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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胡乱华与唐代政治双轨制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16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5756 浏览:118125
论文导读:中原进出,南方相对而言是安定的,几可说一个中国分成两半边。唐朝的制度,对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治理方式唐代双轨的体制,使得政府关心许多外族的事务,唐代西方多事,尤其在伊斯兰教忽然崛起之时,中亚混乱,对中国有骨牌效应。唐代在中亚一带二百多个羇糜州府,都是中亚的地方部落取得唐代的官号,唐代不过派一个都督,表
公元200年前后到公元600年前后是整个地球的寒冷时期,甚至可说是小冰河期。居住在北方的族群,受了寒冷气候的影响,纷纷南移,也有的往东,往西蔓延出去。西欧历史上的蛮族入侵,便发生在这个时期,从此以后,欧洲的人口面貌完全改观。同一时期,在中国的北方,也有大群的北方族群侵入南方,连续三四百年之久,即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一般历史书上说,五胡乱华是中国混乱的时期,其实,这一波的族群入侵转变了中国本来的人口结构和文化形态,对以后中国的面貌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征服王朝都是两种制度的混合
五胡乱华前后建立了十六个小国家,其中只有前秦一度大体上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不过,这些小国家却多有值得注意之处,他们的领袖都带了两个头衔,一个是大单于、一个是大皇帝。前者意指胡人的领袖,后者是中国人的皇帝。这种双轨的体制,在中国历史上沿用许久,除了宋明两代以外,所谓的征服王朝,再加上混合体制的唐代,都是双轨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国两制,讯息的向下传达和向上回馈都经过不同的管道。
五胡乱华的后期,局面逐渐澄清。北方建立了鲜卑人拓跋氏北魏王朝,北魏疆域广大,不仅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也统一了草原和沙漠地带。经过好几代的汉化,北魏逐渐变成中国的王朝,可是北部边陲却保留着相当程度的胡人文化,甚至于中原派到那儿去驻守的军人,也变成胡化的汉人。北齐的高氏,就是从今天河北搬到北方去的汉人,后来却完全以胡人的姿态出现。北魏、北齐、北周三个朝代的统治者,始终在汉化、胡化之间动荡不定。北魏的汉化经历了相当复杂的程序,在孝文帝时代,完成了制度上的汉化——解散北族的部落制度,建立汉人社会的官僚制度。可是,沿边的六镇却始终不愿意汉化,最后六镇反扑,取代拓跋政权,建立了北齐、北周。北齐、北周的六镇集团,本身就是胡汉混杂的军阀们。
鲜卑人的三个王朝,统治疆域不算小,可内部并不和谐,汉人的社会只在表面上接受胡人政权,即使胡人已经汉化了,汉人还是在各地建立相当程度自治的汉人小区,国家的管理机构,其实无法执行有效的统治。胡化的军阀们,更是回到以军事组织为名的部落组织,所以这些王朝,花了几百年的时间,不断地调节和重整,从实质的分裂中寻求整合。
征服王朝的文化冲突和重整
这种征服王朝面对文化冲突和重整的势态,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这一次而已,往后历史上的几个征服王朝,无一不要处理同样的难题,而且因为他们处理的过程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过去历史教科书上,总是说胡人进入中国就被汉化了,其实不然,整个中国也是不断地接纳胡人文化,转变汉人文化的性质。
单以衣食住行、日常生活而言,五胡乱华带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汉代的席地而坐,逐渐演变成坐在椅上、睡在床上,进门脱鞋也变成穿鞋入门,房间的高度增加了,窗户的位置也提高了。以穿衣服而论,宽袍大袖转变成窄袖长衫,这些转变无不是两个文化混合后的结果。
在政治上,胡人统治者对其他的非汉人,即使不是自己族群,也觉得亲切一点,因此胡人帝国对中国四邻的关系,界限相当模糊。甚至于影响了他们对信仰的选择,胡人觉得印度传进来的佛教也是一种胡教,是于他们比较亲切的宗教,所以他们对佛教的庇护往往重于汉人政权。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迅速扩张,有不小的成分是因为胡人统治者的接受和拥护。
这种信仰的取舍与族群的认同之间的相关性,在别的国家历史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欧洲接受基督教是在蛮族入侵时,罗马军队有不少蛮族的兵丁,他们信仰基督教促成了罗马皇帝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再有一个性质不太相同的例子,近代日本并吞了朝鲜,很多朝鲜人选择基督教,以排斥日本式的佛教和神道教,这是一个倒过来的个例,却也是因为族群认同而影响到信仰的选择。
唐朝也有胡汉双轨制背景
隋唐大帝国,尤其唐代,一般都认为是中国正统的朝代,其实也有胡汉双轨制背景。
