和比较的策略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究。
本研究的第一部分便是在此前一份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继续对主要媒体的“金砖五国”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Wasserman 2012）。前一份研究分析了媒体对“金砖五国”行列的报道篇幅量和基调，并对比了针对各“金砖五国”的不同报道。之前有文章称，南非媒体对中国在非洲所扮演角色往往只有两种描述，一种为“剥削性的掠夺者”，另一种为“友好的发展伙伴”，非此即彼，上一份研究报告正是对这种批评的一种回应。然而那份研究报告也发现，从2009年开始，南非媒体对中国的看法在整体上变得更平衡。尽管个别报道——例如，前文中所例举的《包打听周刊》上的文章——仍然会表现出排外情绪，但是，南非媒体整体上对“金砖五国”所抱有的态度可用“谨慎的乐观主义”来形容。在分析了一系列媒体平台的整体情况之后，上一份研究报告还发现，对中国的描述既不是“全部正面”，也不是“全部负面”。在上一份研究报告中所分析的媒体报道的时间跨度内（2010年1月至12月，且以2009年的报道研究文献为基础），媒体报道在整体上的平衡表明了这样一种理解，即中国在非洲的角色是复杂多面的，不能简单地归为“正面”或“负面”报道。
上一份报告经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作为“金砖五国”的成员国，南非与中国的关系将继续影响未来的正面报道，因此倡议未来的研究继续关注这方面报道的进展。
本文以上一份研究报告（Wasserman 2012）的研究结果为基础，将研究的时间线延展15个月，即从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
研究采用的策略也与上一份研究报告所采用的策略相似。数据由一家媒体分析机构（Media Tenor）对主要报纸、电视新闻频道、广播电台（即所有主流“传统”媒体，不包括网络）的报道进行电脑数据分析生成得来。该机构对报道进行逐句分析以找出文中提到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地方，评估报道中涉及到这些国家的言语中所表露出来的态度，并根据这些标准进行了编码员的培训，并进行每两月一次的“确认测试”和每周一次的抽检。每周抽检时会随机抽出一篇已经分析过的文章作为样本，拿来与培训师对同篇文章的分析模版进行比较。每篇文章往往包含30个标准变量至100个拓展变量，依文章的信息量大小而定。编码员的互比可靠性至少达到了80%。这个比例显示出这些变量与模版之间的关联程度。此外还有每两月一次的“确认测试”。测试时会准备10篇文章，先由培训师对10篇文章一一进行分析，再由编码员来分析这10篇文章。后者的分析结果会被拿来与培训师的分析模版进行比较，不同编码员的分析结果也会拿来对比，以此确定编码员的互比可靠性。进行这一分析所选取的媒体包括进行商业报道的报刊和广播电视机构（此前的研究表明，有关“金砖五国”的报道基本被归入经济报道的范畴内）：SABC（公共广播公司），E-TV（免费收听，私营广播公司），Summit电视台（面向私人卫星订阅的商业频道），Business Day（《商业日报》）、Business Report（《商业报告》）、Financial Mail（《金融邮报》）、Business Times（《商业时报》和 Sake 24（《萨凯24小时报》）。分析结果细化至各个“金砖五国”家，尤其是中国。
内容分析旨在回答本文首先提出的两个研究理由：
1.从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南非主要媒体对各“金砖五国”家的报道数量和基调如何？
2.从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南非主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数论文导读：
量和基调如何？本研究的第二部分目的在于确定南非的媒体编辑和资深记者们自身对“金砖五国”行列及南非在其中所居地位的看法。之所以对记者和编辑的态度进行探讨，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态度与其相关的媒体报道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基于一个广为接受的看法，即“具有影响力的阶层”（Reese 2001）决定传媒内容。不仅记者的个人态度，新闻报道的惯例程式、机构因素、媒体之外的各种影响、意识形态等都对媒体报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Reese 2001：179-183）。记者作为一个群体必定存在个体间的差异，在总结报道态度时也应该认真考虑选取哪些记者为例——这些都毋庸置疑，但人们仍然认为记者的“态度、专业素养和背景”都影响着媒体报道的内容。
本研究特意根据两个标准选取了一组编辑和资深记者。标准一是他们必须受雇于两次研究（Wasserman 2012 和本研究）所分析的主要媒体机构之一，标准二是他们必须是自己供职媒体机构内的资深人士，很可能对该机构的报道内容具有较大影响。这些研究对象来自于以下一些南非主要报刊和广播电视公司：SABC，E-TV，CNBC Africa，City Press，Business Day，Mail&Guardian，The New Age，Business Report和Pretoria News。作为“金砖伙伴”的南非与中国：媒体视野下的地缘政治改变之（上）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