唐疆辟土,北方和西方的胡人,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因此唐代的政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广大的胡人族群,从今天的东北延伸到今天的中亚,在他们心目中,李家皇帝是“天可汗”,也就是说,李家其实也是胡人,才能统治胡人地区。唐代的军人很多是外国人,高仙芝是朝鲜人,安禄山是东北的杂胡,“安史之乱”以后,叛军的首领几乎都是有胡人背景的,政府自己的将领们,也有不少根本就是胡人,例如李光弼、仆固怀恩。甚至于郭子仪的朔方兵,就有很多回鹄人,他们的后勤补给尤其马匹的供应,靠的都是回鹄人。“安史之乱”之后,一直到唐末,今天的华北、东北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不听号令,也不读孔孟之学,基本上是一个胡化地区。
但另一方面,本来以北方为基础的隋唐政权统一了南方(这广义的南方,包括今天的中南半岛和西南中国),他们是以汉人身份统一中国,对南方的士大夫非常优礼,对南方保留的中国文化也十分尊敬,所以唐代政府中这种文人官僚,有很大比例是南方的世族,而科举取士也以南方为多。南北佛教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南方为主轴,同样的情形见于南北道教的统一。音乐、工艺和医药上,都是南方成分占了强势地位。
这种南北文化双轨制,使得唐朝的治理呈现了文武分途的局面,唐代的节度使基本上是直接听命于皇帝,并不很受政府的节制,而政府的官僚,不是北方汉人就是南方人士,他们对回馈的信息是文治地区的百姓生活,往往不能反映胡化军人地区的实况。渔阳鼙鼓动地来,而并不很清楚北方已经起了乱事,这个责任不能完全怪罪于杨国忠的蒙蔽,当时朝士们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北方已经离心离德。大乱之时,战争几乎都在中原进出,南方相对而言是安定的,几可说一个中国分成两半边。
唐朝的制度,对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治理方式
唐代双轨的体制,使得政府关心许多外族的事务,唐代西方多事,尤其在伊斯兰教忽然崛起之时,中亚混乱,对中国有骨牌效应。唐代在中亚一带二百多个羇糜州府,都是中亚的地方部落取得唐代的官号,唐代不过派一个都督,表面上监督而已。高仙芝在土逻斯河与伊斯兰教部队战争,唐军大败,中国从此丧失中亚的霸权,那许多被打败的部落,大批大批奔来中国,中国必须给他们一论文导读:
个安置,安插他们在广大的北部。从今天的甘肃、宁夏,一直到山西、山东,都有这些中亚部落的后代居住。这是“天可汗”头衔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在胡人心目之中,“天可汗”确实是东亚各种胡人的总领袖。中国人口之中,因此增加了许多中亚和南亚的成分。后世北方的汉人,其中包括许多中亚胡人的基因。传统的中国大帝国,是天下国家,应当只有远近、没有界线,上述“天可汗”的功能,其实也是一个天下国家应有之义。但中唐以后,中国以西有三大强国:吐蕃、回鹄和伊斯兰教派的大食。中唐以后,中国在西方的事务上,不再能以天朝上国的姿态,面对这些强权,唐朝干臣李泌的政策是远交近攻,在这三个西方大国之间,联结两个打一个、联结一个打两个,十足的是国际政治,不再是大帝国的君临天下。
唐代的对外贸易十分活跃,陆路经过丝道有许多操粟特语的商人往返贩卖,他们也有不少人在中国落户生根,唐代对他们的管理方式是委派给他们自己选举的“萨宝”管理他们的事务,有点儿像今天的外国侨民的领事官,不过只是他们自己选举的领袖而已。以这种形式处理外朝事务,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以不同的名称让各地的外商自己管理自己。同样地,经由海道出入中国的海商,大多数是阿拉伯人或是犹太人,唐代也是让他们的宗教领袖管理这些居住在中国的大批外商人户。这些制度,又一次说明了一国多制的管理型态,和传统的天下国家相当不同。
唐朝的覆亡,是个漫长的过程,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就没有安定过,不过唐朝真正走向灭亡,应当是唐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在黄巢之乱前后,出现过不止一次的大规模农民战争,通常是因为活不下去了。唐末的气候并不寒冷,按理说不应该有过不下日子的情形,只能是因为课税太重,而政府上层不了解民情,百姓实在没法忍受的时候,只有铤而走险。唐朝的系统,虽然已经有了科举,吸收了大批民间的才智之士进入政府,但是唐朝终究还是一个贵族统治的社会。《二十四史》只有唐史部分有所谓宰相世系表,这说明,政府的上层是由一小群贵族长期垄断。那些来自民间科举进士,其中不少也是贵族的子弟。更何况,科举出身的寒士,很难真正进入决策阶层。另外一方面,唐朝的地方官员在回避本籍的制度下,都是外来者,对地方情形并不了解,而且又经常更换职务。因此,汉代地方官员可以担任的回馈信息责任,在唐朝无从谈起。于是,小乱变成大乱,大乱连续不断,那么庞大辉煌的朝代,也就在大群农民的锄头和镰刀下,分裂成许多小国。
总结来说,唐朝的制度并不是一条鞭到底的集权,对于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治理策略,甚至于不同的容忍方式。同时,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在唐初似乎是统一了,但是实质上,南北朝的划分并没有完全消失,“安史之乱”以后,虽然南北都在一个政府的法理统治之下,南北之间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其实相当的不同,这个南北的差异,在中国的后世历史上,延续不断,只是程度的强弱而已。因此,我们一直以唐代和汉代相比,我个人曾经说过,汉代厚重、唐代宏大。厚重,可以说是充实的一块;宏大,却是松弛的一片,汉唐的发展,终究是不一样的。